一
一九四九年夏，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云集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带队，分批乘苏联船只取道青岛、大连，转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章士钊和殷夫人在香港小住一段时间后，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并出席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新中国开国大典。
这时，章土钊决定定居北京。殷夫人那时已决定留在香港，全家就按章士钊的意见立即打点行装北上。十一月下旬，章含之乘火车离开上海。同行的除奚夫人，还有他的大哥章可。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得很厉害。火车遇上敌机常常在白天停止行驶，因此一路上停停走走，至少走了两个昼夜才到达北京。
对于章含之来说，离开她生长的上海是极伤心的事。记得她们上火车站的汽车拐入当时的同孚路（今石门一路）前，她对她最喜爱的那个“作家书屋”留下了临别的最后一瞥，又无限留恋地看着那家她常常光顾的门面不大的糖果点心店从窗外消逝。
此时章含之忍不住哭了起来——她舍不得上海繁华的街道，夜间五光十色的灯光以及那轻轻拍岸的黄浦江水。但一个十四岁女孩子的命运只能由家中父亲安排，不可能一个人独自留在上海。章含之贪婪地看着她心爱的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上海。
章含之晚年回到上海的旧居时，依稀回忆得出当年的情景：“……这儿还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这个是主要的客厅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要离开上海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张照片就在这个台阶上照的，我父亲、我母亲坐在中间，我们全家，我的堂哥堂姐，我站在中间。照片里面，现在恐怕只剩下两个人了。这边是我父亲的律师事务所，他在这里接了很多很多的案子。国共最后一次和谈的时候，南京方面提的名单，共产党都不同意，后来李宗仁专门到上海来拜访我父亲，也在这所房子里头，请我父亲出山，参加和谈的代表团。”
章含之他们到达北京时，已经完全是冬日景象。一九四九年的北京比十四岁的章含之想象的还要萧瑟。街上看不见店铺，所有的门不是紧闭就是挂着厚实的棉帘子，后来她才知道那挂棉帘子的全是商店。
那时候的北京既没有上海那样的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更没有入夜时光彩夺目的霓虹灯。古老的城墙，灰蒙蒙的风沙，妇女的穿着在章含之眼里完全是十九世纪人们穿的那种高领子长到脚面的宽大皮袍子，脸上整个地蒙一块大纱巾，看不清是老是少，是美是丑。她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又禁不住哭了起来，她想上海想得要命！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生活惯了的章含之，非常不喜欢冬天寒冷萧条的北京，很是愁苦。可无论怎样，章含之后来的命运就和这个城市紧紧相连了。
刚到北京的时候，章士钊一家还没有自己的寓所。章士钊对生活条件要求很低，也从不为自己生活之需向党和政府开口提任何要求。他一辈子为人清廉，尽管过他手的钱财数量极为可观，但正像他自己晚年所说的：“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我一生从不富有，但也从不缺钱。”
章士钊参加了政协会议后，又担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当时，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一下子照顾不到那么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章士钊体会到政府的困难，没有提出分房要求，恰好老友朱启钤先生在京的住房较宽敞，盛情邀请他合住，他就拉家带口地搬进了朱家的后院。章家住后院的北房和东房，北房二十多平方米，是章士钊与奚夫人夫妇的起居室，因为没有书房，床下地上到处都堆满了书。东房由大儿章可住，小女章含之只好安顿在连接北屋和东屋拐角上的一间过道里。这过道光线不足，就在屋顶上开了天窗。整个院子没有暖气，一到冬天，每个屋子都得生上火炉，才能抵御透骨的寒气。厨房只有一个，要与朱家合用，做好菜后端进后院有好远一段路。章含之十分留恋上海的住房，那里宽敞、气派，可以到南京路看光彩夺目的霓虹灯，还可以到弄堂口的小书店看书。而章士钊则亳无怨言，而且一住就是十年。
刚到北京的生活，对章含之来说从心理上到身体上都极不适应。加之，她由于中途辍学来北京，进不了学校，心情真是坏极了。
二
章士钊全家迁居北京之后，章含之与她父亲就朝夕相处了。章士钊的生活也与新中国成立前大不一样。他除去每周开几次会议，余下的时间就是会会朋友，也去听听京剧。过去那许多繁忙的应酬少多了，章士钊此时很想重建与章含之父女之间失之荒疏的感情，但章含之却仍然对他冷漠、疏远。
章士钊见女儿总是躲避开他，于是就建议每天教她一篇古文或一首诗词。可惜的是，那时的章含之不愿意和父亲单独相处，心里埋怨他把自己弄到北京来，所以跟着父亲学了没几天，就不愿继续学下去了。章士钊很伤心，又让章含之同她的大哥一起到一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去学习俄语。这时年已七十高龄的章士钊，天天晚饭后还跟着《广播俄语》从头开始一个字一句话地学习。他要两个孩子从老太太那里学回来和他一起复习。可是，章含之去了几次后也不肯去了。
章士钊很生气，问章含之为什么不肯去？她答：“这个白俄老太太一上来就教《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我听不懂。”
章士钊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不好学，什么都不愿学，整天看小说。”
章含之理直气壮地强辩说，自己不喜欢北京，“只要在北京，我什么也不想学”。
章士钊气得摇头说，“没想到你这样不求上进！”
章含之觉得自己十二万分委屈，整天躲在那冰冷的小屋里看小说。望着窗外寒风凛冽的严冬景象，她对父亲章士钊的怨气更大了。许多年过去了，章含之追悔莫及，她谈道：“近年来，听人说，从心理学说，女孩子在十五到二十岁这个阶段有一种逆反心理。家长要她干什么，她偏不干。只是我那时的‘逆反心理’给我一生所带来的遗憾太深了。在我步入中年之后，每当我想到这失去的大好机会总是追悔莫及。父亲是个大学问家，我却把他要传授给我的中国文化瑰宝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患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贫血症’。记得一九七二年我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总理用了‘越俎代庖这句成语，我傻眼了，翻不出来。总理温和地摇头说，‘章行老的女儿怎么都不懂‘越俎代庖’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学啊！’我无限羞惭又悔之晚矣，父亲那时已90岁高龄，虽然我们父女之间终于达到一种冰释和理解，但他体弱耳聋，已不可能教授我这个当年不肯学的不肖女儿了。’
三
话分两头，转眼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圣诞节了，朱启钤孙子朱文榘约章含之当舞伴参加了一个圣诞舞会。她穿着旗袍，头发卷成当时流行的发型，打扮得成熟入时。
就在这次圣诞舞会上，章含之认识了朱文榘的同学、燕京大学经济系十七岁的学生洪君彦，心生爱慕。恰好洪君彦也是上海人，父亲是银行家，两人生活习性相近，彼此都有好感。或许童年孤单和北京寂寞的生活让章含之更渴盼爱吧，这段恋情很快开始……北海水边，未名湖畔，两人谈文学谈小说，很是快乐。
在父亲章士钊安排下，章含之插班进了北京贝满女中。在贝满女中，章含之的老师有陈今言，她毕业于辅仁大学美术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在贝满女中教美术，章含之听过她的课。
章含之就读的贝满女中原是美国人办的学校，因此，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学校领导更加强了在师生中肃清崇美、恐美、亲美的思想教育。
章含之是当时这个学校唯一受帝国主义影Ⅱ向最深的上海来的学生，又由于对北京的一切都不喜欢，所以她和老师、同学都不大来往。老师就认为她是思想落后，留恋大上海。这样，她自然就成了帮助的重点。
在大家的帮助下，章含之觉悟提高的速度是惊人的，思想一下子变得十分激进。她不顾父母亲的反对，坚决要求参军去朝鲜战场。后来学校把名单报到中共北京市委，市委批示说，章含之是独生女，父亲是有影响的民主人士，高级统战对象，不宜去朝鲜。大概是怕她一旦牺牲，影响统战对象和党的关系吧。
章含之的参军申请被拒绝后，情绪十分激动，认为是这个家庭阻碍了她参加革命。于是，她毅然决然向家里宣布：“我要革命！”
章含之决定要从家里搬到学校去住。章士钊听后，默然不语，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母亲奚夫人更是落泪了，而章含之却头都不回地搬了行李，住进了当时已改为“五一女中”的宿舍，连周末都不常回家。
不久，据说章含之与她的父亲章士钊之间发生了一场更大的冲突，带给她父亲极大的震动。那是在一次肃反运动中，学校党组织号召团员、进步青年揭发自己周围及家庭中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和事。运动一开始，章含之就跑去揭发自己四十岁的大哥章可有支持希特勒纳粹党的“反动言行”。因章可三十年代随母在欧洲生活过十年，希特勒、墨索里尼上台的前后，他正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油画。他那时正是年少气盛之时，看到了纳粹党兴起时狂热的日耳曼民族情绪，可能受了一些熏染，产生了对希特勒的一些模糊认识。据此，等到要章含之揭发大哥时，她认为真正革命，一定要“大义灭亲”，但是她并不懂得这种揭发要充分调查，要实事求是，不能凭闲聊的内容就下定论。于是，章含之就把章可平时与其谈到的对希特勒、纳粹党的那些描述都给揭发了。
其结果是，章可被隔离审查了一些日子，要他交出纳粹党党证。他当然交不出来。最后章可被放回家，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院长的职位从此也丢了，他放出来后和章含之这个革命小妹妹十年都没说过一句话。
这年十月，毛泽东举行国庆招待会，十五岁的章含之跟着她父亲章士钊去了中南海，不过听不懂大人之间说些什么……章含之对此的回忆是：
那是1950年的国庆节。毛主席在中南海里（好像是怀仁堂）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被邀请的客人很多。那时我随家里人刚从上海迁来北京不久，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四岁女孩子。我不记得为什么那个招待会请的客人中不少人带了自己的孩子去，反正父亲对我说要带我去见见毛主席。当时，我对于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大都市的生活充满眷恋，因而对北京的一切也就充满敌意和那种少年时代极易产生的逆反心理，所以对于后来被人们视为殊荣的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并不感到激动，只是为了不违逆父亲的意愿随便去看看热闹而已。父亲带我到大厅时，已是宾朋济济，许多人等候多时了。稍许，高大的毛主席朝父亲走来。他们握手寒暄，互致问候。父亲指指我说：“这是我的女儿，带来见见毛主席。”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真是荒唐至极。我只是对毛主席看看，点点头，因为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以往家里人从来都告诉我叫谁“伯伯”叫谁“叔叔”，我不懂称呼职务的习惯。倒是毛主席以长辈的姿态拍拍我说：“好嘛！好嘛！有多大了？”还是父亲代我作答，我几乎一句话没说，那倒并非畏惧，只是不知道该跟这位大人物说什么好。于是，主席笑着对我说：“你父亲是大学问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噢！”我还是笑笑，点点头。父亲又与许多人握手，大概有不少中央领导，但我都不认识。我只是觉得很无聊，周围全是大人们在讲话。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带着江青走过来，给父亲介绍，他们似乎也是初次见面。这时毛主席转过来对我说：“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我提议，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再回来。”我挺高兴能从这群大人们中脱身。于是江青笑着要我跟她走。在朝大门走去的路上她又招呼了几个孩子，加上已在门口等候的十多个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一群，就跟着江青在中南海里兜转。走了一段路后，我们来到一个好像花园一般的院子里。
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会儿，江青说该回去吃饭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回到大厅。直到晚宴结束我才又见到毛主席。他和客人们握手告别。那时的毛主席在我印象中特别高大魁梧，坚实沉稳，同我后来的感觉有相当的差异。
章含之怎么也没有想到，对于她今后的命运，毛泽东会起那么大的作用。
一九五一年，洪君彦参加土改去了，章含之与他鸿雁传书，感情亲近。
一九五二年，洪君彦大学毕业，到中央财经学院任政治助教；章含之也参加了共青团。中学期间因为学习鲁迅批章士钊的文章，对父母非常反叛，也拒绝学习历史和传统文化。
一九五三年，洪君彦开始在北大任教，并入党；十八岁的章含之带着洪君彦见了父母，门当户对，家人很赞成，于是订了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