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学时代，章含之还时常做着话剧演员梦。一直以来，章含之酷爱话剧，曹禹的《雷雨》《日出》只要公演，她一定去看。
那时，章含之非常迷恋话剧。上海有名的兰心大剧院就在章含之家附近，只要那里有新的剧目上演，她是必定要去看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没有电视剧，但是有广播剧，上海有一个“民生广播电台”，每天下午广播话剧。章含之跟家庭教师做完功课正好接上开播，几乎每天不缺。后来播了一个话剧《水仙花》（这是根据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改编成中国内容的一个剧本），这时章含之大约只有十二岁，但她听得如痴如醉，常常泪流满面。
当时，扮演女主角的演员叫白荷，用现在年轻人追捧明星的话说，章含之是百分之百的白荷的“粉丝”。她特别想见见这位心中的偶像。民生电台就在章家斜对面。有一天，当章含之这位“小粉丝”在听完一集之后，狂奔到电台门口苦等白荷出现。她最终出来了，她不漂亮，很普通，但章含之已经觉得很满足。因为剧中的那个女主角就是那么平凡却有着美丽的心灵。章含之经常做着美丽的梦——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会出现在兰心剧院的舞台上，“我是陈白露，我是四凤，我是简·爱……”巧得很，这些都是悲剧人物。现实中，喜爱悲剧的人，往往思想比较深刻，悲剧的色彩或许暗合了她的某种心理或者性格因素。
但是有一天，章含之当演员的“美梦”被无情地粉碎了。有一次，是章士钊偶然得闲的片刻，他突然问章含之将来想干什么，章含之脱口而出说想演话剧。没曾料到章士钊大为不悦，教训章含之说：“你怎么这样没出息？！章家门里不能出戏子！你如果去演戏就不要进章家的门。你应当好好读书，将来我送你去留洋。这才是我希望的。”
章含之听了委屈极了，就是不知道演戏有什么不好，心里想：“为什么你可以娶‘戏子’（父亲的三夫人殷德珍原来是京剧武旦出身）而不许我演戏？”她当然不敢吭声。难得的一次父女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她知道演戏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章含之原本和父亲之间交往就很少，这次短短的谈话之后，女儿对他更加敬而远之。那次章士钊的训话，使章含之又伤心又不服气，以致那次谈话的氛围多年以后还留在她的记忆中。
二
章含之是一九四六年夏天升入位于淮海路附近的震旦女附中的，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在战乱中被迫停学，前后不到三年。
章含之虽然在震旦的时间总共不到三年，但震旦在她青年时代留下的记忆却是抹不掉的。
震旦女附中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学校的规矩特别多，吃饭的时候还要感谢主的给予什么的，章含之挺烦的，因为她不是天主教教徒，所以她不太遵守学校的许多严厉规定，大概是被认为比较顽皮不听话的一类。后来她们几个学生就管家里要了钱，每天在淮海路自己吃饭，然后就在外头逛。
学校里有一件事情，章含之的印象特别深刻，她说：“记得那时我最不喜欢女校必修的‘劳作课’，要学刺绣。每次上课，我都从家里拿样半成品装装样子。到了期末要交成品，只得从家里拿个新绣好的枕套交差，没想到被列入‘最佳作品’展览，使我第一次感到弄虚作假的无地自容。”
不过，章含之却很爱学校里的语文课。这大概同她爱读文艺作品有关系。学校里有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思想也很先进。在上海即将解放的前夕，老师给大家出了一个作文题：《假如上海成为孤岛》。老师的引导很明显是对上海改朝换代寄予希望。
章含之那时当然对共产党、解放军一无所知，但对当时上海的许多社会现象有一种模糊的不满——上海十里洋场的奢华和街头乞丐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军士兵抗战胜利后处处趾高气扬，欺侮百姓。于是她就在作文中说上海也应当变一变了，真正成为孤岛也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天地。
后来，这位语文老师在班上说，章含之的作文写得好。这大概是她最早的对变革的一种蒙咙向往吧。
说起自己的母校，章含之充满感情，她说：
昔日的震旦女附中如今早已是上海著名的向明中学，但是怀旧的情绪使我每次住在“新锦江”，散步从向明中学门口路过时，总要向里面张望，似乎希望还能找到一点童年、少年时的回忆。（我还在震旦附近的圣心小学读过三年书）可惜这种回忆已经很难找到了，校园是陌生的，一群生动活泼的男女学生更不再是我们那时穿浅蓝色旗袍、白袜、白鞋的淑女时代了，毕竟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已经流逝了。如今震旦不久即将纪念它的百年诞辰，我这个当年的学子曾得益于震旦严格的教学和管理，如今从校门外见到欣欣向荣的向明中学，我祝福向明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三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在上海的那几年中，章士钊的律师事务非常繁忙。一九四五年下半年及一九四六年，他接办的许多案子是汉奸案。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政府控制了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他们虽然消极抗日，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又俨然是胜利者，抓了一批汉奸关起来并且在法庭审判。
被关的大汉奸中有不少是章士钊过去的朋友，如周佛海、梁鸿志。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一九四五年章土钊从重庆回到上海，周、梁等人却成了阶下囚，他们的亲属都请求章士钊为他们出庭辩护。他接办这些案子，心情必定是复杂的。
章士钊这时是个大忙人，他当年也确实没有时间来关心章含之的成长。他每天要会很多客人。大部分是当事人，但也有其他各界人士。章含之回忆说：“记得有一次，家里人们很激动地说：梅兰芳正在楼下会客室与父亲谈话。我那时也跟着大人学过几句京剧青衣，不过是程派唱腔的《锁麟囊》。听说大名鼎鼎的梅兰芳来了，我也随家中佣人跑下楼从客厅旁小过道的门缝里看到了举止优雅的梅先生。后来，大约到了一九四八年，或一九四九年年初，父亲有几次会客时很神秘，关照一切人不得入内。有一次我闯了进去拿我遗忘在钢琴上的书，被父亲训斥出去。我偷眼望了一眼客人，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才听父亲说那时共产党派人与他联系，父亲正在从事国共和谈的筹备。一九四九年四月，他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来北平与共产党谈判时所带的秘书金山同志，就是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地下党员。”
不过，在章含之的印象当中，父亲章士钊那时也有需要她的时候。那是他要写字，就叫章含之从另一端替他拉纸。
章士钊是位大书法家，向他求字的人多极了，从大店铺的招牌到社会名流的寿屏，各界朋友索求“墨宝”，家里送来的各式宣纸多得堆成小山，真是应接不暇。章士钊稍一得空，就开始写几张“还债”。说是“还债”，但其实一写上字，是最好的休息。他很喜欢写字，一写起来全神贯注，忘却了他要处理的千头万绪的事务。
每当这时，章士钊就会想到女儿章含之，把她叫去先替他研墨，然后在另一头替他拉纸。章含之其实很讨厌这项工作，因为章士钊一写上瘾就是一两个小时，替他拉纸简直是种惩罚，既不能快又不能慢。快了，他还未欣赏完自己所写的哪一个或哪一行字；慢了，他又等得不耐烦。不过每当他写字有求于章含之时，他总是很和蔼，高兴起来，还给奖励。
章含之把章士钊奖励的辛苦钱，同春节时给长辈拜年所得的压岁钱存放在一起，舍不得用。她妈妈奚夫人说钞票贬值，不能存在钱包里。于是，奚夫人替女儿去囤积了几箱子洗衣服的肥皂，说是涨价后卖掉就赚钱了。后来内战局势紧张，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货物奇缺，奚夫人把那几箱子肥皂全用掉了，始终连本钱也未还给女儿，这就是章含之一生唯一一次失败的“经商”经历。
从一九四八年开始，局势日趋紧张。对于当时仅只十二三岁的章含之来说，只是蒙陇地感到世界上在动荡变化，她并不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和谈代表之一的章士钊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时，她才意识到这场战争波及到了自己的家庭。她父亲动身之前，奚夫人非常紧张，生怕父亲此去凶多吉少，有去无回。章含之记得父亲安慰奚夫人说不要怕，会有人照料的。他开导奚夫人说和谈是国家大事，他希望出把力，把战争停下来。
在章含之印象当中，章士钊去了北平后，杏无音信，接着就听说和谈失败了。她回忆道：“随后，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自从和谈失败后，我们家开始受到国民党人员和特务的骚扰。有时深更半夜来敲门，说是查户口，大概是怕我们全家逃走；有时又派要员‘拜访’母亲，劝说她立即去台湾。记得有一次来人吓唬我母亲说，父亲已经被共产党关起来了，如果上海‘陷落’，共产党是一定要杀我们全家的。他们要母亲立即带我去台湾。有一次他们来对母亲说共产党野蛮得很，共产共妻，我这么大的女孩留在家里很危险，她如果坚持不走，也可先把我送去台湾！还说共产党斗争有钱人，不许妇女穿皮大衣。在北平，凡妇女穿皮大衣者，都被罚在街上像动物一般爬行，等等，等等。那时母亲被吓得够戗，但她却异常坚定地拒绝了带我去台湾的机票。她说等不到父亲的消息，她哪里都不去。”
四
一九四九年四月国共和谈时，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了国内和平协议，但文本送到南京后，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致使和谈破裂。
看到这一结果，章士钊已经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先去香港。这年五月，章士钊同另一位和谈代表邵力子联名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信中说，中共让步不算少，而国民党中两派不愿和平，八项诺言说过又不算了。他与邵力子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
继试图说服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之后，六月，章士钊又写信给当时的湖南省主席程潜，劝他起义，和平解放家乡湖南。此时，毛泽东也密电程潜，欢迎他起义。程潜深明大义，后来与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新中国成立后，章土钊与程潜均为湖南省元老，又同心辅助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他们经常同时受毛泽东邀请去作客，成为毛泽东在民主人士中的好友。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时，章士钊远在香港，只有章含之和她妈妈奚夫人留在上海的家里。在决战的前夜，她们听着远处激烈的枪炮声，彻夜未眠。可能因为自己的父亲留在共产党那边了，所以章含之对这场解放上海的激战有一种亢奋的心情，说不清为什么希望共产党早点进来。
激战之后的清晨，在章家看门的工人从街上回来说，上海解放了，马路人行道上睡满了解放军战士，有些学生在散传单，叫大家热烈欢迎解放军。奚夫人仍是十分惊恐，不准章含之出门。
就在这天下午，几个解放军来敲门要见奚夫人。他们非常客气，说奉上级命令前来保护的，怕国民党在上海的残余势力暗害。其中为首的那位军人对奚夫人说：“章士钊先生一切都很好，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朋友，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奉命保护章先生在上海的家属。”他要章含之母亲不要害怕，他们将派四名解放军战士轮流二十四小时在章家门口值班。奚夫人听后松了一口气，再三道谢，还按旧习惯，唤佣人上点心。那几位解放军急忙站起来告辞，说有纪律，不能惊动老百姓，更不能吃点心。章含之和家人非常感激解放军的关心。
对于自己的故乡上海，在章含之心中，一直十分怀念。因为章含之和乔冠华的爱情传奇，因为章含之在当年中国外交舞台上的迷人风采，许多人都误以为章含之是北京人。其实，章含之恰恰是一位纯粹的上海人，至今她还能够讲一口非常标准的上海话。她说，到了上海，就有一种“家乡的感觉”。谈起上海，她总是饱含深情：
我只要一到上海，就会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那种空气，那种氛围，真的很喜欢。尽管我已经在北京住了五十多年了，但就是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感觉。
我非常喜欢上海的小马路，喜欢弄堂口的小店，喜欢看着一群人讲着上海话在马路边上聊天。甚至还喜欢看一家家的竹竿上晾满了的衣服。所有这一切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家乡的感觉。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时候我每天上学都要穿过茂名路和长乐路，沿途会经过一个小教堂。虽然我不信教，但我特别喜欢教堂。
我们学校的后门就开在淮海路上，附近有一家面包房。在我的记忆里，这家面包房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刚出炉的刚烤好的很香很香的面包，很遗憾的是，当年那种诱人的面包香味现在怎么也闻不到了。记得每天中午我都在外头流浪着吃饭，常常就是在面包房里买一只面包边走边吃。学校附近还有一家饭店，一进去就有一个葡萄架，在我这样一个小孩子的眼里看去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漂亮了。再往前走一点还有一个吃阳春面的地方，我偶尔也会光顾一下。然后就是现在的国泰影院了。
我少年时代的回忆都留在这些路上了。我曾经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大事件，有不少已经淡忘了。可奇怪得很，这些儿时的小细节却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一个不小心它们就会探一下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