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适应工业迅猛发展的需要，提高了对人才的要求，反映在教育上，也出现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试验，以改变传统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培养富有个性的、有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能力的人才。这股教育试验的浪潮也波及中国，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界一些人士曾热心地模仿国外的一些做法，进行试验和改革。如何正确对待国外的教育试验，又如何结合我国实际进行试验，是多年来我国教育界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很现实的实际问题。林砺儒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敢于面对现实，大胆地提出看法。在这方面他也有很多中肯的、实事求是的主张，对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
首先，他提出试验世界教育名家曾经试用有效的新法，必须先加一番精细的讨论，务求适宜于自家学校的特殊情形，方可着手。在他看来，教育的试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试验，教育试验的对象是具有人格尊严的儿童，是国家之未成年的公民，而人格是不能随便拿来当作试验品的；自然科学试验失败了不过是糟蹋一些材料，浪费些时间，而教育试验者轻率从事，将会残害儿童的人格。他认为，进行教育试验，事前必须：于学理上有精深的研究、讨论；于实际情况有周到的考虑，务求适宜；经过虚心静气的会议协商；准备充足的应用工具；试验动机应是纯粹为儿童求实益，决不是替学校博虚誉，更不是为教员个人出风头。他说：“苟未有十分把握，凭一时的联想，或趋时髦而轻于尝试，便是妄动，”“若为教员自己出风头博虚誉，而敢于妄试，则简直是不道德的行为”。他批评事前无充分考虑和准备，随便尝试的做法，是误人子弟，是“教育法的罪过”。他指出，“趋时髦，盗虚声而试新法”，乃是“近日教育家所易犯的毛病”。
那时有人往往以为研究、试验就一定要出新花样，他说，这是误会。譬如，自设计教学法等思潮输入以来，国内教育家便异口同声地诽谤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其实真正知道五段教学法的人并不多，热心运用这五段教学法的也没几人。他认为，研究不一定要改头换面，“真正的教育就不必时时换招牌，改颜色。”他主张未立不破：“要批判现成的科学，只能凭借更高一步的科学。”他说，我们教育工作者若轻视现成的教育科学、儿童教育的理论，甚或只凭主观的臆测或片断的经验类推而抹煞现成的科学理论，以自夸创造，那将难免轻率误事。他对教育试验所抱的实事求是和谨慎从事的态度，是对青少年一代高度负责精神的表现，是十分值得提倡和发扬的。我们轻率地从事教育试验的情况太多了，所吃下的苦果也太多了。
为了防止教育试验的失败，他强调教师要重视原理的研究，要克服思想懒汉的毛病。他说，学习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应重视掌握原理，而不可过分迷信教法的形式。“墨守形式而忽视原理是思想懒汉的通病”，而一些教师一向易犯这种毛病。他举例说，在五四以前，有人学习赫尔巴特派的五段教学法，弄得有形无神，笑话百出。五四以后，受美国教育思潮的影响，放弃了五段教学法的形式，竟又信口开河，漫无理路。解放后，学习苏维埃教育学，重视课堂教学，但又拘泥于几个教学环节，不敢越雷池一步，竟将再蹈昔日五段教学法之复辙！他说：“既不精通教材，又未能掌握教育原理，而徒欲乞灵于方法的形式，那是思想懒汉的手法。”他主张，对以往世界上流行的各派教育学说，各种教育制度、教育方法，“都必须经过严密的批判、扬弃，而决不能像旧时那样盲目地摹仿抄袭。”
为了有效地进行教育试验，寻求出最佳的教学方法，他主张教师要有“教育爱”。什么叫“教育爱”？他说：“教育工作者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类，因而热爱新的一代；为得更好地教育儿童，就热爱一切有关的科学，以求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这叫做‘教育爱’。”同时，他也指出：“教育爱决不是一副单纯的软心肠，而是为着祖国的前途，为着孩子的前途，为着科学的真理，而不厌烦地寻觅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不达目的决不罢手，这里面含有大慈悲，也含有大智能和大果断。所以说，最良的教育方法存在于最优的教育家人格中。”他认为现代教育理论尽管今后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也不可能得到像工程学那样任便应用无讹的公式。因为工程学的对象是一些无生气的物质，而教育工作的对象是活的儿童。这里面包含着生理的变化、心理的变化、一切社会关系和历史文化的影响，这种发展过程十分复杂丰富又变动不居，不可能有何时何地都可通用的公式。往往一种教育方法对这个儿童有效，对另一个就无效；同一个儿童今天适用这种方法，明天就未必适用。即使它是教育的验方，若运用起来，也还要存于教育工作者的心。往往有教师批评儿童的错误而儿童无动于中，而换一个教师，孩子却感动得鸣咽流泪，这里的区别就是在热爱够不够。所以，他强调教师、教育工作者要有“教育爱”，要深入地了解儿童，在儿童发展的过程中，看出活的生理学，活的心理学，从中取得精良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教法达到“鬼斧神工”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