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春季，北京国立八校（北大、北京高师、女高师、法政专门、工业专门、农业专门、医学专门、美术专门）教师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了轰动全国的罢教罢课索薪斗争。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教育部只是一座冷衙门，教育经费只是军阀们的残羹余沥，而且年年积欠，教师基本上领不到当月的工资。在这次大罢课中，师生与军阀相持了半年，到了秋季开学，问题才勉强解决，学校领到了本月份经费，这是军阀统治时期，教师们领到本月工资仅有的一次。不久，学校又立即陷入巧妇无米的状态了。林砺儒亲身参加了这场斗争，激起他来研究教员待遇问题。当时国内尚无人研究此问题，一点儿基础也没有，他却毫不畏难，一面详考各国有关制度，一面深入思考问题之所在，终于写出了《教师待遇问题》一篇专论，发表在1925年12月29日北京《晨报》上。这是近代我国较早系统论述教员待遇问题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今天读来，仍有很大启示意义。
林砺儒认为，教员待遇问题，在文明国教育行政上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大抵都有很详细的规定，而中国办学近三十年，竟未曾注意及此，确是一件怪事。他指出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如果教员待遇漫无规则，那么一国的教育就会受到很大的危害，出现极大的危险。因为教员若过于清苦，必至有志气、有才力的人都不愿做教员。而假使一国之内，都让那些无用、无出息、无能力的凡庸之辈去担当教育儿童青年的责任，则是再危险不过的了。另一方面，如果当教员太容易，也会出现种种弊端：有的官僚大绅，一时无法活动，就暂借学校作退隐场；有的野心政客，未得志时，看出学界可以布置潜势力，教育可以做政治的敲门砖，就钻入学校里混一混；有的无聊陈汉，就靠学校做啖饭处；有的无意识地吃几年教书饭，一旦别有机会，便飘然引去。让这样一班毫无从事教育决心的人随便插足教育界，也是十分危险的。
什么是教员待遇问题呢？他说：“国家对于教员之任用，要有相当的规定，于他们的位置，要有保障，于他们的地位，要表示尊重，于他们的生活，要有周到的维持，这就是教员待遇问题。”因此，教员待遇问题，不只是一个教员工资的问题，而是包括有关教员的生活、工作地位、作用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
林砺儒赋予教员以很高的地位，他把教员与军官的地位相提并论。他说：“一个国家要维持自身的生命，至少对两种人要特别待遇：一种是军官，为国家防卫生命的，又一种是教员，为国家发展生命的。”而教员之不可随便雇用，当更甚于军官。因此，他认为，国家对教员应有相当的报酬。这在各国皆有极周详的法令。就狭义的教员待遇法来说，他提出至少应包括这么五项：第一，地位保障。国家对于授职教员之地位，要有一定法律为之保障。
第二，荣誉。教员有享受国家赠勋给章之权利。
第三，俸给。教员之俸给，初任时较薄，以后按年递增。要区别本俸与职务俸。本俸系按教员之官阶而分级。至于职务俸，系任职所得之报酬，按职务之繁简及经济之必要而有差等。本俸与职务俸之和，即教员俸给之总计。此外，因任职特别繁，或任地特别偏僻，得给特别加俸。中小学教员还应给住宅或住宅费。老学校不易备房屋，则给住宅费。此外，还应有旅行、参观等实际支销之费用。
第四，修养向上之机会。要规定任职若干年，得休职而往就学一两年，在此期内仍给本俸，不仅大学教授，而且中小学教员，都应有此机会。
第五，教育子女之可能。国家对于教员之子女，都应负教育之义务，宜规定入学于国立公立学校，一律免费。
总之，林砺儒认为，教员是国家的公职，他们的任免和俸给，应有法令规定之。同时由于教员受国家之优待，也应对国家有公法上的关系，担负一定的责任。他提出教员的责任至少有这样几点：第一，尽职。所谓尽职，就是不限于教书，凡学校重要职务以及视察、调查等责任，皆应负担。
第二，限制营业。以营利为目的之业务及有收入之兼差，倘有妨害于教员本职者，皆不应兼营。
第三，惩戒处分。教员若有溺职及玷污品格之行为，当然应受处分。若其行为不止于溺职及玷品，则刑事上及民事上的责任，是不免的。
林砺儒特别提到，国家对于授职的教员，宛如军官，应有征发调遣的全权。如我国新疆等地方教育，急待振兴，而本地人才又苦不足，一时又不能培植出来，就可以由内地选拔优秀、富经验的教员前往效劳。
林砺儒的上述主张，早在1925年就已提出来了。今天看来，对制订新的教育法和明确教师的权利、义务，仍然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