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主持商务印书馆而闻名遐迩的张元济，本是前清翰林，他在取得功名、踏上社会之初，就遇到了戊戌维新。他曾为变法出谋划策，而风云变幻后的结果，却是“革职、永不叙用”。但这一时期所确立的“要实行新政，必先启迪民智”的观点，成了他终身的奋斗目标。此后他便投身商务印书馆，办图书馆，以出版物哺育一代代知识分子。一位淡泊的人，一生却充满了传奇。清帝光绪于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决定变法。两天以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以“国是既定，用人宜先”，上奏折“密保维新救时之才……委以行新政而图自强”。徐在“密保人才折”中推荐了五人：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和梁启超。他对张元济的推荐语为：“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光绪帝立即命康、张两人于6月16日预备召见。
当日黎明，康有为先被召入，一小时后退出。尔后再召张元济进入勤政殿的东偏室。光绪先问通艺学堂有多少学生，学什么功课。张元济回答先学英语及算学。光绪说外交事关紧要，翻译一定要重视，现在讲求西学的人太少。又问有没有开设铁路课程，张元济说通艺学堂没有开，将来开办大学堂，必须设立。皇帝的声音颇低，但是语气和蔼。他不断叫张元济畅所欲言，不必有所戒惧。张元济见气氛较为宽松，就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必须赶紧预备人才，洋工程师断不可靠，应该责成大学堂认真造就。张元济建议光绪注重翻译，确是关键所在，如果驻外公使、领事都能得人，外交一定会渐见起色……张元济还请皇上坚定变法意志，不要听信异说；希望延见群臣，宣传提倡变法之要，以减少阻滞……
皇帝着意倾听，不知不觉谈了很多。召见的时间不到三刻钟——这对品级很低的年轻官员已是一次特别的恩遇了。因为按规矩，非四品以上大臣，是不能召见的。
9月5日，张元济又给光绪帝上了一份主题为“时局艰难，变法自强亟宜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的奏折，全面陈述了他对变法的见解，并对今后的国家行政、政权建设，提出了五项建议，每项有详细的要点和步骤，全文七千字。此时已是百日维新的后期。张元济其实对变法的结局已有所料，但仍然提出了如此之多的建议，不仅十分大胆，主要还是出于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品性；另一方面，也是为报光绪的知遇之恩。
9月21日，慈禧再度垂帘，光绪被软禁，变法失败。此时，一介儒生的张元济居然又去见了李鸿章，声称，如今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或许会对皇上别有举动，此非社稷之福，中堂大人一身系天下之重，若能说句话，或可有转变希望。老谋深算的李鸿章被惊呆了，睁大眼睛看着张元济，什么话也说不出。张元济黯然退下，不再多说。
谭嗣同等六君子遇害后，一时间天天有人被抓。外面也谣传马上要逮捕张元济。为不让在家老母受惊，张元济就天天到衙门上班，早到晚退。一个半月后，张元济与王锡蕃、李岳瑞同处“革职，永不叙用”。张元济见到官报，送给母亲看。母亲处之泰然，说了句“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11月初，张元济举家离京到上海，开始了另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
他晚年曾对儿子说，自己一生见到过5位第一号人物：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他觉得光绪虽然懦弱，但还是一位想把国家搞好的皇帝。他对光绪始终抱有难忘的知遇之情。
张元济一生不曾参加任何政党和组织，“君子不党”是张元济一生遵守的处世原则。
早在百日维新之前，张元济任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被维新官员翰林院侍读学土徐致靖以“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相推荐，与康有为同日被光绪皇帝召见，参与变法。可是张元济认为“余与长素（康有为）政见不尽相合”。他认为“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没有一批维新的官吏及近代管理人才，新政无从谈起。特别是他看不惯康有为虚张声势的急进姿态，及百日维新中天天下新诏令这种漫无步骤又操之过急的做法，他在给光绪上的奏折中说：“虽曰变法，终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实际也，凡行事有一定秩序，非预为布置。握要以图。”此外张元济不能容忍维新人士道德上的缺陷。章太炎曾经这样评论维新人士的个人品质，他认为谭嗣同、杨深秀“卓厉敢死”，无可挑剔；而林旭轻薄“佻达”，杨锐“颇圆滑知利害”。在维新人士炙手可热时，巴结他们，向他们馈赠以求高升的不少，而杨锐特别热衷于此，“馈献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恋之不能去也。”张元济自然离他们而远去。虽然张元济在某些方面与章的看法不同，如林旭，张元济在与之接触中，感到他“绝无浮嚣气”。而对康有为的为人处事颇为反感，他在听了康有为在成立保国会时的演讲后，就对汪大燮说：“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这个看法自然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可是他说起康有为在刻书时，“惟每说及己，则称康学，而康字必大余字数倍”，以自夸炫耀，却是有根据的。因此在维新变法中，张元济不去依附康有为，不入康党，是公认的事实。在变法失败后，张元济是这样概括评价康有为的：“康固非平正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
其实“君子不党”是我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原则。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为了保持社会的整体和谐。不能容许为谋私利而内争，而应讲求仁义礼让，处事公道。通过对张元济道德人格的剖析，可以了解中国一代开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及人格特征。
变法失败，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此后他决心不入仕途，投身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出版扶助教育为己任。先后有清邮传部尚书岑春煊邀他到邮传部任职，军机大臣瞿鸿禨保荐他出任学部左参议，民国初年袁世凯授意熊希龄组织“人才内阁”，请张元济出任教育总长，均被他谢绝了。在他建国后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所述，“1906年清学部奏请开复原官，调入该部参事厅行走，又由外务部奏调开办储才馆，派充提调，因与唐绍仪意见不协辞职南返。”他一生坚守道德人格，不愿介入肮脏的官僚政治。“君子不党”这种对政治斗争的超脱态度，自然反映一名清末进士的内心高傲，然而他主张的“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又包含了他把国家、民族作为整体认识的合理内涵。
张元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在上海首创通艺学堂，博采西学书籍，发行维新报刊。1898年6月，他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戊戌变法后被清廷革职，随后到上海致力于文化出版业。1903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此外，他还先后主编和出版了《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等多种教科书。
抗战时期，张元济身处上海沦陷区，但他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拒绝同日本人会面，不与汉奸交往。抗战胜利后，又坚决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政策。由于张元济经历了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三个黑暗统治的时代，所以他渴望光明，渴望解放，对新中国的诞生，抱着满腔热情。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拥护毛泽东主席。
在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纪念室里，悬挂着一张毛泽东与张元济的合影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扳着手在讲解，张元济认真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
1949年9月，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以72岁的高龄，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对人民的休养生息、祖国建设等重大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还代表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出版部门协商如何尽快地实现公私合营。
在所有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毛泽东对他可谓极尽礼遇，不仅两次召见，而且10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开会结束时，还亲自“送于门内”。
9月19日，张元济应毛泽东的邀请，由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陪同，和毛泽东同游天坛。一路上，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泽东请张元济坐在他身边，询问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但也流了不少血，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他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科学大全》这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印书馆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俩人越谈越融洽，一点没有拘束之感。当晚，张元济回到饭店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儿子问他的感受，张元济说：“我有点兴奋，今天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觉得毛泽东主席有学问，有胆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