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教科书之外，张元济还通过以下方式传播新文化，支持教育事业：编撰出版大批大型工具书，如《华英字典》、《辞源》及其续编以及各科中外文专业工具书；翻译出版西方名著，最著名的是严复所译名著和林纾所译小说的编译出版，在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影响很大；创办各类各科杂志，如综合性的《东方杂志》，介绍外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讨论国内教育问题的《教育杂志》，文学界的《小说月刊》等等，团结了大批学人，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与教育界人士合作，这一方面，值得说明的是张元济与蔡元培的厚谊。蔡元培为商务编写教材出过大力，有不少著作和译作经由商务出版，且有很多文章发表在商务的杂志上。张元济则通过出版业支持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改革，向蔡元培支付丰厚的稿酬，甚至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期为教育部提供经费。二人均以教育救国为己任，可谓殊途同归，相辅相成。
创办图书馆
张元济一生创建和参与兴办了三个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
通艺学堂图书馆是我国有记录的最早的图书馆，张元济设此馆的目的是“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他负责图书采集，并亲自制订图书馆章程和阅报处章程，声明“馆内所备各报专为方便同学广益见闻而设”，向社会各界免费开放阅览室，还规定“每逢星期日，午前9点钟至10点请教习于西方馆中择要演说”，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张元济创办的第二个图书馆，是包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东方图书馆。从1904年起，他为之尽了心力，可惜1932年被日军投弹焚毁。张元济在《东方图书馆缘起》中谈到了他建立此馆的目的，其中一条即是：为社会服务，达到扶助教育。他说：“夏（瑞芳）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又说：“今海内学者方倡设立图书馆补助教育之说，沪上为通商巨邑，天下行旅，皆出其途，黉舍林立，四方学子负笈而至者，无虑千万，其有需于图书馆者甚亟。是虽权舆，未始不可为土壤细流之助。”东方图书馆免费供社会公众阅览，在上海掀起一股自学之潮，推动了广泛的社会教育。
1939年，张元济在内忧外患、国弱民穷之际，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他以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为己任，殚精竭虑经营了14年，于1953年将之捐赠给上海市人民政府。他认为这样才能“俾可作有计划发展”，也是完成了他“但愿先以一人之力从事收罗，俟机会到来，再以公之于众”的生平夙愿。
张元济是中国现代出版业和图书馆业开辟之人，学识渊博，尤精于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同时又是一位热衷于教育事业的爱国民主人士。创办新学校，他以“兴学为先”为指导思想；经营商务印书馆，他以“昌明教育生平愿”为宗旨；建设图书馆，他以“扶助教育”为目的。一生以出版辅助教育普及，以教育推进出版事业的发展，相得益彰。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昭示现代社会：关心教育，发展教育，不一定直接从事教育事业，完全可以通过其他行业来“曲线救教育”；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方式也许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教科书的同时，也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著作。为了保证质量，张元济聘请了许多有学问的人当编辑，而作者大都是一些当时的著名学者，如严复、林纾、梁启超、蔡元培、丁文江等。同时，张元济还善于培养青年，发现人才。商务印书馆的作者群中，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鲁迅、巴金、冰心、李大钊、朱自清、费孝通……他们为了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了在中国倡导新知新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印书馆亦功不可没。
在大量介绍西学之时，张元济也在为整理、保存祖国文化遗产而努力。在他的心中，他从未把西学和传统文化遗产对立起来，他就是要让中西文化沟通，促进祖国文化的发展和光大。
“我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之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张元济为了保存文化遗产，无怨无悔地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特别是在1926年退休后，更是专心埋头于影印工作。《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编》……数十部古籍凝聚着张元济的数十年心血，其间几番磨难，几多甘苦，旁人如何理解。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还搜书藏书，当时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大量藏书，吸引了众多学人。
近代中国，国贫民困。一代代仁人志士探索奋斗，寻求强国之路，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文学救国……张元济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教科书和学术、文学、科技著作，为实现“智民”之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当人们提及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历史功绩时，不能忘记张元济这位出版大家、教育家。正如茅盾在张元济90寿辰所写的祝词中所说：“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记录菊生（张元济的号）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环球考察教育
1910年3月至1911年1月为期十个半月的环球旅行考察，给张元济开阔了视野。此行目的为获得欧美、日本有关出版、印刷方面的现状，使商务成为世界先进的印刷单位。同时，他对各国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作周密详细的考察。
1910年8月27日张元济给陶葆霖、高梦旦书（发自柏林），“在柏林约看学堂有30处，实非他国所及。凡剃头、扫街、送信、卖肉之徒，均有特别补习学堂，就其所业而教之。其教送信的人，即教以邮政之事；教铁店学徒，则教以铁之历史；教鞋匠则教以人足之构造及皮革之种类及应用之法。此仅就弟所亲见者言之。凡分门一百有二，即柏林一区，在柏林之中心，学生有三万三千人，岁费一兆马克，能毋令人惊讶。至盲哑学堂之外，又有顽钝学堂与残废学堂。城市学堂之外，又有山上学堂、林中学堂，真有观止之叹。归国之后当纂述成书。”
1911年6月20日学部奏设中央教育会，派张謇为会长，张元济、傅增湘为副会长。6月30日致梁启超书，谓“学部奏设中央教育会，其意亦欲集思广益，以谋教育之改良，而图行政之统一。维所拟章程未必尽是，而用心尚属可嘉。弟被任命为副会长，事关公益，不能不摒挡一行。”7月15日中央教育会开幕，到会百余人，学部大臣唐景崇致开幕词，张謇演说，会上散发正副会长签署之组织研究议案会传单，规定议案必须预先讨论确当才交大会。7月16日开预备会，自7月17日中央教育会第一次会议，至8月12日第七次会议，由张元济主持，“历时30天，议决案12件，内有‘国库补助小学经费案’、‘义务教育章程案’、‘变更初等教育法案（一）小学手工列为必修课；（二）初等小学不设读经讲经课；（三）初等小学男女同校’等”。
8月11日午后中国教育会于北京政法学堂开成立大会，到会200余人。张元济致开幕辞，就会章程第一章“应世界之趋势以定教育方针，察社会实实在在现状，以求教育之进步引伸其义。伍光建被举为临时议长，“公决通过章程，举张元济为会长，伍光建、张謇为副会长。”8月28日致张謇书，谓“中央教育会议自公行后，凡无日不开会议，而言论庞杂，费时尤甚。故至闭会时所议决者仅十有八案，而未及开议者尚有四十七案之多。”
张元济热心教育事业，一致公推他主持会议，最后众望所归，举他为中央教育会长。当然，站在清政府顽固立场上的人，必然会跳出来攻击，有一篇《中国教育会之内幕》，指斥张元济“系日本金港堂主人所雇之商务印书经理人，中国教育会既归其主持，则表面上操全国之教育权虽为一书商，而里面操全国之教育权者实为一日本人。于中国教育之前途生莫大之危险。”又言此会内有“无数党人”，“张元济一方面图营业上之扩充，仍可骗政府之金钱。”这种无耻攻击，正说明张元济生不怕反动分子的造谣污蔑，一心致力于教育会会务，他从欧美日考察教育的经验吸取过来，为中国发展教育之用，在一次次教育会上提出，形成决议，具体体现在教育章程上。8月25日致孙壮书：“嘱速印《中国教育章程》5千份。”以《章程》传发各地，以推动我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办得很出色，与张元济当选中央教育会会长，贯彻《中国教育章程》，率先起到示范教育分不开，他从欧美日考察中外国的教育成功经验，根据中国社会的现状，加以推广，因此取得商务在职业教育上的成就。可以说，商务的示范教育是中央教育会实施《教育章程》基地，张元济作为会长是责无旁贷的。
张元济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对倡办县立初级中学，倾注了爱心，最难能可贵的是无偿捐赠张宅房产给学校。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海盐县还没有一所正规初中，张元济高瞻远瞩，与海盐各界人士倡办县立初级中学，物色聘请北京大学数理系毕业的教育家吴鹿鸣任校长，借冯三乐堂房作校舍，借期一年为限。后因限期将届，冯三乐催迁甚急，校舍一时无着落。吴鹿鸣校长亲赴上海嗟商借屋，先生欣然同意。
“自1946年8月起，学校只象征性地支付租费大米二石。1952年将座落于县城内虎尾浜南岸的张宅（世称张家翰林第，建于1879年）三进、三十六间房屋及六亩半宅基地全部赠与县立中学，永远作办教育之用。”海盐中学从张元济捐赠张宅房地产基础上发展起来，成为省重点高级中学。今天，在海盐县委、县政府关怀下，海盐高中发展需要，228亩的现代教育设施齐全的新校舍在张元济祖宅红木桥涉园址建成，海盐中学搬迁新址，虎尾浜校舍由县职成教中心综合高中部使用，张元济赠送张宅给海盐人民永远作办学之用的名言，一代一代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上，海盐人民永远感激张元济的功德。虎尾浜张宅这块风水宝地出了翰林、出版家、中央教育会会长、全国政协首届代表、上海文史馆馆长张元济，在这里张元济未竟的职教事业勃然兴起，已通过国家级评估的职成教中心，在这里将大显身手，以张元济办商务职教的可贵精神为榜样，培养出高素质的现代化建设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