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说，能够跨世纪的人占人类总数的三分之一，但能够跨千年的人只占人类总数的千分之零点三。因此，千年尾声和千年开头的情绪自然是奔放和躁动的。找一个合适的形式使自己从令人难忘的门槛跨过，借以释放自己的激动，是谁都企盼着的。在中国，最好的形式就是把自己交给节目。
儿子读书的学校要进行合唱比赛，他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除了帮班长组织之外，他还要朗诵。朗诵词其实很短，但处在变声期的他还是觉得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左练右练，一切都很到位，就是声音由不得他的不浑厚。他的节目把他的全部时间挤走，他满脑子想的只是让他的声音有穿透力，他为他的声音苦恼着，他为他的节目而活着。
妻子在单位里做一个小部门的领导，负责组织一个藏族舞蹈的排练。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舞蹈教练炙手可热，请一个好的编导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事把她急得团团转。后来又因为辫子的事情发愁。她问我，藏族人究竟是留大长辫子，还是辫许多小辫子。我很惭愧，经常在电视上看藏族舞蹈，还真没注意藏族人是怎样留辫子的。她辗转请教了行家，行家说把辫子盘起来。她急了。她手下的姐儿们有几位留着焗黄了的板寸，压根就没长头发，只好买来毛线编成辫子盘在头上。让她最苦恼的是表情，闭着嘴有人说板脸，微微张开唇又有人说她咧嘴。她一直念叨，杨丽萍怎么能把表情和姿势摆弄得那么到位。那几天，她沉浸在面部肌肉如何抽动的表情锤炼中，她活在她的节目里。
我也被节目困扰着。几个单位预审节目，请我当评委。留下参加决赛的单位说评委公正，其他人都说评委受了贿。有一个人来问，我们合唱的是《国歌》和《春天的故事》，你也敢打低分？其实在当评委时，怕亏了人，让人把自己看低，我连亲舅舅和亲侄女也没敢偏向。那几天，我为公正或尽量公正而活着，我为给形式多样的节目一个公正的评判而伤神。
只有一个人没有节目，只有一个人很平静。水泥和钢筋混合成的空荡荡的房子里，只有母亲一个守着，她没有地方去参与节目。
她的眼睛有问题，目光已经不鲜活，看几分钟电视就头晕；她有脑血栓，右边偏瘫，走路十分困难。
2000年12月31日下午6时，妻子、儿子和我吃完母亲做的饺子后，便都到剧院或舞台上去干预节目有关的事情了。那个让许多人兴奋不已的晚上，母亲将坐在她已坐习惯了的木板凳上，用手艰难的握着小收音机搭在耳边听她常听的广播节目。
临出门，母亲告诉我们三位，把包提上。我们惊讶，提什么包啊？母亲只是用嘴轻轻朝衣架一努，我们这才发现，那里早已挂着三个装衣服的纸袋，袋子里分别装着我们各自的羽绒服，妻子的纸袋里多一块围巾，儿子的纸袋里多一个口罩。母亲说，收音机里讲今晚有寒流，内蒙古的暴风雪把牛羊冻死了不少。
提着包，我们匆匆奔各自的节目去了。那是一个将节目演得天翻地覆的夜晚；那是一个把爆竹炸得到处开花的夜晚；那是一个把钟声敲得悠扬动听的夜晚；那同时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
我和妻子都是在20世纪出家门，21世纪快乐后的疲惫中才回到家的。母亲一个人坐在她的小板凳上听着收音机在等待我们，她以她的方式跨过了世纪。
妻子偷偷告诉我，妈真伟大，不然我会冻成冰棍。既是穿着羽绒服，围着围巾，她还是冻得瑟瑟发抖。妻子脸上的妆还没有卸，嚷着说，要是能洗个热水澡多好啊！
母亲说，淋浴器里的水已经热好了。
洗完澡，当温暖和精神重新回来时，我们才觉得，几个小时的狂热已经使我们感到很饿了。母亲吃力地挪着脚步，从灶房端来还冒着热气的饺子，还让我帮她盛来了早已准备好的紫菜汤，汤里加了一些姜末和葱丝，她怕我们感冒了。
儿子还没有回来，母亲让我们先休息，说她再等一等。
2001年元旦的早晨，母亲把我们从梦中叫醒，告诉我们，儿子一夜没有回来。母亲的眼里布满血丝。显然，她一夜没有睡好。
正准备去找，儿子回来了，一进门就扑向奶奶，把老人家冲撞在沙发上。“告诉你，奶奶，我们班的合唱得了第一名。”他激动地给奶奶演讲着诉说着。儿子哪里懂得，奶奶为他操心，已经一夜没有睡觉了。
母亲逗她的孙子说：“你给奶奶表演一下朗诵行吗？”儿子已经困乏了，嘟哝着说，那多不好意思呀？没说几句话，就枕着奶奶的腿在沙发上睡着了。
在外面能高兴一夜，给奶奶表演一遍还不行吗？我想。
孙子回来了，母亲放心了，妻子扶着她去休息。
望着睡得香甜的儿子，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怪儿子干什么，我们演了半辈子的节目，也没有给母亲演过一次节目。等到儿子睡醒，等到母亲醒来，我要把我们家能说会演的三口人集中起来，给母亲表演一个节目，而且还要给母亲发组织奖。
但愿下午没有电话，没有人来，也不要有其他事情。
200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