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彪小说集《大鲸上岸》
王彪是60年代初期出生、90年代初期出道的新锐小说家。短短几年以来，他已发表了数十万字具有鲜明个性和原创性的小说作品。作为一个比他年长几岁、十数年来一直尾随着文学浪潮踉跄行进的行当中人，我在阅读王彪的小说过程中，时不时生出一种复杂的感慨：作为“晚生代”的小说家，王彪在90年代开始他的文学写作，这是他的幸运呢，还是他的不幸？
在世俗的功利的意义上看，现今的文学和作家都早已经不怎么吃香了。金钱的诱惑、物欲的释放、感官刺激强度的增级、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全方位覆盖，都使纯文学节节败退，不断地走向边缘化。灵魂的倾诉、想象的自由翱翔，愈来愈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书写。无人喝彩的出演是当下多数作家最常见的尴尬与困境。王彪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他缺乏高知名度和广泛的读者，他甚至还没有被某些评家纳入目前最活跃的所谓“晚生代”的基本阵容予以观照。这就是90年代文学的无奈。设若前推十年，以王彪的才华和实绩，也许早就“一举成名天下知”了。他“晚生”了十年，而且还来写小说，这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或者说是他的“不幸”？
然而，换一角度，从文学的本质意义上看，王彪在90年代的写作又是恰逢其时的。正是商品经济的极度活跃和人的物化欲望的充分展示，才使得精神失落、理想萎缩成为了普遍现实，坚守或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或心灵避难所成为了真正的作家无可推诿的责任。换言之，对于现实的挑战和回应，使王彪的写作定位自然而然轻而易举地就穿越了社会批判、政治反思以及文化寻根等诸如此类的非文学的屏障，一下子就抵达了文学的本质，直接面对物化过程中人类的生存景况和精神存在的巨大困惑而进行叩问和探寻，以敏锐的生命体验和独特的审美心理进入和表达人类的本体痛苦，并且认为：“它们是****的，也是原生而无法遮掩和驱除的。对人的本体进入愈深，触摸到的伤痛就愈大，除了无奈和悲悯我毫无办法。”（王彪：《伤痛与拯救》）在《哀歌》、《大鲸上岸》这样一些作品中，王彪直面人类的精神苦难并企图给以慰藉或拯救，充分体现了一个正直作家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和人文操守，事实表明，王彪在90年代选择了写作，也就选择了一种精神生存方式，它出自内心深处一种非功利性的生活愿望，更传达出了作家一种敢于逆世俗潮流而动的良知和勇气。这种精神上的前卫性，保证了作品的纯粹性和作家的艺术品位。这或许又可以解释为是时代对于王彪的成全或选择。
至此，我们不妨认为，作为90年代的小说家的王彪是幸运的。
王彪的幸运，不仅仅表现为对文学本质的清醒认知和坚定把握方面，同时它还表现在对小说形式的借镜和学习方面，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在传统与现代、在域外与本土、在西洋与拉美、在民族性与世界化等诸多两难选择面前进行过种种移植、摹仿、试验和探索，留下了众多成功的或不怎么成功的小说范式。这些文本毫无疑问就成为了王彪写作最可靠的参照和最坚实的出发点。也即是说，他的前行者为他提供了经验教训，从而使他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捷径。当然，我的这种判断并非妄言，有王彪的作品足资印证。收入本集中的五部中篇几乎是一部一个样式——譬如《乡村教育》朴素绵密的写实风格，《大鲸上岸》蒙眬飘忽的先锋意味，《哀歌》对线性叙述的颠覆，《残红》对现实主义的承传，《历史叙述》在浓郁的传奇色彩中发散着对既成历史观强烈的解构意识……这远不是王彪作品的全部，但即便如此，也依稀可从中见出近年中国小说的变迁。学习各种形式而又拒绝拘泥于某家某派，兼收并蓄而又不等同于随波逐流。在丰富中博取，在精约中提升，这正是90年代新锐小说家的得天独厚之所在。
最后，我的看法是，作为晚生代的小说家，王彪是幸运的。而且是大有希望的。
载《作家报》1997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