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车到铁栏杆围着的办公楼大院门口，因为没有通行证，必须经过警卫登记。这里早先是没有围墙的，出出进进畅通无阻，感觉上，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三四年前，加了围墙，设下警卫，失去一份自在，多了一份不便。有时候换了辆车，忘了挂上通行证，分明警卫认识你，也要照章办事，发个临时通行证。有几次，朋友给我送东西，进不来，我要顶着似火的骄阳，穿过一段没有树荫的路，徒步走到铁栏杆前。朋友在外边，我在里边，朋友从栏杆外递进东西，就像是看望监狱里的犯人。我笑说，我每天就像是个集中营里的囚犯。
猴子在笼里关久了，都会被驯化，何况是文明了的人。我想都没想，就把车停在往常的地方。走在人行道上，似乎能看到自己的脚印，一切都熟悉得像是回家。家有温暖的炉灶、柔软的床铺，有孩子们的闹声、夜读的台灯。这里没有，这里不是家。
从前在中国，所受的教育是要以社为家、以厂为家、以校为家、以院为家。单位就是家，管吃喝、管住行、管生死。在美国，家是家，公司是公司，公司不是家，不管员工的吃喝拉撒，生死是自己的事儿，物质生活的保障要看你的造化。公司既然不是家，没有你的温床，就别白日做梦。
走近办公楼，风景如旧。楼前的棕榈树是越发高大，树身像是中年发福。芙蓉树绿叶茂盛，枝梢摇动着艳红，像风韵绰约的少妇。在休斯敦这座南方城市，漫长的似乎要把草地都烧焦的夏天，芙蓉花是越热越开得红火。
波桑娜穿过一条同样颜色的连衣裙，红火、热情、充满活力。波桑娜原本和我一样，有两点共同的弱势——是移民，二是在男人们的天下打拼。但这两点弱势在波桑娜身上已经无影无踪。波桑娜的英语流利，没有夹杂外来口音；本来就是西方人的面孔，头发又染成金色，倒像是美国东北部的贵族被流放到德州乡下。论移民，波桑娜是前辈。她60年代大学没毕业，就嫁给一个美国画家，跟大她二十多岁的男人从波兰移民到美国。后来生了个儿子，又离了婚，后来丈夫也死了。唱完和艺术家的恋曲，她又重操旧业，回到工程本行，靠工程师的薪水养活自己和自己有文学天赋的宝贝儿子。在男人堆里聊天，她常常是唱主角。她有一对漂亮机智的眼睛，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加上工作能力，令男人们折服。此外，她还有一般女人们少有的城府。
可惜花无百日红，人强命不强。记得前年盛夏，连阴了几天，公司上下吵吵着要裁员。波桑娜那个从常春藤名校毕业的儿子，在东西海岸奔波了两年还没找到工作；她那远在波兰的母亲生病躺在医院，她自己又摔跤扭伤膝盖，靠拐杖架着身体行动。那天下了整天的雨，窗外的天黑得像是长夜。傍晚我走出办公楼大门，芙蓉树下红红一片，前面是踟蹰挪动的波桑娜。雨过天晴，阳光温暖，我心里却是阴云未散，忽然阴云变成灵感的雨滴，化成一篇文字的题目《落红》。为了那片阴云和雨滴，我在波桑娜凄美世界的冥想中，念念不忘过一阵子，落过笔。可恨自己是块不成钢的铁，炼钢要火候，要时间，对我来说，火候和时间都成问题。久了，渐忘，但当芙蓉花开的季节，偶尔又会想起《落红》这个没有下文的题目。
在我没有拿到名牌之前，是不能随便出入办公区的。我坐在门厅里的沙发上，等待里面的人出来接应。我不能安坐，要不时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和认识的人寒暄。人们脸上荡漾出来的惊喜是自然无修饰的，我有些感动。人心最软的时候是离别和重逢的时刻。熟悉的人除了欢迎我回来的话之外，还要加上这么一句：“你一点都没变。”
一点也没变，对于一位中年女性，大概算是语言上最高的奖赏了。可对于一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位于繁荣地段，但是土里土气的办公楼来说，一点也没变就是充满了泄气失望。
电梯又坏了，好在是四层楼，我的办公室在三楼，搬个随身带来的纸箱算是锻炼。记得公司的安全课上讲，上下楼时不能跑，慢慢走，必须手扶栏杆。公司里有一位专人负责安全教育，定期给大家上课。课是必修的，每次都要签名。同样的课分两三次在不同时间开，休想逃课；若你逆反，必定有部门的安全员追在你后面讨债。课的内容从在公司里行走、车速，办公室里的站姿、坐姿，电脑的位置、高度，急救常识，到龙卷风前的准备工作、家中防火措施等，五花八门。我两手端着箱子怎么能扶栏杆，万一摔跤受伤，可以告公司。公司肯花十来八万的年薪雇一位负责安全教育的专职人员，其目的大概就是预防被告损失更多的钱。不过从法律角度讲，此时此刻，公司还没有给我安全告示。
美国到处都有饮水器，公司也不例外，可是和从前一样，喝之有味，观之有色。大概过滤器是70年代的。从热水管上接水泡茶和冲杯咖啡，眼不见为净。不想哄自己的，便自带过滤水装置。我盘算着，喝了这里八年的水，实在太对不起自己了，这回该买个滤水装置。楼老了，空调管道常出问题。不巧，一楼的饮水器又坏了。修理工人到二楼动了与一楼连接的管道，不知怎么搞的，下水管道的臭气翻了出来，二楼的人们纷纷逃窜。一位顺便来我办公室串门的说：那臭味是厕所里最臭时的五倍。一年多不接触工程师语言，倒觉得新鲜，数量用倍数比较，臭味也用倍数形容。
楼虽破旧，并非一无是处。就像一个极不讲究的有钱人家，穷屋陋室，墙角摆着一个和屋内陈设不相称的明式红木花架。这个“红木花架”在楼的后面。
出了楼的后门，是一片自由生长的树林，一条路通向水边，水里有石头，石头上有几只乌龟晒太阳。龟头朝同一个方向，一字排列，像是在军训，或是排练集体舞。石头缝里伸出的枝干上有绿叶，红果。近处水中有鱼儿钻动，远处绿水中浮着两只白鹅，悠闲自在。水上架一座木桥，桥的那边是餐厅。每年的某个季节，有只白鹅都会藏在树林深处的岸边。一段时间后，办公室里就开始传递信息，小鹅出生了。那时候，人们到餐厅都会驻足在桥上，看两只白鹅一前一后，领着一群小鹅，在水面上逍遥。
以前，看过一位喜爱摄影朋友的得意之作，画面是池塘与白鹅，静中有动，黑白相间。据说是跑了很远才找到那个地方。由此可见，我虽然身在陋室，但墙外还有一片仙境，知足罢。
这一处楼外桃园，自然是人们喜爱的地方。工作累了，借故到餐厅，在水边休息片刻。但总不能老去餐厅。楼里不许抽烟，烟民们便聚在水边的树荫下，交头接耳。有一位年纪轻轻的大陆同胞，也加入了烟民的队伍，我问他怎么抽上了，他说可以享有出外透气、休息和观赏自然的特权。于是，这个特权阶层开始壮大，抽烟的次数也越加频繁。公司下令将烟民的地方换到楼前。楼前树少，不隐蔽，加上能把人晒得冒烟的太阳，烟民的特权大大地打了折扣。此外，一堆人聚在公司的门脸，叽叽喳喳，烟尘滚滚，总归不雅，有失公司体面。后来，公司又有了新规定，不容许在公司领地上吸烟，烟民的据点再次乔迁，迁到铁栏杆外面。从此，烟民的队伍开始瓦解，虾兵蟹将纷纷弃甲归田，只剩下少数中坚分子坚守阵地。风光不再，人们也不再羡慕他们。
久别后，走门串户是少不了的礼数。
黛波尔还是金发披肩，时髦的紧身衣服贴在身上，尽力显示她一点也没变的身材。掐指算算，她五十冒头，打扮和造型属于十五。她两年前做过的整容手术，虽然不能把她返老还童，但是多少是她与衰老战斗的武器。她在说我一点没变的时候，审视的眼睛盯着我说：你做什么了吗？想起锻炼身体就惭愧，答说应该做但没做。真的？她的问话带些诡秘。事后想，她不是指锻炼，她是观察一年的工夫，我是否在脸上身上做了手脚。黛波尔虽然小鸟依人，声音甜美，且有分寸，深得大家宠爱，但她是个美中女强人，她对美的思维能力和鉴察能力非等闲之辈。公司里哪位女士做过整容、隆胸都逃不过她的火眼金星。三句问候的话说完，就拐入通美的曲径。她说：我要减肥。像从前一样，什么染发，去眼袋，拉皮整容，使青春永驻的荷尔蒙，我总是被她搞得昏头呆脑。为什么？减多少？两磅。两磅，亏你能称出来，精确度也太高了点吧。真的，我需要减两磅。没必要，你不信，我敢打赌，一顿饭落肚，就不知道多出几磅。
汪履台还是老样子，还在为女儿的学费辛勤地加班加点。加班的收入是正常工作的一倍半，很刺激人。公司里常加班的，没了加班，感觉就像是丢了钱，提起来不是义愤填膺，就是鸣冤叫屈。汪履台人长得敦实厚道，笑眯眯的，像是弥勒佛，有福气，多少年几乎没断过加班。汪履台对面的老美麦克，不加班，心里委屈，但话说得像幸运者。下班时，麦克和汪履台告别：对不起，履，我要回家和儿子打球去了，留下你为哈佛加班。从前麦克说汪履台为斯坦福加班，如今改成为哈佛加班，换汤不换药。话出有因。几年前，汪履台的女儿高中毕业，放着本州全额奖学金不要，硬是去了斯坦福。如今女儿大学毕业，又考上几所医学院。哈佛抠门，一毛不拔，二流学校慷慨，但名气比不上哈佛。汪履台直直腰说，不就是再供四年，凑成个八年抗战，上，就上哈佛。麦克对汪履台的行径简直不可理喻，莫非中国人家里养着下金蛋的金鸡？
对于麦克，既然不在同一重天修行，就话不投机半句多。麦克告别，弥勒佛只是嘿嘿一笑，不答话，大度。而他对我则像是要超度一个回头的浪子。一见面，汪履台就说：你早该回来上班了，在家呆久了，人都会变懒散。况且你儿子上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下面还有两个小的，不抓紧时间挣钱怎么行。然后加上那句常念的经：有钱赚就赶紧赚，美国的经济时好时坏，谁知道这工作能做多久。汪履台人好，菩萨心肠，把别人的经当成自己的经念，普度众生，让我想起家中的一个木雕——达摩，足踏海浪，眼望远方，心中默念：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是下海还是上岸？算了，算了，想那么多？
一年多的工夫，有些变化令我惊叹。秘书爱茉莉，告别时还只有一个儿子，一二三还说不清楚，转眼间，她的身材没变，可多出个女儿，刚过百天。麦克的发际在后脑勺儿又向下延伸了一寸，麦克好说刺头话，爱打抱不平，没了头发，也就无法怒发冲冠了。杰西在1993年是走背字的。先是和结发二十四年的妻子离异，然后又为八十老父送终。说到离婚，杰西还算乐观，四十多岁，人生的一半，来得及重打锣鼓重唱戏。提到父亲，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曲终人散，父子戏不能重唱。
中午吃饭，先到水边拜访白鹅，不见踪影，大概又隐蔽在某处，尽母亲的职责。人说白鹅被送走了，公司怕白鹅咬人，替公司惹是生非。问送到哪里，不知道。有些从前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也不见踪影，和白鹅一样，浪迹他方。缘分断了，心中有些失落。
餐厅的墨西哥女服务员没换，胖了许多，竟然还记得我的名字。她剪成了齐耳短发，和时代接近了，真可惜她那长及膝盖、又黑又浓的头发。
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对我这个新“旧人”需要进行安全教育。午饭后，我进到会议室。讲员没变，题目没变，内容没变。我看着讲员不停蠕动的嘴唇，正要瞌睡，波桑娜走了进来，我俩的眼光立刻在空中问候。1992年我和她在同一家公司工作。那时，她正值中年，风韵和自信将她推到了人生的顶峰，有一年情人节，她上午和下午收到两瓶玫瑰。课间休息时我们彼此问候。老母亲去年过世，儿子搬进波兰母亲的老屋。美国的文学天地容不下她的天才儿子，波兰的天或许蓝一些。我只是由她说到哪儿就听到哪儿，“天生我才必有用”也不必再说了。
说我是新“旧人”，一点不假。从前按中国人的习惯，我的姓从父姓，和丈夫不同姓，为此，常常有和丈夫同事过的人问为什么，特别碰上对中国一点不了解的传统白人，我总是费尽口舌解释一番，唯恐使自己蒙受不白之冤。更有甚者，一位好奇又有闲工夫的大陆老乡，竟然从网上查户口，查出我和丈夫没有在州里进行结婚登记注册。他开玩笑说：你们不同姓，并且是属于非法同居。好在时间长了，跟同事有解释的机会。可对付孩子们的学校和老师，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于是我像一个贼，遇到签名时，总是心虚地把夫姓加上，以防老师对孩子们另眼看待。后来，我索性按美国人的习俗，将丈夫的姓合法地加在后边。这次回到公司，重新注册，不容我仍用原名的意愿，按照社会安全证启用我的新名字。中午在餐厅吃饭，有人看到我的名牌后，问我：一年不见，怎么连名字也改了。言下之意是否离婚了。我忙说：不同姓，但还是同一个丈夫，改用夫姓。事后一想，我的解释还是有漏洞，似乎我和丈夫是同居多年后才结婚的。得，以后带着名牌，少不了招来疑问的眼光，解说词还要加长。
下班了，我走出办公楼，摘下名牌，仔细端详，姓不同，人相同。棕榈树的粗壮，芙蓉树的艳红，温暖的阳光，道上的脚印，以及回家的路，一切都没变，和去年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