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特·安德生老先生逝世了。他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然后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享年93岁。
几天前，丈夫突然对我说：“不知道斯卡特怎么样了？”我说：“心里惦着，就打个电话去问问。”说话时是晚上，想着白天抽空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第二天一忙，就把这事搁下了。星期一晚上，我拆看信件，发现有一封斯卡特女儿的信，心沉了一下，递给了丈夫：“你的预感灵验了。”其实，那并不是预感，而是老先生的灵魂归入天堂前特意来看望我们，向我们告别的。
这几天我总在想，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斯卡特的去世而有所改变，可我的心里，我们全家人的心里从此缺少了一点东西。今天我在电话里告诉了远在纽约上大学的大儿子这一消息，他听了后足足沉默了一分钟。儿子一直把老先生当作爷爷的。
如今我闭上眼仍能看到安德生夫妇那个温馨的家。那幢坐落在公园旁边的百年老房。房前有一棵高大的橡树，屋后是满庭院花草。房间里布置得舒适典雅。在那里，我曾与斯卡特和他的太太安娜碧儿共享过得子和毕业的喜乐，分担过失去父母的悲痛。那里是我在美国的娘家。
认识安德生夫妇是一种缘。20世纪80年代初的那个秋天，我只身一人闯到这个陌生的国度，在伊利诺大学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为了帮助新生尽快熟悉环境，进入学习状态，学校的国际留学生办公室为留学生提供认识美国家庭的机会，在留学生办公室的安排下，我认识了安德生夫妇。很快地，他们成为我在美国交往的最多最深的忘年交。
斯卡特出身堪萨斯州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聪颖过人。1940年，斯卡特获得伊利诺大学物理系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由于论文出色，观点新颖，引起答辩委员会教授们的极大兴趣。答辩完毕后，斯卡特站在楼道里等待结果，从下午直等到天黑。终于，教授们感到饥肠辘辘，草草将讨论告一段落。教授们出来，见到满脸失望的他时很惊讶，才想起忘了通知和恭喜他顺利通过论文答辩了。时过境迁，斯卡特再提当年之事时，只为自己当时的担心与绝望而好笑，而我为他感到骄傲。一个初出道的年轻人竟以一篇论文使几个物理大师忘乎所以，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斯卡特原是计划去做教授的，毕业时才二十七岁。导师建议他先到公司里实践一段时间再回头教书。他便去了美国一家最大的铝业公司。三年后，斯卡特从海军部拿到一笔研究经费。于是，于1994年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安德生实验室。以后的六十二年里，斯卡特将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以至生命全部都投入到量子物理实验研究中。在特殊灯泡材料提纯技术领域里，斯卡特占有重要的一席。那一年，中国上海一个研究所邀请他前去讲学，被他婉拒了。我替他惋惜，他说：“我只是提出了一个理论，试验验证是别人做的，我不能居功自傲。”但是，提出那个理论才是至关重要的啊！
斯卡特去过中国，他是自己花钱去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开放，斯卡特的二女儿就率先去了中国，先后在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各学习一年。趁女儿在中国的便利，斯卡特偕太太一起去中国旅游了一趟，一下子，老夫妇就喜欢上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心为美中文化交流出一点力。回来便到伊利诺大学国际学生办公室报名，要求做中国学生的主人家庭，于是，我就结识了斯卡特和他的太太安娜碧儿。
初识斯卡特和安娜碧儿时，我先生还没有出国。老夫妇把我当作女儿对待。他们带我出去旅游，给我介绍伊利诺州及美国的自然地理和风土人情。不久，丈夫来美与我会合，我把他带给斯卡特和安娜碧儿看。一见面，斯卡特就喜欢上了我丈夫。从此，与他们的交往中，便以丈夫为主。就连丈夫的博士绶带都是斯卡特亲手给他挂上的（注）。我心里常不服，总跟丈夫开玩笑，说斯卡特是重男轻女。其实，斯卡特真有点重男轻女。斯卡特与安娜碧儿有四女一子和九个孙辈。他最重视儿子和儿子的儿子，给他们起名叫斯卡特二世和斯卡特三世。在斯卡特三世身上，斯卡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培养他。仅就照相一事来说，他给孙子配备了最好的照相机。一有机会，就带着斯卡特三世拿着照相机到各个国家公园乃至国外去照相。
斯卡特的照相技术属专业水平。这项业余爱好缘自于带孩子们参加各种比赛和活动。每逢有活动，都是由斯卡特带着孩子去参加，安娜碧儿多数时间待在家里照顾其他孩子。斯卡特不愿让太太为看不到孩子们的表演而遗憾，就开始照相。那年，他的二女儿要到芝加哥参加滑冰比赛。斯卡特心血来潮，要把女儿比赛过程拍成电影。于是，卖掉了他的汽车，买了一部摄影机。多年后提起那段比赛盛事，父女仍是兴致盎然。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较落后和闭塞，西方对我们还是一个神秘的世界。那时的留学生对什么都感到新鲜。第一次看到电视里播放世界小姐选美大赛，我们很兴奋。看完后，去跟斯卡特讲述所见所闻，斯卡特只淡淡地说：“我一辈子只看一个漂亮女人，这就够了。”
斯卡特的眼里的确只有安娜碧儿一个女人。当年，斯卡特在高中很活跃。新生入学时，他代表高年级去欢迎新生。在众多新生中，他一眼看中了安娜碧儿。从此，俩人不离不弃，相伴一生。
安娜碧儿是一个牧师的女儿，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获有社会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毕业后嫁给斯卡特，几十年专心于相夫教子。直到儿女成人，斯卡特事业有成，退休了，安娜碧儿才以七十二岁的高龄，重拾专业，开始研究社会犯罪心理学。那一年，我母亲来美与我小住。安娜碧儿知道后，提前几个月就开始请家教学习中文，以便与我母亲交往。
斯卡特离不开安娜碧儿。有一次，安娜碧儿因摔断腿住院治疗，斯卡特在家几乎无法过正常生活，因为他很多家事不会做，甚至连东西都找不着，只好事无巨细，一次次打电话到医院去问安娜碧儿。安娜碧儿也放心不下斯卡特，病情稍有起色，她就吵着回家。虽不能做什么，彼此看着，安娜碧儿心安，斯卡特也有底。安娜碧儿总说，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可后来，安娜碧儿真的先斯卡特一步去了天国。
对于安娜碧儿的死，斯卡特始终无法接受。安娜碧儿的礼拜骨灰就安放在教堂里。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去教堂做礼拜对斯卡特有了新的意义。在那里，他能感觉到安娜碧儿的存在。做完礼拜后，他去看望安娜碧儿，与她说一会儿话。临走，他去同安娜碧儿告别。可是一上车，他便开始感到悲哀和孤独，因为他没法带安娜碧儿回家。同朋友们喝咖啡聊天，他三句不离安娜碧儿。斯卡特的朋友们都希望我们能帮忙让他重新快乐起来。很遗憾，这点我们也无法做到。
2005年的圣诞节期间，我们决定去看望斯卡特。当我们在电话里告诉他这一消息时，他非常高兴，提出希望我们同他一起去教堂。于是我们乘坐夜班飞机连夜飞抵芝加哥，然后租车开往香槟城。我们到达老人院时是早上八点，斯卡特已坐在轮椅里，面对大门等待我们。我走上去拥抱了他，并将在飞机上赶织出来的长围巾替他围上。
自从安娜碧儿去世后，斯卡特就住进了老人院。他的房间布置得很简单。他一生收集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漂亮石头，曾经摆满了那个温馨的家，在这里，一件也看不到。他曾经在暗室里花费了许多时间，那些魅力十足的照片，这里一张也没有悬挂。那些我曾经十分熟悉的家具，这里也一件没有摆设。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圆桌和几把椅子。靠墙的小桌上有一台台式放大镜。斯卡特告诉我们，那是他用来读文件用的。九十二岁的他，由于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但他仍每周五日，每日半天去实验室工作。安德生实验室是他一生的心血，他无法完全放弃。
斯卡特退休前曾经试图培养出一个接班人来，但没能如愿。于是把实验室卖给了俄亥俄州的克里富兰的电灯公司。那时，安德生实验室专门研究特殊灯泡材料的提纯技术。斯卡特是个典型的科学家，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在他的领导下，安德生实验室提纯出来的特殊灯泡材料纯度达到世界顶尖水平。但他不是生意人。他的科学家式的管理方法可以使实验室的技术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在赢利方面就显得不足。实验室卖掉后，新的领导阶层把精力集中在销售上，斯卡特专心于解决技术难题。很快地，实验室提纯出来的材料占领了全世界百分之八十五的市场，他的研究成果变成了大笔的金钱。按说，他这时候可以完全退休，享受生活。但他做不到，而公司也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
或许是由于多年的学术研究，斯卡特一生都保持有一个反应敏锐的头脑。同他在一起谈话聊天，没有人会相信他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有一次，正在上高中的儿子和几个同学需要采访一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的人。于是，儿子拨通了斯卡特的电话。在电话里聊了近两个小时，问了几十个问题。斯卡特都一一作答，并即兴发挥。儿子说，斯卡特的头脑就像是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档案。他的同学问，他真的九十一岁了吗？
斯卡特就是这样一个一辈子都活得明明白白，而且自强自立的人。
那次看他，我们一起去教堂，一起吃午饭。来来去去都是丈夫开车。认识二十多年，斯卡特是第一次坐我们的车。以往，都是由他来开车的。一直到八十五岁他都坚持自己开车。美国交通管理部门规定七十岁以上的人必须每年考核一次，才能继续拥有驾照。八十岁以后，斯卡特的视力已经非常差，几乎看不到路牌标志。真不知道他是怎样一次次通过考核而把驾照牢牢抓在手里，又是怎样开着车满处跑的。那时候坐在他车里，他会告诉我们，他已经看不清路了。每次他说，我就会想起一部名叫“直觉”的电影来。在那部影片里，主人公是一名退休的双目失明的将军。有一次，将军到纽约去，竟然租了辆跑车，凭着直觉开车在大街小巷横冲直撞。我想，斯卡特开车，恐怕是一半靠眼睛，一半靠直觉吧。
陪了老人一整天，我们该走了。望着老人，彼此心里都清楚，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了。斯卡特显得很坚强，而我们一直依依不舍。
过了一年，斯卡特去世了。他走得很平静。因为在那个未知的世界里，有他心爱的安娜碧儿，他终于可以再见到她了。
注：在毕业典礼上，博士学位获得者手挽绶带列队上台，由校长或其他被邀请的专人（必须有博士头衔）将绶带为其带上，表示授予博士学位。
（后记）
想写这篇文章已经好几年了。每次拿起笔，就会感到悲伤，写不下去。断断续续，一篇短文写了两年，仍不尽如人意。谨以此文纪念老朋友斯卡特·安德生和他的太太安娜碧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