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十年了。
十年前，我把刚过百天的儿子留给丈夫，只身匆匆赶回国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当我踏进病房看见父亲的第一眼，他正半躺半坐在病床上，穿一件暗绿色的毛衣，一头银发整齐地向后梳去，清癯而苍白的面孔上并不显太多的病容，浑身流露出一种凝聚他一生智慧和辛劳，超俗脱俗的仙风，不像重病卧床的人，而像已骑在鹤背上，随时准备乘风而去的仙人。我心里立刻明白，我亲爱的父亲要离开我们了。两周后的一个清晨，父亲安安静静地离开了我们。那时至今整整十年了。我一直坚信他是乘鹤而去，他一直在白云端里俯视着我，看顾着我，为我的每一步成功抚掌而悦，为我的每一个过错扼腕叹息，用他的慈爱扶持着我渡过一道道难关。
父亲四十二岁那年才有我。不知是年龄的悬殊之故，还是中国传统父女关系之故，父亲极少给我们讲他的过去。只知道他出生于北方农村一个封建富户，祖父弟兄六人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只知道他自小在家塾中读书，母亲总说他脚骨小脚瘦长是从小盘脚读书之缘故；只知道先家塾后县中，之后家中拒绝供他继续求学费用，令他回家协助理财，他求学心切，成绩优异，便只身闯入省城进入师范，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只知道他上大学的费用也是他为人做家教所挣。只知道他以后几十年中一直在教育界工作。他的感情世界，他的理想抱负，他一生的喜怒哀乐，在他生前我则一无所知。
在我印象中，父亲一生只知读书工作，挣钱养家，没有任何业余爱好，连最简单的“争上游”都不会。“文革”后，麻将牌又重新兴起时，姐姐送他一副牌，他还得大家手把手教着玩。
记得小时候去看校运会（父亲在一所大学工作），为了凑趣，校领导和老教师们有一项用乒乓球拍托球走百米的竞赛，父亲参加了这项竞赛。我和妹妹跟着他使劲喊加油，他的球不知怎么搞的总往下掉，他手忙脚乱一路走一路捡，让周围助兴的观众捧腹不已。六名参赛者，他是最后一名，但还是捧回家一张“竞走第六名”的奖状。母亲也真当回事，认认真真挂在了墙上。多年后，我与妹妹同入大学，在校运会上，双双往回拿奖，再想起爸爸那笨手笨脚的样子，心里有时会奇怪，父亲那么“笨”，生的女儿可不笨。
父亲在体育上笨，脑子却极聪明，记性极好，书也教得好，颇得学生与同道的赞扬。父亲的追悼会上来了许多他的老学生，提起当年许多教书趣事，异口同声说父亲是他们遇到的最好老师，不但人缘好，学问好，书教得更好。
我无缘听父亲讲课。从我记事起，父亲早已弃教从政，担任了学校的领导职务。但我还是有幸听他的指教。1977年大学恢复高考，我和妹妹也跃跃欲试。那时，父亲工作的学校离家五十多公里，他一个月才回家一次。起初，他只为我们收集些复习材料，后来，很多人找他帮助子女复习数学，他又重拾教本，每逢回家时，也抽些时间给我们姐妹讲解数学。父亲讲题的确简单易懂，井井有条。遗憾的是，我那时年轻缺少毅力，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复习时眼睛总睁不开，而父亲在家时间有限，我不懂得好好利用父亲的智慧和学识。
大学毕业后，我也在学校教了几年书，深知教书之不易。所谓众口难调，博得部分喝彩容易，让好学生、差学生都说好很难。父亲做到了。由于书教得好，由于人缘好，由于工作勤恳，他被提职，从五十年代起，位于教育处长之职。父亲很留恋教书，开始两年还坚持半教半干，后来大概是太忙之故，才放弃了教书，全职当起处长来。
在1949年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父亲以他封建地主家庭背景和大学时期入三青团的历史，居然一次次安然无恙。究其原因，恐怕有三：一是父亲人缘极好，这最重要；二是教育部门属清水衙门，教育处更是无油水可捞之地；三是高教区属地富子女集中之地，父亲的家庭背景实在算不上什么。“文革”初期，大字报铺天盖地，父亲也仅得一张。其中最重的一条也不过是没有重用工农出身的人做秘书，即大字报的作者。但后期清队运动，父亲还是未能逃过，被关在“牛棚”十个月。我那时年龄小，不懂得为什么父亲很久不回家，不懂得为什么父亲的称呼一下子变成了“老李”，不懂得为什么母亲双眉紧锁。记得母亲安排我和妹妹去看望过父亲一次。我们俩带着母亲精心制作的食品和一些衣物，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去看他。那曾经是父亲所在的办公楼，我们小时候常去那里玩耍。我们被带到一间曾是会议室的房间里等候，父亲来了，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父亲看上去憔悴，但很安详，没有一点落泊的影迹。看到我们很高兴，有说有笑地问了许多家里的情况。那次会面给我吃了定心丸，让我似懂非懂的忧虑一扫而光。我哪里会想到那是父亲为安慰我们而作出的表现。
在我印象中，父亲极少带我们玩儿。他总是很忙，总有开不完的会。有时也会带我们到他的办公室玩儿。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办公室，然后到隔壁会议室开会。会很长很长，我等不来他，躺在皮转椅上睡着了。醒来时是在他背上，天很黑，他背着我回家。更多的时候，是我在院门口等他下班。从小我就喜欢等他。每到晚饭时，我就会站在院门口等。有时等久了，我就会一点一点慢慢朝他回来的方向走去迎他。一经看到他，我就会跑上去替他拿公文包。吃过晚饭，他通常还会去再开几个小时会，母亲就坐在灯下，一边给我们缝衣服做鞋一边等他。我是等不了那么久的。但他回来总会来看我们，拍拍我们，幼年时，他还会用手摸摸我的背，那是我最喜欢的。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仍能忆起那温馨的感觉。
父亲极不善言谈，一点不像教过多年书又当过多年干部的人。但他的感情很细腻，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幼年时要糖果、玩具，十几岁时追求时髦服饰，再大些要的是理解关怀，用不着我们去提要求，父亲尽可能地做到。我喜欢听父亲叫我“琼儿”。那一个卷舌的音节里，让我感受到父亲给我的关爱。多少年来，我只知道从他那里索取，回报极少。所能数得上的也许就是我1977年的大学入学通知，1984年的出国留学通知，1986年的硕士学位证书和1986年初顺利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通知。他虽然没有看到我带博士方帽的那天，但这些的确给过他安慰和骄傲，不过，这远远，远远不够。我为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去理解他而遗憾。那时只知高兴时索要，不满时抱怨，无形中不知给他增加过多少压力。很多事永远无法重做，我求父亲在天之灵原谅他女儿的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