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百姓人家的小康是以三大件为标准的。一曰收音机，二曰缝纫机，三曰手表，即“三转一扭”〈另一转为自行车〉。那年头，工厂学徒月工资为二十块六角；大学毕业的为五十四块。因此这三样上百块的物件基本上算是屋里最昂贵的家当了。
我从出生的医院回到家开始，到日后三十年的日子，总是在这三样家当的陪伴下生活，正因为如此，我对家中的三件家当便有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收音机
长方形的收音机，外形设计美观大方；飞行牌的商标呈斜体字型，简洁明快。摆在书桌上，被母亲擦得一尘不染。父亲喜欢听新闻，而我最喜欢每天下午的少年儿童节目。先是一个童声稚气的女孩子的铃铛声：“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之后是一句喇叭过门：“嘀嘀哒，嘀嘀哒，嘀嘀哒嘀哒。”再下来便是节目了。
节目里少不了儿歌，十分有趣，朗朗上口。
老牛，老牛，
蒸窝头，
蒸得半拉熟，
炒菜不搁油，
搁了一块大砖头。
小牛，小牛，
蒸窝头，
蒸得香又甜，
炒菜炒得好，
又好吃来又省油。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韵律的美妙、拟人化的趣味。世隔四十余年，多少曾用心背得滚瓜烂熟的唐诗宋词都封存在记忆的盲区，而这首童年的诗歌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偶尔想起，仍然有童心那单纯快乐的情趣。
除了孙敬修爷爷的故事经典节目之外，还常有些生活小常识。一次，听到收音机里阿姨和声悦气地讲动物。大象吃饭是用鼻子……最后告诫小朋友们不能把东西放进鼻子里，如果取不出来，还要到医院开刀。
平日乖巧听话的我，不知为什么竟然想尝试一下，把一粒玉米放进鼻子。本想进不了肚子就拿出来，可没想到玉米却待在里面不出来了。
那天正是星期六，大礼堂放电影，全家人准备出门，却发现我出了故障。后排的邻居曹护士阿姨也锁门看电影去了，母亲急得不知怎么办好。不记得后来玉米是怎么跑出的，电影误了一截，鼻子疼了几天。
缝纫机
缝纫机是“鹰轮”牌的。还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太原“进山中学”上高中的大姐从当时唯一的百货公司“五一大楼”买的。
母亲心灵手巧。家里上到父亲四个兜的中山装，下到我们姐妹的花裙子，年复一年，这架缝纫机立下了汗马功劳。
六七十年代，缝纫机普及起来。别人家的缝纫机是“蜜蜂”牌的，轻巧不说，机头还能放下去。摆在家里显要的位置，平平整整，上面罩块台布，还算件摆设。我们家的鹰轮牌，厚实笨重，机头固定不能移动。不知哪位热心肠的，用三合板做了一个长方盒子，母亲把它涂上黄褐色，像个帽子扣在机头上，除了安全之外，没有美观到哪里。
后来一度我迷上了缝纫，爱美之心在“嗒嗒嗒”的声中得到满足。这架缝纫机最大的贡献就是缝出我的结婚礼服和出国时备置的旗袍。
我到美国后，曾一度给裁缝店打工，买了台“弟兄”牌的缝纫机。这台缝纫机是电动的，其轻巧得像个玩具，干脆连架子都没有，用毕装进盒子，塞进壁橱了事。
有一次到美国人家做客，因为是新盖的房子，主人的心血需要得到肯定，客人的好奇借机得到满足，主客一拍即合。我们随乐意展示的女主人参观了楼上楼下的每个角落。看得出女主人功力非凡，从餐厅到客厅的家具、台灯、插花和摆设，从孩子们卧室的性格特色到卫生间的零七八碎，不仅布置大气，而且独具匠心。餐厅到厨房的过道墙上镶嵌着一块方形瓷砖，古朴独特，是女主人在古董店发现的；院子壁炉上的长台，是个没有任何修饰的整条方木，取自主人父母的老屋。这瓷砖和方木或许暗藏着主人的许多记忆和情感。
走进主卧房，呈现在眼前的是颇为讲究的全套卧房家具，漂亮的床帘和床上用品在色彩上协调，遥相呼应。环视四周，我的眼睛落在窗边墙角的一架缝纫机上。那是一台老式的缝纫机，外漏的头，踏脚板，皮带轮，一问便知道是她母亲使用过的。
手表
家里墙上的铜挂钟是母亲的日头，父亲的时间则是戴在手腕上。
我出生的那年，父亲去北京开会，不小心把手表丢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于是，父亲到亨得利钟表店了买一新表——瑞士英格。童年的我最喜欢把表从父亲的手腕上摘下来，先戴在手腕上，享受一下当大人的滋味，然后钻进被子里，看黑暗中发亮的表盘。表盘的夜光晶体让我充满了好奇。
夜光和瑞士是我童年的好奇和向往。高中毕业后，我插队到一个富裕得用不着父母贴钱的近郊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流了一年汗，年底结账，分红得一百五十八块钱。这一大笔钱离当时市场价格二百多的瑞士表还差一截。
最终，我带上瑞士表，也是夜光的，但没有童年时的好奇和渴望，在心里所占的分量自然也打了折扣。
一生中的遗憾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能亲自保留父亲的手表。那是一个普通的旧表，但对我而言，它并不普通，它与我同龄，伴我度过三十年的时间，记录了我的童趣和幻想。它是无价的。
细想一下，也不过是四五十年。普通百姓人家的三件宝由五六十年代的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七八十年代就变成了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90年代晋升为电脑、音响和大彩电；如今则是车子和房子。虽然我拥有所有的三件宝，但让我怀念的还是那最初的三件宝——收音机、缝纫机、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