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并不是很久以前，每家的女人都有顶针。别看小小的顶针不值钱、不起眼，却同洗衣的搓板、拢发的梳子，是女人们必不可少的什物。
万物复苏，天热了，女人们将全家人换下的棉衣，拆洗缝合；寒冬腊月，过年了，女人们把家中所有的被褥拆洗，干干净净过年。全家老少白天出门穿的戴的，晚上睡觉铺的盖的，哪样都少不了顶针。平日里，大到缝衣，纳底作鞋，小到钉扣子，补补丁，勤劳的主妇几乎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顶针不离手。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女人。
做针线活是很辛苦的，劳力又劳心。其中工序最多，辛苦最大的大概就数做鞋。首先是打袼褙，将不能穿的旧衣服用稀稀的面浆一层层地粘在一起，大约四五层。干透之后，剪成鞋底样，沿上白边儿，摞上四五个，每个之间垫些碎布；然后搓麻绳，纳鞋底；作鞋面是先将袼褙剪成鞋面样，里外各粘上一层新布，外沿是白边，内沿是黑边；再就是绱鞋，将鞋底和鞋面缝合在一起；最后，将鞋楦把鞋衬好，放若干小时，大功才算告成。纳鞋底和绱鞋，除了针锥外，顶针是绝不可少的。
那时家里有四五双脚，不论春夏秋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是踏着母亲的千针万线而行。大年三十晚上，母亲常常是剁好饺馅，再敖夜完成新鞋。大年初一，我们无忧无虑的孩子们枕头旁摆着新衣，新衣上放着新鞋。
从前，一家人大大小小的精神面貌与女人的双手息息相关。衣服不论新旧，干净整洁，没有破口，没有掉扣，是靠女人的勤劳。衣服又能衡量一个女人是否心灵手巧。剪裁的手艺要看领子是否周正，肩袖松紧如何；缝纫的水平就要看针脚是否细密均匀平展。
母亲不仅勤快，而且做一手好女红。
小时候，家里有两张全家人共同使用的桌子。大圆桌是餐桌，一日三餐，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热气腾腾。另一个是张核桃木的长桌，晚上，我和姐姐在桌子上做作业，母亲在灯下穿针引线。我和姐姐身上的衣裙，脚上的鞋，甚至头上的蝴蝶结，都出自母亲的双手，引来别的母亲的赞赏。爸爸穿的衬衣、中山装、西服裤也都是母亲亲手裁剪缝制的。
印象里，别人家的顶针大都是铁制的，黑不溜逑，毫无美观而言。一次，在朋友家看到她在缝东西，指头上带着一个常见的铁顶针，我随口说我母亲的顶针是铜的和银的。朋友不信，说铜的还有可能，从来就没见过顶针还有银的。母亲有两枚顶针，一黄一白。黄的样式简单，直桶，没有花纹；白的鼓肚，接口处有花的雕饰。黄的是黄铜，白的是白银。银顶针不如铜顶针结实，年代久了，落得千疮百孔，母亲一不小心，针尾顶在洞里，血便从顶针缝里渗出来。母亲舍不得丢弃，大概这枚顶针跟了母亲大半辈子，成了母亲生命的一部分，离不开了。
母亲来美国时，贴身衣袋里藏着两样东西。一个是父亲的遗物——瑞士英格手表，一个是母亲的顶针。手表带着父亲的温情，顶针藏着母亲的生命。母亲随身带的顶针是个白银的，但不是那个千疮百孔的，样式差不多，却是又新又亮。我方晓得原来母亲有两个白银顶针。
美国人也有顶针，但和中国人的不同。单薄，铝制品，形状像个深深的帽子，套在指尖上。中国人的顶针是带在中指的第二指节上，能使上劲。套在指尖上的顶针，挑边、缝扣还行，纳鞋底，还不把指尖顶断了。
母亲的顶针在美国还真派上了用场。
一位朋友出国前，专门上裁剪缝纫班，学得一技之长，到美国后在一家裁缝店打工。一次，老板给她一件衣服和一块布料，衣服样式别致，让她照猫画虎做一件。朋友面对布料不敢下手，找我帮忙剪裁。衣服做好后得到老板赞赏，接着就给难度更大的活。朋友知道不能胜任，便讲出实情。于是，我代替了朋友，成了裁缝店的小工。
女儿出生在我们最艰苦的时候。生活清贫，不能到商店买漂亮的衣裙打扮女儿，于是我将裁缝那里捡来废弃的边角料，设计裁剪缝制出一件件小裙子。母亲的银顶针，帮助我缝出母爱的满足、女儿的甜蜜，绣出生活的信心、人生的美丽。
母亲1993年回国时，对我说：几个女儿里就数你喜欢针线活，这个顶针就留给你吧。母亲怀里揣着父亲的手表，如同父亲伴随着母亲走了。留下来的顶针，就像母亲留在了我的身边。
母亲走了，远走了。白银顶针伴随着我，从昨天、今天到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