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哥本哈根，我的诗歌的“钟”在比利时的燕子安静的边缘，而你的私信在BBC的录咅现场，树冠摇晃着递给我极端主义的睡眠空间。我的音乐地困没有说明，你推开了窗户，我的酒变成了稠密的地点上的听力的——要再一次变成雪，令二楼传来的歌声蒙羞。我拿到了木槌，拿到了你用乘法测量的通道，我的诗歌只在你的战栗中变蓝。指挥家ROZHDESTVENSKY抬头看见了列宁格勒的青铜雕像，变慢了速度，就像我在开车时缓缓通过红灯，就像我摇下车窗。在雾中我彻底停下来，我梦见我去买份报纸，但他们却递给我一张1953年的音乐会演出节目单。
来自我们内心中的极度的黑色，哥本哈根在夜色中变安静了，交出了它的故事里的楼梯和对我的诗歌的邀请：我可以来，但要带着锚和犁铧来纺织哥本哈根的灰色群星。图书馆在哪里？无名战士的墓地在哪里？我的旅行在一本书里的外省车站下车，我在昏暗的灯光下阅读路标，我是异教徒手中“痛苦的黄金”。我曾经爱过你吗？我的冬天的书桌还没有从大海上运来，这里已经开始下雪。我在刺眼的廊柱下写作，命令雪下得更大。我甚至走不出这豪华的异国旅馆，我读到了我的梦，和地平线上的嫩枝纠缠在一起，是流亡者陌生的“桂冠”。
在1965年以前我叫着另一个人的名字，我曾去他住过的异国的旅馆但再也找不到他了，我的收件箱里也没有他的来信。我来了，他就失踪了。在哥本哈根还是在OLYMPIA的唱片店，我只能从CD封面上才能看见他的笑容。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只有一次我接到了据说是他托人带来的口讯，让我去看在北京的一场摇滚乐演出。我知道他或许混迹在其中，但我认不出他，我已经和他是两个人。但我也是被他写错在节目单上的个他从未到过的地址，命运女神会派什么样的人来找到我对此我一无所知。在1953年的列宁格勒无名战士暮地，我确信我去过那里，我确信我到那里去是力了和一个人见面，他曾经出席那个城市当时所有的音乐会，但我一次也没见过他，不被亡速认出的雨？我学会从昨天开始等待，如今我梦见他打开收音机，鸟瞰那星空的界薄荷的波浪。
SUPERSILENT：这个词源自奥斯陆一辆卡车一侧的一个标识语。这是来自挪威的“全日制的寂静”，我手里有这个在ECM公司录音的乐队的两张专辑，乐队的名字应翻译为“超静”，但我还是更欢把他们叫做“全日制的寂静”。SUPER这个词还有配角、冗员的意思，来自卡夫卡的多余人的寂静。在我看来，SUPERSILENT的音乐是“异议主义爵士”，他们被认为是揶威当代实验音乐的“萌芽”，他们的宁静和稠密得已变成了“酒”的噪声像黑太阳般照射着来自伦敦、比利时和芬兰的听众。他们是前卫爵士的“异议”的方向，他们的即兴音乐是经过严格书写的。他们的氛围多么像卡夫卡曰记里的布拉格啊，这和暗夜星空结成的“寂静同盟”将群星们的野薄荷波浪变得迷离了，弥漫着“配角寂静”的大海向我的冬季运送张耳朵的“书桌”。36岁以后，我完全停止了写作，第六首未被写出的诗是茨维塔耶娃的诗。在2002年的北欧，采集火车的声音、玻璃破碎的声音、伦敦现场读信的声音和梦里河流冲击树叶的栅栏的声音——爵士的电子是多么支离破碎的“雷”啊，我的声音里藏匿的时针也变弯曲了，时空误差在不同国籍的鸟群中传递着眩晕感，命令它们飞出地中海的形状。
涨潮，是火焰在夜晚的流量。我收到了你从本书里寄过来的歌词里的第六首——这超过了现实的理解，氛围感的颗粒清晰得让我的身体飘飘欲飞，档案馆里的冗员们在运送着神秘的头晕和土耳其式的“听力之酒’。在你的又次来信中，你问我：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同性恋的幻想？而我为你新买了“度高”的收音头。
在记忆中的伦敦南岸火车站，我从纸袋里拿到了入场券。在我未发表的笔记里，我讲述了那一次演出。我想起塔文纳的大提琴曲《被遮蔽的面纱》，在异教徒的军队面前，她扯下面纱，在土耳其击溃了敌人。我又一次提起这件传说，是挪威的雪在迫使我回忆，是你打开了通向昨天的收音头，是为我运送书桌的马群的大海全部打开了它们的收音头。
DUMMY，哑巴。我在去年才拿到的PORTISHEAD乐队的首张专辑，1994年发行。我还有PORTISHEAD在纽约现场演出的DVD。那一年，俄罗斯指挥家ROZHDESTVENSKY电台的录音间外面曾看见一个陌生人拿着一盘CD，他不知道是什么音乐，但当他抬头望伦敦窗外的风景时，赫然发现天空变得更加褐灰了，燕子也飞出了俄罗斯的形状。那一次他指挥出了最灰暗恍惚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10交响曲《列宁格勒》，现在我的收藏里有这张OLYMPIA公司的录音。这可能是在我的幻象中出现的场景，但我听〈DUMMY〉时一个流亡者的强烈幻景却久久挥之不去。这一点和SUPERSILENT的音乐是多么像啊。
现在，听着SUPERSILENT的《SUPERSILENT 6》，第6首的氛围是多么类同于时刻来骚扰我的流亡的幻觉，SUPERSILENT是“流亡之声”。我总是说：唱片店是我们音乐“黑暗的心”。是的，当大提琴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在新街口的唱片店，看着搁置在最上面的挪威实验乐队SUPERSILENT的第4张专辑〈SUPERSILENT 4〉的白色封面在灯光下变得褐灰了。我的收藏里有《SUPERSILENT 5〉和〈SUPERSILENT 6》，它们像两个分离的国家要求着统一。现在，这张我没有买回家的ECM CD就像黑暗中的“流亡者”——它是声音的“流亡，它封存着一个声音的王国，等着我的“来自北京的听力”把它照亮。
在这一刻，我就是那个指挥出了最灰暗最恍惚的肖斯塔科维奇的第10交响曲《列宁格勒》的人。在我36岁以后，我已经不再写诗，但缪斯依旧来找我一她可能是那个在舞台下热泪盈眶的小女孩，是那个向我献花的女中学生，也可能是和我擦肩而过而我并没有把她认出来的那个人。她（他）最后一个赶到我刚离去的即将打烊的唱片店，买走了那第4张SUPERSILENT乐队的专辑。这是诗歌本身的秘密，在那张我从未拥有的电子爵士CD上，在混杂与寂静中，有一段“一不小心”录下的现场声音采样一那是诗神和一位流亡伦敦的俄罗斯诗人的关于诗歌的对话，在现场采样中已变为沙沙的冬雨声。现在，它又重新回到了诗神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