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42，暴风雨过后，我应该成为这棵运送彗星的红色的桦树上面“盐粒的痕迹”，我的第四散文。那个给我定期汇钱过来的人把国家出版社的大提琴的煤气火苗变成了声音的弧形，雪和盐在我的嘴角结霜，我意识到关于阿赫玛托娃诗歌的幻象的出现是定期的。像你的小提琴9月被定期送到店铺里去修理，我也用偏僻的乡下旅馆来修理我的关于地址的朗读。我的日记，我的听众42在寂静时也是战栗的；我的铃铛，我写出的信如同1952年被监视的星空。我在听俄罗斯作曲家施尼特克的大提琴组曲，我自己的诗句也像你的名字突然被大提琴的火焰点燃广在你的睡眠中我运送你颗星，我多年前的写作，我还从未用这样的悲伤朗读它，像布尔什维克褪色的钢头巾”：这次，再次惊动秋天的夜莺，写吧，你的头巾在催眠她们的歌声。
ASHER：但是：——
树牵制并摇晃了星星们在第二乐章的版图，并为我的头发留下了褐灰色。“前进是——傲慢的”，你对我说，“如何测量立陶宛的——夜，我是否像小鸟学会了歌唱。但在你的监视下，我的创作不能获准出版及演出，我的作品目录不超过21条，我终于买了你推荐的LP，但尖锐的击打声却是先在我的幻听中出现的，然后大提琴才跟上。作曲家施尼特克的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写于1986年，题献给女大提琴家娜塔丽娅·古特曼，但后者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写作出现了困难，作曲家在完成这部“夜莺不可能的歌唱”时大病一场。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是创作过程中的秘密，和死神的对话，以及对自我的“最后的审判”。在死亡的灰烬中，那个电影配乐作者中断了写作，回到地狱中为亡灵们演奏呜咽的死神主题。这一刻的创作就是和死神交换一把叫“彼得堡”的大提琴，交换得到许可的地址。80年代后，作曲家施尼特克饱受心脏病和数次中风的折磨，几乎丧失语言能力，但他的音乐创作却得以一见天光。听施尼特克晚期的作品，我有一种大雪欲来压境的感觉。作为数次从地狱归来的人，他依旧创作他数十年来赖以谋生的电影配乐，不理会他搁置已久的茨维塔耶娃诗全集，尽管他将之带到德国汉堡他的工作室——甚至不在夜深时阅读。但对话却早已开始，开始于流亡者浓重的乡愁，开始于对告密者的星空（在晚期的曼德尔施塔姆诗歌里经常出现的意象）的“流亡聆听”一聆听，不是用把失去地址的大提琴，而是用成千上万亡魂的“涅瓦河褪色的头巾”。
想起2001年3月在北京，在瑞典大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中文版的首发式上，请特朗斯特罗姆本人为他的诗集签名的情景。诗人前几年被中风击倒，最严重时几乎不能讲话一他是否以这种最残酷的方式回到诗歌本身的秘密中去，谁也无从得知，只知道他的写作变得更少了，或者他在开始为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写诗。这次在首发式上的演讲也是由夫人代读的。北京的诗人们几乎全到场了，但特朗斯特罗姆却不得不“将最后一句诗藏在心底”（中国诗人北岛在惊闻特朗斯特罗姆中风后写的一句诗），关上了和中国诗歌对话的大门。会后我请特朗斯特罗姆为我签名时，他用颤抖的手写下了JJ两个字母——这是他诗歌的地址，带着暗褐色斯得哥尔摩的颜色，然后，光芒涌入，我看见了那个在地平线上抓住我手臂的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句）。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作曲家和诗人是同一种类型的人，他们属于无限的极少数被选中并被许可和诗歌女神对话的人。小提琴家尤金伊扎伊曾说过：“小提琴这种乐器就好比诗人样，只有非常有限的，经过上帝挑选的部分人才能理解其神秘的内在。而现在，“女暴君们回家了——我得到“许可”在厨房里打开收音机收听一场音乐会的实况转播。做一个天气预报员是安全和没有想象力的，但作为哪怕是个音乐爱好者，你要随时学会和亡灵们对话，你是在“跨界”。
在我的早期诗歌创作中，模仿的痕迹多一些，我用一对叫听众42的极度书架箱收藏来自“小提琴在雪的边缘”收集到的声音。多年后我把我自己的诗歌写作交还给了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我停止写作，子是一场大雪才为我降临。停止写作是另一种流亡的开始，是”流亡聆听——用我收集的寂静和那些惧怕竖琴的亡灵们寄来的“头巾”，我推远了我的听众42；推得再远，我签署下我的名字：推得更远，我的断头台上就布满了因恐惧而跳舞的红樱桃——你处女苍白的颜色，你收信时在幻觉中看见的月亮的《果戈里组曲》。嘴不能对着嘴，夜晚不能对着夜晚，我的河流运送者不能对着你的书桌。
在2003年的上海，我向她递交《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在这本中国诗人多多的诗集里，我的“聆听”停止于第163页：“许多乐器，不在尘世演奏已久。”——这就是我的断头台，我的宿命）。
“亲爱的瓦里娅，我收到了你送给我的GALINA USTVOLSKAYA的唱片，1995年的录音。谢谢，请一定不要告诉别人，不要惊动那些在夜晚亮灯的厨房，你的意大利厂牌。”
在我的桌上，从来没有搁着这样封短信，我从它读出了无尽的乡愁。5月24日，那个在上海演奏大提琴的女学生告诉我，在演奏俄罗斯当代作曲家施尼特克的室内乐的前天夜里，她梦见一个亡魂穿过地狱之门来找她，和她交换她手里的大提琴。在横糊不清的梦中，女学生依稀记得来客吻了她的颉头，带着新鲜的桦树和河流苦涩的味道。来客告诉她，她手里的那把琴叫“古拉格的月亮”，也叫“悲恸”。在演奏会上，我们被选中的女主人公拉得无比缓愦，被悲恸遮掩下的乐思如源源不绝的涅瓦河，照亮了那件久已不在尘世的乐器”。
我这几天听的施尼特克《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是瑞典BIS公司的版本，由大提琴独奏，而此曲的世界首录是由罗斯特罗波维奇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极具文献价值。我手里另有一盘由日本女中提琴演奏家今井倌子演奏的施尼特克的《中提琴协奏曲》，令我领教了中提琴作为一件“女性的河流”所遮蔽的悲伤。我的“听众42”这次将我推得更远，推得那布满红樱桃的地平线“断头台”已变成我命定赴宴时的“黄金宝座”。而你也来了，在这刻，带着那把大提琴的“倒立的词”（策兰的诗句），来推迟我下午要听的音乐、要写的信，甚至来推迟我的心脏病和你的被监视的土地。但在另个城市，我的写作彻夜不眠。在一卷由电影协会提供的录像带上，我看见那个给我写信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女大学生，她的施尼特克〈第大提琴协奏曲》乐谱已经还回，她的乐器像放在冰箱里的红樱桃，还带着地平线的海的味道。我的水完全结霜了，因为他们回来——回到我拥挤的书桌前代替我写字。在那卷录像带上，我看见那个女大学生约会，挤公共汽车，去看无聊的抽象画展。我终于看见她秘密带着我那—对“听众42”在上海各个“神秘的阁楼”出没。那对“听众42”的书架音箱用一条暗色的军用毛毯包襄着，就像当年刚出道的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包裹着他的儿童大提琴——为了不让谁看见？那是一个音乐家和茫茫天意所定的最初的契约。
当你的祖国也在对2002年出产的“听众42”里像被收集来的一场大雪，像流亡异国的罗斯特罗波维奇仍旧在灯下向幻想中的苏联文化部官员写滇出曲目和思想汇报——不写，在第二天的演出中他就完全找不到音乐感觉一一他的“诗神”就不会来，这就是他的“自由”日记，是他的依旧的俄罗斯之年。在此处，他的那把名琴才开始有另一个名字——“古拉格群岛”。他将和我们再次咀嚼那首诗——我在前《爱乐》主编曹利群写的关于罗斯特罗波维奇的乐评里读到的：“我的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再次和你同受煎熬。以及梅列日柯夫斯基的名句：“自由的河流之牢房，将在春天的箭矢下崩塌。”我想这可能是梅氏写于后期的诗吧。
1986年当罗斯特罗波维奇拿到施尼特克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乐谱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终于找到了两顆流亡之星在银河里交汇的地点而我已经看不见你记错了的“小提琴的地址”。令我们在起同受煎熬的不是把大提琴，而是那被一位我并不熟识的女大学生秘密带到车上去的、离我越来越远的一对听众42。
是的，流亡的聆听同样重要。你对我说：“如何测量立陶宛的——夜。”直到我靠近你的中心位置时，在小村庄的雪的小提琴部分，麦地幻想的夜的痕迹被说了出来，使这种测置慢了下来——变成石头。“头晕也在那里出现在那里，我出手阔绰，一如你用一条叫“听众42”的河流把我越推越远，把天边的葵花也推成我悲伤的乡愁。在这里，在这里——在唯一可以用一把小提琴说话的1986年，你问：“当伦勃朗完成他的肖像画时，为什么你要求的天空是倾斜的？而我是你的德语里的模特，透过打开的窗子，是那从你的手里取回田野的入场券的时候了。一个陌生的东方女孩也在作曲家的视野里不引人注目地出现，她携带一对用军用毛毯包裹的听众42，像她以往携带着装在弓型琴盒里的古拉格大提琴，她在观众的人群中，打开了一场由听众42，收集的大雪，飘在1998年8月3日的汉堡的上空。
谢谢瓦里娅，谢谢2002年5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施尼特克音乐会演出，像“听众42”一样，将我幻想中的对“流亡的聆听”越推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