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鲍延毅教授与《死雅》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刚落实政策不久，我的一位老学生胡校邀我到他任职的枣庄师范讲学，也包含着让我散散心的安慰之情。到校以后，胡校首先介绍他的挚友，主持中文系工作的鲍延毅教授。这是我和鲍教授缔交之始。鲍教授质朴憨厚，接谈之下，深为他的博学多闻所动。他是一位沉潜文史的儒者，在我停留枣庄的几天内，我们三人朝夕相处，所谈都是学问中事。分别以后，我们有过几次书信往来。后来胡校英年早逝，我们的交往由此减少。一九九一年初夏，鲍教授和曲阜师大赵传仁教授惠临寒舍，邀我为他们编纂的《中国古今书名释义辞典》写序，我为他们写了较长的一篇序。一九九二年该书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本世纪初，鲍教授和赵传仁教授再次光临寒舍，为了修订再版《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来征询我的意见。这次我们做了较长时间的交谈，我谈了修改增订的浅见。同时鲍教授似乎谈到已大致完成一部关于死的辞书，可是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今年岁末，我收到新版《中国书名大辞典》的样书，并承赵传仁教授告知，鲍教授已于三年前逝世，留下了一部名为《死雅》的大型辞书。
很快，我收到鲍教授之子鲍成城君寄来的《死雅》一书，睹物思人，令我愧疚与惊讶。愧疚的是，故人的长期卧病与逝世，我了无所闻，未能慰问和吊死唁生，实为有负相知之情。惊讶的是，他以二十六年的时间独立完成有关死的同义、近义辞的专门辞典，达一百五十余万字，虽生前未能问世，但终于在身后三年正式出版，是鲍教授对学术至诚的社会回报，也使我得到一次自赎的机会。我难以抑制思潮的起伏，含悲通读了这部遗作，并为这部惊世的巨作，写了一点读后感受。
“死”是人人不可避免的归宿，也是人人忌讳触及的字眼。鲍教授在前辈学人刘半农拟编《打雅》的启示下，在十年动乱刚刚过去不久，就毅然摆脱俗见，倾全力于《死雅》的编纂工作。不难想像，在漫长的二十六年学术历程中，鲍教授以焚膏继晷的辛劳，顶着“惊世骇俗”的风险，终于编成一部前所未有的奇书。他从两千多部经、史、子、集、说部、杂着中，搜寻例证，归纳出一万零四百九十四条。每一条目下有多条诠释，每一诠释均举有例证，而每一例证均有文献根据，其收集之富，实为罕见。如“一”字条下，即收有一了百了、一旦捐躯、一时毙命、一命归西、一命呜呼、一将功成万骨枯、一腔热血染黄沙等二百六十七条。又如在“死”字条目下有四种解释：一是“失去生命”，举《书经》、《汉书·郊祀志》、唐柳宗元《捕蛇者说》、李商隐《无题》诗，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为例。二是古代用于称年少者、庶民或下级官员的死亡，举《周礼·天官·疾医》郑注、《札记·曲礼下·檀弓》及《新唐书·百官志》为例。三是杀死、被杀，举《左传·成公十一年》、《汉书·韩王信传》及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为例。四是为某事或某人牺牲生命，举《荀子·大略》、《史记·陈涉世家》、陶潜《咏荆轲》及《型世言》第一回为例。由此可见，这是一部翔实有据的语言工具书。不仅如此，这部书在诠释和例证中，往往对生死观念作了某些富有哲理性的阐释。如“并命”条，诠释有二义：一是相从而死，举《颜氏家训·兄弟》、《后汉书·公孙瓒传》、《晋书·卞壶传》、《太真外传》二、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二为例。二是犹舍命捐生，举《后汉书·西羌传》、《资治通鉴·魏元帝景元元年》、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七。这些例证都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对待生死。正如已故语言学家、南开大学教授邢公畹先生为本书所写序言中所说：“它不但可以提供大量科学研究的材料，可以增长很多有用的文化知识，而且它处处向人们提示生的价值。”
这是对《死雅》一书公允而确切的评价。我在对故人迟到的悼念中，诚挚地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不忘作者二十余年的辛劳，读一读此书，并能够从书中收益，以此告慰作者于地下。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二八年三月十四日）
2、一部新人耳目的镇志——评《十里长街——坎墩》
镇志虽未入当代三级修志之列，但在中国方志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自宋常棠所撰《澉水志》（残本）始，历代多有镇志之修，明清二代，尤称盛况。当代亦有浙江《长河镇志》、江苏《震泽镇志》、山西《南坳镇志》、天津《小站镇志》……纷呈迭现，为志坛增多品种，为地方文献提供原创性资料，是镇志之修乃应社会实际之所需，固不得漠视其存在之价值。
我很幸运，在丁亥金秋，获读浙江慈溪坎墩镇镇志，并承编者之邀，参与评论。我一生阅读新旧志书，为数不少，而于《十里长街——坎墩》（以下简称《坎墩》）一书，则书方展卷，立有耳目一新之感，循读一过，不禁讶其创新之多，确为他志所难及。全书无论形式内容无不围绕一“新”字。志书编修，旧有陈规，而时代发展，多有变易，修志者当谋推陈出新以适应现实。《坎墩》一书，即可称为志书编写之革新。读后有感，略言所得，共相商榷。
《坎墩》一书之新，首在志体之革新。方志编写体例各有不同，约而言之有纪传体、门目体、三宝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类书体等，后世沿用者以纪传体为多。纪传一体大体模仿正史而将若干门目归纳于纪、志、表、传、录诸体之内，使目以类归，眉目清楚，层次分明，后世修志多所沿用，成志书编撰之大宗。《坎墩》撰者舍此弗由，针对乡镇事繁而具体，力求改变纪传编年之陈规，而基本采用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之体始于明中叶，此体每事为篇，详述始末，如康海之《武功县志》、韩邦靖之《朝邑县志》即依此体而为时所重。其体一时风行，几有代替纪传志书之势。清人冯苏撰《滇考》即以此体纪云南沿革旧事，治乱大端，始末完备，头绪分明。但后来沿此体例者，数量减少，遂为人所忽视。《坎墩》撰者深谙志例，筛选传承，择善而从，复据地情实际，益以时代所需，确立新体，分全书为十六篇，篇下分设专题，独立成篇，综括成文，首尾完整，终而架构成一五十余万字之镇志，给人以新奇之感觉。
《坎墩》一书之新，在于撰人之专署。志成众手，本为修志常规，惟定稿则由主编一人，统一体例，删定文字，其能使众人折服而无异言者，甚难。《坎墩》一书，一改旧章，各篇各目，全部专署撰者之名，为当今修志之新例，其创新之利有二：一则此举无异为文字问责制。篇目撰者，既赫然纸上，责有攸归，讹谬难以推委；再则既为各自署名，则彼此又各竞才能，殚精竭虑，以成佳篇。如此，既无督促之劳，当有优选之利。
《坎墩》一书之新，在于篇目标题。标题为篇章之最要标志，而世传志书之标题，千篇一律，大抵不出沿革、地理、商业、农业、财政、政权、文化、古迹等固定模式，读之令人感到枯燥乏味。《坎墩》一书，别出心裁，推敲标题，独见用心，致使标题不仅文字优美规范，更具丰富内涵情趣。言地理则标《一方水土》，言商贸则标《十里长街》，言民风则标《乡风民情》，言名人故居则标《旧宅说往》，言人物则标《人物长廊》……而篇下各目亦多类此，如《一方水土》篇下之《横塘万家》一目，即取自清胡杰人《坎镇竹枝词》所云“十里横塘住万家”，概述了坎镇普通居民的众多、居民之日常生活及当地诸般社情等，娓娓道来，令人神往。
《坎墩》一书之新，在于论述之有文采。一般志书多采用平铺直叙手法，不甚注重文采，而《坎墩》一书，文字运用不枝不蔓，遣词造句，较为精练。如《四方移民》一目下对堕民的记载，文不过千字，而于堕民之历史背景、行业特色、身份地位，皆能言简意赅，为这一特殊群体写下完整的概貌。又如《地名溯源》篇下之《类说村名》一目，将通行志书中琐碎零散之村名，按类归纳，理顺头绪，便于记忆，化枯燥为有趣。
《坎墩》一书之新，在于挖掘新史源。充实新史料为志书增加学术含量之重要途径。如在《十里长街》篇下《街市流变》一目，即引用清末当地诗人胡杰人在《賸馥吟》诗集之诗句“纷纷掳掠寻常事，焚戮居然第一筹”以证实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太平军肆扰所造成的破坏情况，可用以说明太平军晚期败亡之征兆。又在《乡风民情》篇中记有同治九年诗人胡杰人代坎墩人沈其常为无力成婚求助而撰的《沈其常助婚知启》，文字直白通俗，入情入理，颇具煽动性，使后人感受百余年前坎墩纯朴憨厚的民风，成为一份佐证坎墩曾有助婚风习的社会史珍贵资料。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宗族文化》篇下《家谱知见》一目，不仅条理坎镇名门佳谱，撮其指要，各成叙录，述其版本，叙其宗族，尤以指明史料所在，确为研究者指明途径。其他《序跋辑存》、《谱载人物》、《族规佳训》诸目，均称佳作，为不可多得之史料。
《坎墩》一书之新，在于主旨之新。以人为本为当前施政要领，而《坎墩》一书，全书贯穿着人物活动。除《人物长廊》篇重点记述人物，并改变一人一传之传统，以多文组成一传，俾人物能有多方面显现，使人物更充实，更丰满。不仅如此，其他篇目亦多以事系人，大量记载人物生平和活动，如《产业经营》篇下《棕棚世家》一目即详述张氏之棕棚技能。《姚滩之乡》篇记述近代姚剧名艺人胡家良、费凤鸣等多人对姚剧发展的贡献。《文体艺术》篇下之《诗文脉络》目，记潘朗、施烺、胡杰人、沈烈光、施叔范等文学家；《作家作品》目评述潘朗所撰《楚游草》、《海村竹枝词》及胡杰人的《賸馥吟》等代表作，颇见学识；《书画述评》目之记画家郑霞、潘朗、胡杰人弟兄、孙子奇及近代之胡若佛；《棋手拳师》目记棋手沈霞亭及拳师郑高秀、孟金荣等之技艺。《教育卫生》篇下《医家纪闻》目记胡氏、赵氏、郑氏、卢氏及谢氏诸家名医。而于当代乡人，则立《坎墩情结》专篇，以忆念形式写出乡情，存人存情，两得其宜，此为他书所未及，亦为后来修志者储料备征。
其他若《宗族文化》、《旧宅说往》、《故事传说》等篇，亦皆各具特色。至于《晚清坎墩十里长街示意图》之精细制作，街道居民的密集得平面示意，是彼时繁华情景，宛在眼前。而各篇随文插图，色彩靓丽，图文并茂，更为全书增添色彩，引人入胜。
一镇之志，有偌多创意新见，足征修撰者之好学深思，而全书之成就，亦足称同类志书中之翘楚。我喜读《坎墩》，以其新我耳目，启我思维。我感谢撰者，因为他们各逞生花妙笔，重现海隅古镇——坎墩之古今风貌，亦因为他们向广大读者贡献一份可圈可点的精神食量。我更期待类似的优秀乡镇志书能不断涌现，以充实方志武库！
（二七年国庆节前夕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十里长街——坎墩》，杭州出版社，二八年九月）
3、评《着述与宗族——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
对着作的研究，一般多从着作的内容与形式研究着手，或研究其撰人生平与思想，对着作内容的评价，着作的社会影响等等；或研究其编撰、造刻状况，版刻的工艺，书籍本体的存佚等等。据我读书所及，尚未看到从另一种角度来考察和研究“着作”的论述。最近有机会读到何明星先生所着《着述与宗族》一书，颇多新鲜之感，循读一过之后，随手札录一些感受，梳理成文，或可供作者与读者参考。
《着述与宗族》一书涉及的领域很广，包含图书、出版、宗族、学术等内容，但是作者并未按习惯常规进行研究，而是从社会学的另一角度切入，使全书别具新意，令人瞩目。作者除以“清人文集编刻方式的社会学考察”为副题外，更在其全书提要中很明确地提示其着作主旨是：
通过对清人文集的编刻方式的统计分析，及与宗族的象征——族谱的编刊活动的比较，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清人图书文化活动在宗族传承、科举教育和学术研究中发挥的轴心作用，揭示传统着述、编刊与宗族是一种相互适应的文化生态关系。一八六年之后的印刷技术变革打破了这种生态关系，对着述、出版以及社会各层面的影响，迄今尚存。探索现行制度与传统文化积累之间的转换与对接，对当代图书出版事业有很大帮助。
作者就是在这一主旨的指导下展开对主题的个人论述，以丰富的资料架构了七章正文，加上导言与结论。导言是全书的锁钥，作者提出全书如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他除了以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为基本资料外，还提出“以着述立言，以着述为荣，以着述传世，是历史文化人亘古不易的情结”的命题；但他认为前人对这一命题“没有进一步专题研究立言不朽的人生思想追求，何以能够长期存在中国知识学人心底，其现实的支撑基础是什么？今天的中国知识学人是否还有古代中国人的那样浓厚的立言追求？”也就是说作者是要以自己的研究来回答这些问题的。
第一章是作者对两个本不相干的概念——着述与宗族，进行界定，以阐明自己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意图。集部是中国传统图书分类的第四大类，一般学人熟知其事而不详其事，作者以简洁的笔墨，记述了别集的概念与源流、着述与编撰以及宗族的概念、起源、发展和演变。这些记述都比较准确，如对别集的界定说：“它是作者个人的生活轨迹、思想学术、工作资料等百科全书式的汇集”，是“保存了大量时代信息，是最为鲜活的具有时代历史价值的精神产品”。作者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定在清人文集范围内，认为前人对这些文集之流传于世，只谈了表层原因，而忽略了这些文集传世彰显的中间转换过程。而“这个转换过程就是编辑、出版，对这个过程进行社会学考察，能更深刻地揭示清人学术传统、科举教育与血缘世系、师业承受、同里乡邦等中国传统宗族文化之间互为依托的发展关系，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反思现代出版制度，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作者对于着述中的撰述与记注以及宗族与家族的严格界定都有详细的阐述，为读以后几章铺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