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自己的,再看看各地文友们半个月连着半个月的日记,了解他们在不同地方干着什么。当难遣永昼,昏昏欲睡的时候,拿来翻翻,也很解困,颇有乐趣,这也是自牧等人为大伙儿做回功德。没想到,自牧点子多,今冬又出新招,在《半月日谱》、《半月日影》、《半月日注》之后,又要再编一本“同时日记”——《半月日志》,邀约二十四位男女老少文友,同写半个月日记,地区遍及湖南、甘肃、北京、江苏、山东、江西、辽宁、上海、浙江、湖北等地。文字有长有短,记事有繁有简。看一本“同时日记”可以纵观横览不同地区在同一时间段里各种事物的某一些侧面,让人享受走遍中国的滋味。如能传之久远,其中某些记事或可成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如黎树祥的《长沙日谱》中十二月十八日《离休金的变化》所记离休人员工资调整的具体数字说:
我一九八六年离休时,离休金每月是一百六十元,一九九九年十月涨到一千一百九十一元八角,二五年十月为三千二百八十四元八角,现在(今年八月起)是四千零四十四元八角,为最初一百六十元的二十五倍还多!
这既可见离休人员离休金的涨幅,也可见通货上升的速度。又如邓基平(自牧)的《淡庐日志》中多记文坛活动、文人行踪及图书交流情况,亦可备文坛掌故之需。
我既欣赏自牧这种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也感到这是日记体的一种开拓。我更期待自牧再出新样,以丰富日记园圃的绚丽多彩,乃捉笔叙其缘由,以励来兹。
(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南开大学邃谷)
6、《史志文集》序言
山西是第一轮全国修志工作的先进省份,随之也出现一大批优秀的修志人员,其中有曾在某一场合晤面交谈过,也有一些心仪其人而缘悭一面的。晋城市志主编秦海轩君就是久闻其名而未获一晤的着名志界人士。老友曹振武兄多次与我谈及秦先生诚邀我赴晋城一晤的愿望,我也久闻晋城为人杰地灵之胜地,颇思一游以广智益闻,并与秦君商讨探究志学之大略。惜俗务羁绊,未得成行,唯秦君着述则久娴于心。始则受命拜读秦君主编之《晋城市志》,通读一过,深感其成书之速,体例之精,意境之新,行文之畅,固非时着所能及,曾濡笔题记所感于《中国地方志》以作推介。继之振武兄复转赠秦君与人合着之《中国皇帝制度》一书,我匆匆浏览一遍,深感秦君固洞识皇帝制度为中国自秦至清二千余年封建专制制度之关键所在,研究此一课题则纲举而目张,使长期封建社会之历史砉然而得其窍要矣,于此亦见秦君于史于志之兼通,而我则因杂事干扰,未遑对此着一陈所见,深感歉然于秦君。今年初夏,振武兄复自太原来电,谆谆相询:秦君已辑其所着史志论作,汇为一编,题曰《史志文集》,能否序其书?我为践前约而允其事。
《史志文集》是秦海轩君历年在史志领域长期研究的成果结集。史的部分以研究皇帝制度与职官制度等为主要内容。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中的主要支柱,但长期以来为研史者所少涉及。集中所收《中国皇帝制度概论》一文,似是后来与人合作之《中国皇帝制度》一书之纲要与基础,此文使庞杂的皇帝制度——举凡皇帝名位、皇权、继替、宗藩体制,以至后宫、外戚、宦官、职官、谏诤乃至于都城、宫省、宗庙、陵寝、礼仪、警卫、服饰、贡纳等等有关皇帝的一切规制,几乎无所不包,令人对二千余年封建社会史了然于心,有提纲挈领之效。统一与割据历来是中国历史上不断起伏发展的问题,秦君于此也有所探讨,并在《中国统一趋势谈》一文中提出: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是当代中国的一面旗帜等三要点。又以《浅议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一文羽翼其说。秦君不仅述古,亦多切今,更着《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与《试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特点》二文以阐论当代统一形势。清儒刘献廷云“:知古而不知今,只算得半个学者,”海轩通达古今,于此可无愧矣!
《史志文集》的另一部分是秦君终身从事修志事业之业绩记录。《晋城市志》为第一轮修志中之佳志,志界学人多有评论,我忝在其列,于《晋城市志》之体例、进度、图表、综述、大事、文献、着述、文征、丛谈诸端,多有肯定。《晋城市志》无疑当为秦君志学领域之代表作,但其成书背景与思路,则人多未言及。文集所收《修〈晋城市志〉的前期准备与思考》和《主编〈晋城市志〉的实践与探索》二文,使读者了解《晋城市志》撰写的全过程,对其他修志者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至所撰《上党史话》虽为史体,但叙事详明通畅,通俗可读,易为常人所熟知,足与市志有相辅相成之效。秦君海轩出身农家,少而自学,长攻政史,长期从事教学撰述工作,虽僻居晋东南地区,资料搜检困难,学术交流不畅,但孜孜不倦,笔耕不辍,成果累累,颇获赞誉。近又辑其历年论述,汇为一编,问序老朽,虽高年溽暑,每读至会心处,顿感爽意,乃欣然命笔,贡其所见,尚祈识者指教,是为之序!
(二五年仲夏,挥汗写于南开大学邃谷,时年八十三岁)
7、《阶州志集校笺注》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识之士多方呼吁编修新志,惜以世事多端,百废待兴,尚难全面展开。后复以“文化大革命”劫难,修志事业几乎停顿。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修志事业方获认同并积极落实。于是各地纷纷建立三级修志机构,拨定专款,组织人员,先后启动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历二十余年,乃成各级志书达数千种,一时称文化之盛业。至若旧志继承,虽早有议及,董老一博亦力排众议,筹建旧志整理委员会,大力推动,我亦应邀相助。行见整理旧志事业,将与新编志书并蒂兴旺,不幸董老谢世,人亡政息,后继者亦意不在此。我则山野一叟,人微言轻,无力支撑,旧志整理事业几已名存实亡。历二十余年,旧志整理可称成果者,实寥寥无几。兴言及此,得不一叹!唯甘肃武都曾礼君于主编《武都县志》之际,以众醉独醒之卓识,关注当地旧志。
曾君为应编修新志之需,首先整理光绪《阶州直隶州续志》并付之枣梨,于是武都之有旧志,始为时所闻。迨《武都县志》告成未几,曾君退归林下,而关注旧志之心未泯。自解私囊,奔走四方,搜求阶州旧志。皇天不负,终于搜得明万历《阶州志》、清康熙《阶州志》、乾隆《直隶阶州志》、嘉庆《武阶备志》等四种。历时数年,详加校点,终成《阶州志集校笺注》一书,从此,世人皆得窥阶州旧志之全貌。我不得不为武都幸,亦不得不为曾君贺!而曾君复不远千里,惠寄清样稿,俾获先睹。曾君又请序其书,我虽年高目眊,心犹愿读未见书,乃手持放大镜,尽一月之力,粗读全稿,颇有所感,略述数语以赠,借以塞责!
旧籍点校,世多不经意,往往视为雕虫小技,章句之学,此实为未经实践者流之谰言。实则真正从事点校旧籍者,无一敢轻言其点校书无一误处,是可见点校一事,绝非顺文而下,信笔圈点而已。曾君之于点校,则持敬慎谨严之态度。曾于其自序中立“整理校注的原则”与“整理校注的方法”二题,以申明点校之指归。而读其所笺注,则力求倚乾嘉常规,“求真复原”,又历述博览之有关群籍,并恪遵先师援庵先生之校书四例,而解说其内容,既有裨于后学,且以见曾君治学之有本原。
曾君既申明其点校方法,复分析诸书致误之由及处理方式,令读者易于了解如何订正错讹。尤可注意者,曾君固不为整理而整理,更不为单纯整理旧志而整理,其宗旨乃在以其整理成果为世所用,诚如其自言:“笔者校点这四部阶州志,一是正误,二是便读。”不仅于正文变繁为简,而且出注简要,力避烦琐,使读者更有所得。其治学之仁心,于此可见!
曾君为弘扬乡邦文献,搜求旧志,历尽艰难,其志可嘉。得书之后,不计功利,焚膏继晷,隐于点校。历时六年,点校竣事,难以付梓。多方呼吁,有力者不屑节一席之费,出版者又群趋于时尚,而于此文献要着则多视而弗见,曾君义难坐视,慨解阮囊,自筹经费,以求《笺注》问世。曾君志行足贬末俗而励高行,我于此又何得不肃然起敬,乃濡笔书其二三事,愿世人读其书,敬其人而仿其行,则文献之不坠,其有待乎!是为之序。
(二七年元月写于南开大学邃谷,时年八十五岁)
(原载《中国地方志》,二八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