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是一定要尊重传统，尊重前人的成果。所谓创新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绝不是不尊重前人成果，自搞一套。要相信一点，历史是在很公正地筛选。那些经过历史考验保存下来的文献，必定有它的道理和价值。学术固然有愉悦自身的功用，但这样的“为己之学”只是学术的一部分，“为人之学”才是学术的根本立足点。我一直觉得，读书要做善举，我编着《清人目录提要》、《清人笔记随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等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最近成书的《书目答问汇补》，汇总了各家批注和相关资料，方便了他人，免去了后来者奔波于图书馆的劳累，延长了他们的学术生命。现在的文史研究之所以进展不快，跟很多学人不屑于为人服务有关。大家都想着尽快搞出自己的一套，默默为人奉献的就少了。“为人之学”必须要有耐心，不是一年两年可以成就的。我写《清人笔记叙录》，积累了几十年，到晚年才出版。我现在担任的国家大清史项目“清经世文选编”总共二百多万字，没有多年阅读积累，也不可能承担得起。此外，我现在一两年出一本随笔集，工作量也不逊于你们年轻人。总之，任何时候，心中都必须存有一念，即“为别人所用”。“天增岁月人增寿”，只有“为人之学”方能达到这一目的。
最后讲一点，做学问不要赶风。你只要做好你这块领域就行了，不要什么热潮都去赶。现在流行“国学热”，我在《中国文化》上发文，说赞同国学，但不赞同“国学热”。现在问你国学是什么？你能透彻讲明白吗？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国学。国学应当提倡，但不是拿国学作工具，谋一己私利。现在的“国学热”不是真正学习和普及国学，而是炒作，是商业行为。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说，于丹的心得是于丹的，不是你的心得，你应当回到经典去求你的心得。学术有“显学”，也有“晦学”，不要光顾“显学”，也要注意“晦学”，不要什么都赶时髦，而要坚持做好选定的方向。如果你是做清史的，清史有很多领域都值得研究，比如清承明制问题、清代国史问题、清代的吏治问题。为什么有了养廉银，却养不了廉？陋规又加陋规，陈陈相因，这对现在治理腐败很有启发意义。另外诸如漕运、河工、铜政、盐务等问题对当前都有借鉴意义，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只要选中其中一个领域深入研究，踏踏实实地干，都会有成果。等研究有所得时，依然要保持一个“冷”的态度。作为学者，要经常保持一个“冷”字，求学时，要坐得起冷板凳，干事业时，要经得起冷遇，观察事务，则要保持冷眼。这里的“冷”指的就是沉着、平静、淡然。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坐“冷板凳”与吃“冷猪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个学者，只有持有这样的态度，学问上才能有建树，才能为社会作贡献，为百姓所铭记，才能到文庙里吃冷猪肉。做学问不是求荣华富贵，要发财，要当官，就不要走这条道路。当然我讲这点，并不是完全反对当下的学术炒作热潮。炒作也有一定作用，能引起社会关注，扩大学术的影响力，问题是对大众应当予以引导，而不是误导。现在的国学热就是误导甚于引导。
来先生，能谈谈您对国外史学的看法吗？您认为在借鉴他们的研究经验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呢？
对国外史学，我了解不多，但有一点感触很深，就是国外学者能从基础做起，从关键点切入的治学风格。国外真正史学家的作品都是求真求实的。我看过他们的一些着述，也很佩服他们的治学精神。我和一些美国、日本的史学家交流，他们都很羡慕中国的文献储藏量，既有档案，又有载籍，还有地方上的金石碑刻，他们认为中国是“无处没有史料”。不过同时，他们也比较委婉地批评了中国人不太珍惜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他们还认为中国的一些学者急于求成，不是自己去源头挑水吃，而是从人家水桶里舀水吃，常常使用二手资料，而不重视去掌握第一手资料。有些外国学者来中国一两年，就泡在档案馆，从源头做起，从最基础的史料发现新的研究课题。他们的史料功夫很切实，也很注意历史的细节，擅长抓住研究的切入点，比如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就抓住了中国历史上这一瓶颈期、转型期做文章，所以能有创见，也很有学术价值。另外，我觉得国外学者“和而不同”的学术风格也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不搞“一言堂”，而是各抒己见，经常提出自己的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再求同存异，寻求合作。他们的“和”是从不同中求得的，就像乐队演奏，黑管是黑管，大贝司是大贝司，决不会混淆，但是合起来呢，又能奏出优美的旋律。所以说先得有不同，才能有“和”，这是问题的重点所在。另外，在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方面，也要多加借鉴。中国传统史学也有实地调查的传统，但主体上仍然是文献编撰学。历史学应当吸收社会学注重调查研究的方法，应当加强田野工作。我的一个老学长李世瑜是研究秘密社会的，他通过调研美国一个小镇，发现了天主教的一百六十余个教堂，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个专门的口述历史研究馆，收集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虽然不一定都完全真实，有避讳和避重就轻现象，但毕竟是第一手的材料，有其独到的史料价值。重视实地调查还有助于从现实中找寻问题。华盛顿大学的郝瑞教授为研究中国近代人口的迁徙、流量、生息等问题，就选择浙江萧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带着助手，并邀我这个萧山人参加，亲自到萧山实地考察，并就地扩大资料量，从分析当地姓氏宗族入手，寻求人口迁移变动的真实原因。这种深入实际，解剖麻雀的“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成果，就比较接近真实，值得我们吸取借鉴。比如我们研究清代的“堕民”问题，光从文献中爬梳还不够，必须实地去考察。浙江慈城有很多“堕民”后代存在，通过对他们的走访调查，就可能得到史书上未记载的资料，获得更为全面的认识。总之，对国外的研究成果必须要关注，不能自我封闭起来，而是要择善而从。我是主张融合的，光抱着乾嘉家法不放，并不是治学的最佳途径。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不要一味接受，而是要懂得寸有所长，尺有所短的道理，善于取长补短。
来先生，南开历史学的精神是“惟真惟新，求通致用”，在致用方面，除了专业研究外，您主要是通过杂文的途径把学术返还给民众，服务于社会。您能谈谈历史知识传播的问题吗？
我之所以写杂文，也是从“为人之学”的角度考虑的。传统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从文献到文献。这点从专业本身来讲没错，但是从更大的社会角度来看，就不免有空对空的嫌疑了。很多历史学家的研究过程就是个自我愉悦的过程，是一个人在“独乐乐”，看了许多书，发现了一些问题，写了几篇文章，就是给学术圈子里的千百十号人看看，大家一块儿高兴高兴，乐和乐和，而没有去想如何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让无数倍于圈中人的更多人去了解、去接受。历史学家对这块阵地的拱手相让，正好给那些投机热炒者提供了空间。所以，我是赞成学者去讲历史的，也是赞成用影视、广播、网络等多种传媒手段传播普及历史知识的，但是必须有一个底线，就是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他人负责的态度，提供给大众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信息，而不是打着专业的幌子，拿历史作工具，故意迎合大众的不正常心理，以达到牟取私利的目的。这是我坚决反对的！这样做比原来的自我封闭和稗官野史戏说的流毒更广、贻害更深！
总之，历史学家不但要求真，也要求新；不但要务实，也要致用；不但要自适，也要为人；不但要研究历史经验，也要紧扣时代脉搏；不但要坚守学术阵地，也要开辟新途径，耕耘新天地。如果还是囿于一隅，抱残守缺，光在爬梳文献中打圈圈，那历史学就不仅是面临困境，而是要走向绝境了！
来先生，您在专业史家和杂文家间的角色递换如此自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您出色的文笔，您能透露下历史写作的秘诀吗？
好的。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在历史系开过一门写作课。我觉得写作是个技巧活，除了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有一定的程序。程序过了，就是八股，没有程序，就成不了文。所以，我开写作课时就讲了各种文体，讲如何取材，如何论述，如何写景写人，使学生了解写作的基本规范。任何一个学历史的人，心中必得存有一念，即兼融文史，同时掌握文献和文字。古人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字是把知识传给第三者和更多受众的重要工具，所以必须予以重视。那么，如何写好文章呢？我觉得首先要有积累，要多读、多背、多记名人名篇，丰富自己的语言和词汇。其次是要从小处着手，要学会写小文章。我在辅仁读书时，陈垣先生教我们写文章，就定了个规矩，超过五百字的不收。我当时还耍了个小聪明，写小字，一行当两行。陈先生发现后就把我喊去，教导我说只有会写小文章的人，才能写大文章，才能真正放得开。这话我一直牢记于心。另外，写文章切忌一挥而就，要保持冷处理的态度。思考主题时要冷静，写完后不要急着发表，先放放，让思想有回旋的余地。发现了问题，要不怕麻烦地修改。要让三种人给你提意见：一种是比你强的人，一种是和你同水平的人，另外一种是不如你的人。这样不但得到教益，也了解了各种层次的人对本文的接受程度。提完意见后要继续修改，字斟句酌地改，特别要注意虚字，这是最不好用的。最后一点，写文章一定要善于触景生情。文献也是景，看书就是进入到场景中去，但更重要的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一定要多接触群众，多观察世态。世态是最激发思想的，多听多看，就有了内容，就会思考。比如，有一次我在大街上走，看到许多家长背着提琴盒，背着画板，领着孩子去上培训班，大热天，汗流浃背，我就写了篇文章，题目叫《饶了孩子吧》。我看到一些教授热衷于念博士，就写了篇《我好想考博啊》。我写《且去填词》，给宋仁宗翻案，认为宋仁宗让柳永填词，不是狭隘，而是知人善用，要没有他的谕旨，就成就不了柳词的光辉。我之所以有这个观点，来源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有次我听到楼下的小贩吵架，有人就说：“吵什么吵？该干嘛干嘛去！”这句话就给了我启发，令我思考，现实生活中不就经常有不安本分、一肩多挑、越俎代庖的事吗？有些学者为了行政工作，把学术给耽误了，学者就且去研究嘛，有些文学家担任了社会兼职，何必呢？文学家且去写小说嘛，如果人人做好本职，工人把工做好，农民把地种好，当官的把官当好，经商的把生意做好，学者把学问研究好，这样我们的社会就能和谐得多。
总之，写好文章的秘诀就在于九个字：“背得多，看得多，写得多。”要勤于写，笔头快是练出来的，不是什么人都是生来倚马可待的。
来先生，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常面临博和专的矛盾，能谈谈您对此的看法吗？
我的意见是不要怕杂。杂不但有助于开启思路，还可增加见闻。做学问太纯容易闭塞思路，所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并不可取。有些人认为战线不要拉得太长，我觉得一个学者的知识储备量必须得大。金字塔屹立千年不倒，就在于底部宽大。我有个看法，一人一事不宜作博士论文的题目，这样会束缚自己的学术道路，也不利于将来教学研究。我任南开校务委员时，曾提出学生住宿应当文理相杂，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念大学时读的《中国史大纲》，跟现在按朝代论述的中国史教材不同，它是按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题分章节，按时代论述，这就有利于突破朝代的框框，形成通贯的认识。像我写的《书文化的传承》，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总之，不要怕杂，杂而后才能显正。当然也要注意杂而不乱，我提的杂是博杂，而不是驳杂。
来先生，能谈谈您对学术界和青年学子的期许吗？
作为一个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要特别注意避免浮躁之气，要读好书，做好人，做个实实在在、不想走捷径的人，这样才可以有所成就。成就不是靠走捷径求来的，而是靠坐冷板凳，靠积累所得。在这里，我想对你们提八个字：“博观约取，好学深思。”这是读书的方法，也是治学的方法。“博观”和“好学”是一个范畴，这是做学问的第一步。只有读书多了，涉猎广了，你的视野才能打开，才懂得比较。比如学明清史的人，就应当懂点汉唐的历史，以此作背景，才可以比较，才能明白明清的历史地位。历代的典章制度对前代都有追承和借鉴，所以必须往上追寻，比如明代内阁制对清代的影响，六部理事与南北朝六曹理事的关系，摊丁入亩与一条鞭法的关系。除了古今比较，也可以作中外比较，比如清代与朝鲜李朝在各方面的关系和比较，都可以启发思维。有了博观和好学的基础，还要懂得深思与约取。学而不思则罔，不懂得思考，就认识不到事物背后的实质。约取就是提炼，一块废铁可以熔化成钢，关键就在于掌握了化腐朽为神奇的方法。我们研究历史，就应当抓住史料中蕴藏的精神实质。比如清代笔记中记了一个大雷雨后在庄园里留下大脚印的故事，说某地的一个地主，为富不仁，欺压乡民，有一次下大雨，电闪雷鸣，地主家遭到雷劈，夷为平地，现场留下一个大脚印，而其他村民家却安然无恙。这样一个表面荒诞的志怪故事，却蕴含着当时人们的观念和期许。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挖掘出来。历史是讲究细节的，往往不是桌面上的事、不是太大的事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就是要从这些问题中约取、提炼、归纳出精神实质来。
（夏柯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刁培俊系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师，博士）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二八年第一期）
附记：《来新夏书话》续篇既编讫，尚无序言。检存稿中有二八年第一期《历史教学》所载夏、刁二君的访谈录，内容主要是我的读书经历，即以之作代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