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六十岁以后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确是写了不少随笔，我的学生戏称我是“衰年变法”，我未表示异议。“衰年变法”一般指书画界人士，蕴积多年，晚年书画作风大变，以求另辟蹊径，更上层楼。听说国外有些科学家五十岁以后，当在专门领域中已有所成就，往往向普及知识的道路转变，也是一种“衰年变法”，我虽称不上学有所成，但知识回归民众的行为却给我很大的启示。所以我就从专为少数人写学术文章的小圈子里跳出来，选择写随笔的方式，贡献知识于社会。我写随笔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观书所悟，贡其点滴，冀有益于后世；阅世所见，析其心态，求免春蚕蜡炬之厄；知人之论，不媚世随俗，但求解古人故旧之沉郁。本着这样的想法，二十多年来，在许多旧友新知的鼓舞推动下，我以广大民众能接受的文字，写了数百篇随笔，把知识大量回归民众，初见“衰年变法”的成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已先后出版十几种小集，这些成果都从读书而来，颇让我有一种自我超越的感觉。让我适时地回归到依然故我的纯真境界里。我把这些成果视为我读书的最大收获。没有以前读了不少书的积累，是难以侧身于学者随笔之列的。
有人希望我对读书生活作一简练的概括。
我只能赠君十六字即“立足于勤，持之以韧，植根于博，专务乎精”。这是我一生的读书体会，但不一定适用于他人。要有成效还靠自己摸索和领悟，还靠自己在读书生活中发掘。
（二八年八月奥运会期间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8、读《文史通义·易教·书教》
夫史之为用，亦大矣哉！上通千百年之事，下垂千百世之例。借事喻物，以明治国之大道；按制依度，以应乡里之琐事。至其使命，则为“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史之为用，史之使命，既如此重大，故凡治史者，非据切实之学问，明慧之识见，干练之才器，不足以语此也。《旧唐书》刘知几本传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赢，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是治史之繁难，可由此而知矣。
史者条分论次，类析编比。或循年以为序，或按类以为纲，或上下千古以为贯，或断取独姓以为一，皆有其义例，有其笔法。若夫《书》者，其真伪姑不必论，亦不过昔古片段之档案。《诗》者，不过各国诗歌之总汇，虽间有朝聘庙堂之雅颂，亦仅百中之一二而已。且其前后无次，编比无序，固不可以史目之也。惟以其间论社会风土诸情况与夫古代典章制度，可采而入诸于史，以为作史者之假助，若言其即史者，非也。
梁任公、胡适之诸人，尝谓六经皆史料，此言较之章氏之言尤为当矣。盖为史助者，仅充史之材料而已。梁、胡诸氏较章氏又进一步矣。虽然时代之不同，亦当曲谅章氏之所言也。
至于刘、章二人，孰高孰下？曰：功力不同，固不可品以高下也。刘为唐人，前古之史，寥然无几，固可逐一研求，其所成就，在于精确。章为清人，各代之史，蔚然大备，故仅能钩元纂要，其所成就，在于简约。二人成就，既已不同，当亦不能相提而并论之也。然章之所论，非若刘之远于今势也。其《文史通义》之所言，类能应用于今，故特先言《文史通义》，而《史通》则待之异日也。
余生性好史，然史籍浩繁，虽穷年毕生，亦难贯通一史。故唯有读治史方法之书，以得“执一以御众”之功。是以抽《文史通义》内篇而读之。则章之于简，虽未能全当人意，然愚者一得，亦未可知。若抱残守缺，缄而不出，则不能有所进益，故记之于小札，以求贤者指正。
当未读《文史通义》之前，不可不一知作者。据《章学诚年谱》约而言之：该书作者章学诚，字实斋，会稽人。乾隆三年（1738）生。与戴震、邵晋涵、洪亮吉、朱筠等并称一时之学者。二十岁以前，性绝唉滞。读书日不二三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岁，骎骎向前。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故习然者。其于史学，盖有天授。二十五六岁时，肄业国子监，与同志往返论文，辑有《壬癸尺牍》。三十四岁，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居太平使院，其时学诚之师朱筠为安徽学使。三十六岁，撰《和州志》例，次年撰《和州志》四十二篇及志隅二十篇。四十岁，周震荣延修《永清县志》，四十二岁志成，并着《校雠通义》四卷。四十四岁，主讲肥县清漳书院。
曹聚仁所着《章实斋先生评传》言《文史通义》之主旨，在“撰述圆而神，记住方以智。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因用神，斯真实斋之遗也。”章氏此书当时颇见重于儒林，邵晋涵曾曰：“是篇所推，于六艺为支子，于史学为大宗，于前史为中流砥柱。”
有清一代，朴学之盛，轶千古而过之。考证名家，辈出朋兴，几不可胜数。如全祖望、万斯同、戴震、王鸣盛、钱大昕、赵翼、汪中、孔广森诸人，皆以史学名世，并皆有大着作留于后学。彼等之学，固足钦佩，彼等之功，固不可泯，然终未若章氏之伟大也。章氏所致力之学问为脚踏实地之学问，为精细缜密之思想，非若他人之仅得意于校勘诠注也。
一 内篇《易教》上中下
孔颖达《正义》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表，日月更出……新新不停，生生相继，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谓之为易，取变化之变。”《系辞传》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知易之真精神在于变化，而易之用则在于变之以定凡事之吉凶变化也。然则易之义仅在于斯乎？曰：尚有易简也，不易也。郑玄《易赞》、《易论》云：“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然以其义不确，故仅取变易之说。历代学者，多从此论，晚清经学家德清俞樾独取此说。章氏论易，也取此说。是易之真义，固在斯乎？
古易之分，《周礼·太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然则连山、归藏，何统名以易耶？顾炎武曰：“连山、归藏，不名为易，太卜所谓三易，因周易而牵连得名。”斯言可谓得其当矣。此三易何为而名之以此名耶？其说固不一也。郑玄以为三者皆代号，而唐儒贾公彦曰：“连山易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为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矿曰归藏。”“周易以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名易为周易”，此说本之以义名也。代号、义名，二者自当以义名为是也。
三易之中，连山、归藏，久已亡佚。盖上古之时，仅有其法而无其辞。所以并周易而言三者，盖附会之辞也。何则？前之古书未之引也。至今所存而见者，惟周易耳。周易作者，愚以为殷周之际之处士也。逢纣乱世，未伸壮志。故寄其悲愤及哲学思想于周易之中也。前人有云：“易之兴，其在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周易之价值及所蕴究为何？自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以来，多以《易》为群经之首。班氏且为之说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至其所包，愈广愈繁，哲学之始，文学之原，先民宗教之信仰，昔王施治之方针，以及民生日用行于乡党者，皆可由此得而考之也。
章氏为《易教》上、中、下三篇，其所言者整而大备。前所谬者正之，时所惑者确之，后所不知者启之。此三篇文虽不多，语虽不长，然章氏终身之思想皆寓其中焉。欲知章氏之思想，读此三篇，即可知矣！下所言者，皆分门别类之言也。
《易教》上：首言六经与史固不可分也，隐示历史之研究法。以为欲研究历史者，六经不可不读而知之也。次言易之为用及其概论，甚得史家立言之旨也。最后讽刺后世不明其理之庸才学者，若扬雄、司马《潜虚》之不自度量而责易之为用，并规劝学子勿蹈模仿习，当自尽力而为。
《文史通义》曰：“六经皆史也。”“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愚曰：“此《文史通义》开宗明义第一言。夫政以施治，典以会要，先王有其政典，用以施治会要，故凡政典之文，须为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者，莫之入也。易以定吉凶变化，书者纪王者言动，礼乐以齐化兆民，固可谓之政典也。然则若三百之风，不过各国之民谣而已。乃真情流露之中心抒写也，虽其后有采诗、献诗、瞽者陈朝之说，然皆汉儒以意逆志、美刺正变之谬说也。野有死麕”、“无感我帨”之辞，明为情词，乃谓之为讽幽、厉之缺，其弗察也甚矣。故诗者仅可名之为民俗史，供后世推考前代风俗之用也，言其可以行之于政，立之于典者，蔽于汉代经师之说耳。
《文史通义》曰：“夫子曰：‘我观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时焉。我观殷道，宋不足征，吾得坤乾焉。’夫夏时，夏正书也；坤乾，《易》类也。”
愚曰：现今社会大都以男子为中心，而女子则居于附庸地位。然推溯远代，当原始先民之际，家族伦理观念尚未确立之前，中国之社会，实为以女子为中心，而男子为附庸也。何以知之？《卜辞》曰：“下上若。”下为地、为坤、为阴、为雌、为女。上为天、为乾、为阳、为雄、为男。先言下，后言上，则殷周之间人，固尚以为先下而后上，先女而后男。是该世女性之占社会重要位置，亦不难明矣。今章氏所引之孔氏文，而曰“坤乾焉”。其意亦犹先坤而后乾，先女而后男。夫子处春秋之际，女子地位之高，亦不待言而可明之矣。迨后，虽经历代专制伦理思想之压迫，使女性拘伏于礼教之下，然其势犹未稍杀，观今之通行名词，可以知之。今人常曰“雌雄莫辨”、“阴阳”、“钗弁”、“内外”诸辞，熟听之已不觉奇怪，然细推其文义，则仍含先女而后男之微意于其间，是女性之高地位，古今一例也。
《文史通义》曰：“夫子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而夫子乃谓易兴于中古，作易之人独指文王。”
愚曰：易之作者为谁？至今犹为疑问。是否有专一作者，则更为一疑问。然历代学者沿袭旧说，皆谓易作自文王。其根据即《系辞》之一言也，然其所言，并未实指文王。仅言作者为中古之人，而中心抑郁不愤者。后人不察，牵强附会，以为易之作，始自文王，实则非也。以余观之，易之作者乃一无名之学者。深明天时变化，地迁人易之时，屡不见用，遂寄其忧愤于《易》，以使用于民间，作凡百事务吉凶变化之预占。
《易教》中，整篇着重于解释易之本身。首言易名之义，何为而名之为易？次即诠释易之字义。末言内容取法及其功用，与余经关联之重要性。引证切洽，所论极当。
《文史通义》曰：“孔仲（颖）达曰：‘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先儒之释《易》义，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
愚曰：夫《易》有三义，郑玄《易赞》、《易论》云：“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此释《易》之三义也。历代学者各有所取，而惟“变易”之说为最恰当。章氏释易，能取孔氏变易之说，自是不凡。盖彼以史识断经，自收闳效。曲园俞樾《平议》言易能曲变易之说，似受章氏之影响也。
《文史通义》曰：“是羲农以来，《易》之名虽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间矣。”
愚曰：章氏此言，余最心服。盖《易》之名，实肇始于后世之学者。前古之际，有其事而无其名，亦无从名其名，盖不知名其何为当。后世学者，以其善变，故乃以《易》名之也。
昔先民好神，然多盲目崇拜，遇门则有门神，遇物则有物神，甚至睡眠之床亦以为有神。对于日用万物皆具吉凶观念，于是在未行事前，必先占卜。国有太卜，民有筮者，定军国之行政，确万物之事理，是《易》意已行乎羲皇以来矣。
《文史通义》曰：“《易》始羲皇，而备于成周。”
愚曰：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四云：“《系辞传》：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年周之盛德耶？当文王兴，纣之亡耶……孔疏云：郑元（玄）云，据此言，以易是文王所作，断可知矣。澧谓孔子言易之兴，但揣度其世与事，而未明言文王所作也。”兰甫晚清之大学者。其议论如此，不足为奇。章氏之时，适惠定宇易学倾动一时之际，惠氏断以为文王作，言易而宗之者，实繁有徒。独实斋能矫然卓立而作斯语，其胆识可佩。此语之意，惟言易备于成周。言于成周之际，易事大成。前时之易，亦不过循序渐进之时也。复以有民即有事，有事即有吉凶，有吉凶则易之意行于其间，谓之为始于羲皇，又得其宜矣。此种措词为文，实不可及。
《文史通义》曰：“学《易》者，所以学周礼也。”
愚曰：翁覃溪《答赵寅永书》云：“今日读《易》，惟应玩辞，以求圣人教人寡过之旨，至于穷神智化，圣人尚谓过此以往，未知或知，后之学者焉得而仰窥之？”（见《东塾读书记》前氏之语）陈兰甫以为可作说《易》者箴，其推崇若此。不知百数年前之章氏已于语中微寓其义。何则？章氏所谓之学礼，非谓日日从事于祭礼而不暇之谓也。此礼乃系所谓治国之道，立人之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乃夫子之语。夫子所谓礼，即章氏所谓之礼，即翁氏所谓之教人寡过。层层分言，丝丝入扣，章氏乃史家，于经有此研究，实乃可贵。若章、翁两氏之言，伟矣谠矣！
《文史通义》曰：“然三代以后，历显而《易》微。历存于官府，而《易》流于师傅。故儒者敢于拟《易》而不敢造历也。历之薄蚀盈亏，有象可验，而《易》之吉凶悔吝，无迹可拘。是以历官不有穿凿于私智，而易师各自为说，不胜纷纷也。故学《易》者不可以不知天。”
愚曰：此端切中一般腐儒之时病，可为扬雄、司马潜虚之仿拟，荀爽、虞翻之穿凿作当头棒喝也。然末一句“不可以不知天”之“天”字，可易为思想也。盖“天”者仅昔时传统旧说法，实则“天”为虚无缥缈，无从捉摸之物，则人又何从而知之乎哉！莫若以思想代之。以为学易者，若不明当时之思想，直如缘木而求鱼也。章氏于彼时能作此言，已见识略，固不可以后辞而责先贤也。
《易教》下，言六艺之体例，指示初学者治学之方法。以为无论治任何学问，皆贵乎知类。并说明六艺之内容，亦极端推崇六艺之价值，借此以明六艺与易之关系。进而深论诗、易之不可即离，而需相与表里者也。次叙诸子百家之学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历久不衰之故。最后仍以论易为结，以为易与春秋固能并论。一切人事，一协天道。整篇未尝离一易字，是尤可贵。
《文史通义》曰：“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则以本原所出，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其支离而不合道者，师失官守，末流之学，各以私意咨其说尔。非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而自树一家之学也。”
愚曰：此说似落“诸子出于王官论”之旧圈套矣。然若将此论推翻，则章氏所有诸子源流诸说法，皆不能成立。盖此点所论为章氏思想中心及出发点，故不能不使此学说暂时成立，以维系其他诸相因学说，此固有不得已之情也。且章氏之所以言此者，并非着重于“诸子出于王官论”，乃系着重于典守及非与先王之道全无所得两点，此盖史家之持论，固不足怪也。史家治学，向重有系统，有组织，分科立志之法。故无论于任何学问，皆溯其本原，以知其典守，而明治书之要。于后世科学系统化之治学方法，确有莫大之帮助。故又不得不谓章史此说确当而有见解也。
二 内篇一《书教》上中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