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者，疏也。以其可以疏通而知远矣。《汉书·艺文志》曰：“《书》者，古之号令。”晋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盖以《尚书》为古代记写帝王号令之书也。而汉孔安国曰：“以其为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复以时间订定书名。二者各持一论，予以为孔氏之论较之王氏，似稍近情。若以王氏之定义而论，则后之起居注，无不可以用《尚书》之名名之矣。
今文尚书传自济南伏生，《史记·儒林传》曰：“伏生者，济南人，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不能行。于是乃召太常博士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藏之。其后兵火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班公亦从此说。至于篇数，王充《论衡·正说篇》曰：“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陈寿祺《左海经辨》谓“伏生所传《尚书》，原无《泰誓》，二十九篇乃并书序计之者”。案凡古今书序咸附于末，与泰誓合为一卷，陈氏未之察也。王引之《经义述闻》以为有《泰誓》。龚自珍《泰誓答问》分《顾命》、《康王之诰》为二篇。不数《泰誓》、《书序》，故仍二十九篇。皮锡瑞极然其说，并举《史记·周本纪》，作《顾命》，作《康诰》以证明。由是可知，二十九篇确无《泰誓》。盖以《泰誓》文体与他篇绝不相类，颇近纬书。自是后人伪托，为说经之助，而非引经之文，龚、皮二氏之说，得其当矣。
古文尚书无传人，无师说。盖自汉魏之交，马融、郑玄、王肃之伦，杂采古今文说，已不重师法。且孔壁书久藏中秘，自无师说可言。杜林漆书，马融、郑玄，虽为师生，顾其立说，各自不同，师说于此，亦不讲矣。其所不同者惟传本而已。古文尚书传本，可分为四。其一孔氏壁中本，汉志以为出自孔子壁中。“武帝末（当为武帝初）鲁共王坏孔子宅，欲广其室而得古文尚书……皆古文也”。其二，张霸百两本。《汉书·儒林传》曰：“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义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乃黜其书。”其三杜林漆书本，《后汉书·杜林传》：“林前于西洲得漆书古文尚书，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后汉书·儒林列传》曰：“中兴……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其四为梅赜本，梅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奏上孔传古文尚书，自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尚书授扶风苏榆，榆授天水梁柳，柳授成阳臧曹，曹授汝南梅赜。”言来头头是道。是以唐孔颖达取之作正义，列入五经，即今通行之尚书疏本。正义兴而马、郑之注遂亡。殊不知梅氏此本，实系伪造，以取悦当代，哄骗后世者也。梅氏所献伪古文尚书之篇数为五十八篇（包括西汉今文所析成之三十三篇和由梅氏等从当时有的古籍文句缀成的二十五篇）。
疑古文尚书为伪者始自宋时，宋以前皆蒙于梅赜之鼓中，宋吴域作《书裨传》，始疑古文尚书，朱熹以古今文之不类疑之，至明梅鷟撰《古文尚书考异》，断古文尚书为伪作，然未揭底蕴。故黄宗羲于隐居教授之际，于书独加讨论，作《授书随笔》以赠清初之阎若璩（百诗）。阎氏远承梅氏之绪，近得黄氏启发，沉潜典籍，详加考订，得实证共一百二十八条，作《古文尚书疏证》，于是古文尚书之伪，大白于世。
（其下应尚有数页，已佚）
附记：一九四二年，负笈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始读《文史通义》，并摘要作解，积稿数十页，贮之箧中。久已忘却。二八年溽暑，整理旧存读书札记时，见有读《文史通义》易教、书教二篇札记数页。历时六十余年，稿面残破，后尾已失，遂粗加修补，存此残稿。无一字改易，以见少时之鲁莽。时行年八十六岁。
9、读《中国文学史》后记
《中国文学史》是先祖来裕恂先生遗着中的一种。
来裕恂先生，字雨生，号匏园。少肄业于杭州诂经精舍，受业于国学大师俞樾，先后在宗文书院及求是书院任教职。二十世纪初受新思潮影响，游学于日本弘文书院师范科，并应聘主横滨同盟会主办之中华学校教务。回国后参加光复会，在乡里劝学。辛亥革命后，敝屣荣华，从事教育与着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当选为萧山政协常委和人大代表，并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以终。平生着述甚富：正式刊行的有《汉文典》（光绪三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九九三年南开大学出版社注释本）、《匏园诗集》（民国十三年家印本，一九九六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排印本）、《萧山县志稿》（一九九一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等三种。内部印本有《杭州玉皇山志》（一九八五年杭州图书馆石印本）。其待梓者尚有《匏园诗集续编》、《易经通论》、《春秋通义》、《中国通史》、《萧山人物志》、《姓氏源流考》、《匏园骈体文》、《匏园随笔》及《中国文学史》等多种。
未梓诸稿，原藏于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先祖以高年辞世，先父与我远居北地，未能及时亲视，先祖遗物遂为宵小乘隙盗卖，诸稿亦在劫中。后辗转古旧书肆，幸有多种为公共图书馆及藏书家搜求入藏，如《匏园诗集续编》及《易学通论》等入藏杭州图书馆，《中国文学史稿》入藏中山图书馆，而《匏园随笔》上册则入藏绍兴方氏。八十年代中期，应我的请求，杭州图书馆馆长褚树青以《匏园诗集续编》及《易学通论》复印本相赠。中山图书馆段晓春先生以《中国文学史》复印本相赠。呜呼！小子何幸，先人遗着复获藏于家，而为弘扬祖德，乃极谋正式出版，以俾后学，不意又多受挫折。直至二五年，《中国文学史》方获萧山方志办沈迪云主任慨允所请，特邀长河高级中学族人来小钦老师整理影印面世。次年，《易学通论》又蒙广东人民出版社卢家明编审推荐，得正式出版机会，而二七年春，《匏园诗集续编》稿在杭州滨江区社会发展局丁幼芳局长的关注下，经吴云等老师九个月的辛劳，整理编定，于二八年春，由社会发展局出版发行。装帧规制，一仍正编，与正编合为全璧。二八年三月，绍兴方氏复以《匏园随笔》上册复印件相赠，至此先祖主要遗着多已问世或藏于家，我心粗安，而犹念念不忘于正式出版。
二七年五月十九日，我神交近二十年之旧识、岳麓书社社长曾君主陶因公赴京，特转道来津，在寒舍欢晤，并赠我珍籍数种。我亦回赠拙着多种及先祖《中国文学史》扫描本一册。言谈间话及先祖初撰《中国文学史》之年代一九七年正当中国新撰文学史第一次高潮，迄今已届百年之期。而主陶亦颇有意于此稿，面邀由岳麓正式出版。主陶高谊可感，而天道酬勤，施佑先祖苦学。今虽得之偶然，讵非天意？主陶回湘不数日，即惠寄合同，约定由我邀人整理编次后交稿，一年内出书，闻讯欣喜不已，经再三思考，终于选定小友王振良君担整理编次之任。王君振良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任职《今晚报》要闻版，专心从事中国文学史史研究多年，二二年夏，王君获悉家藏先祖遗着《中国文学史》复印稿，乃来舍求借，匝月送还，并写《一部尘封百年的中国文学史》一文，以介绍《中国文学史》之大略。王君能通读全稿，写出中肯全面的评价，令我感动。二五年，故乡萧山区史志办为此稿出扫描影印本时，我即撮要此文写入卷首说明中，以代导读。
二八年三月，全稿整理完成，又邀山东夏津原志办主任潘友林君校核，并诚请着名学者陈平原教授撰序冠于卷首。旋即封寄主陶，主陶嘱我写一后记，以明整理出版始末，因述其原委，略赘数言，并借此向历年有关友好所给予之关注，致以真挚的感谢。
（二八年五月上旬长孙新夏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二八年八月）
10、读《四库提要辨证》
《四库提要辨证》是余嘉锡（季豫）师一生精力所粹之作。全书共二十四卷，计经部二卷、史部七卷、子部十卷、集部五卷，共八十余万字。
余嘉锡师是中国近代着名的目录学大师，湖南常德人，生于清光绪十年正月（一八八四年二月九日），卒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一日（乙未除夕），享年七十二岁。他从一九年十七岁初读《四库全书总目》起，就日夜研读。“时有所疑，辄发箧陈书考证之”，期年，即成稿一册，为撰着《四库提要辨证》之始。其后，“读书续有所得，复应时修改”，历三十余年，孜孜不辍，积稿达二十余册。一九三一年，将存稿“诠次先后，删除重复，编为目录，合经史子集四部，凡得七百余篇”。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余先生深惧手稿散佚，“乃取史子两部写定之稿二百二十余篇，排印数百册，以当录副”。一九三七至一九五二年间，又先后写定经部稿六十余篇，集部稿一百余篇，史子两部稿一百余篇，合二百六十余篇。一九五二年，余先生对全部书稿，“重加编订，取其成稿四百九十篇，依《四库提要》原书目次排列，汇为一书”，题名《四库提要辨证》。一九五八年，该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九八年，中华书局又据一九五八年本，改正若干错字，加以标点重排，装成四册出版，流传行世。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典目录中极有价值的学术名着，历来为学者所重视。余先生对之颇为推重，不仅自称“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并认为，这是“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但是，余先生仍以一个学者严肃公正的态度，认为此书成于众手，又“迫之以期限，绳之以考成”，尚存在若干不足与讹误。历来学者对待《四库全书总目》不是“论学着书，无不引以为据，《提要》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便是“自恃其一家之说，与《提要》如冰炭之不相容，遂厌薄其书，漫以空言相诋毁”。余先生则一反前两种极端态度，而极其审慎地“每读一书，未尝不小心以玩其词义，平情以察其是非，至于搜集证据，推勘事实，虽细如牛毛，密如秋荼，所不敢忽，必权衡审慎而后笔之于书。一得之愚，或有足为纪氏诤友者”。
余先生以这样一种严谨的学风，完成了这部“倚摭利病而为书”的着作。他穷一生精力所成者仅四百九十篇，益以见其治学之精粹，亦为后学留下继续致力的空间。《四库提要辨证》不仅只是对四库全书订正谬误，亦不时表述若干重要的学术见解，如不同意《四库全书总目》以名、墨、纵横三家归属于杂家；为宋代学者郑樵辨明其删去《崇文总目》序释之诬等等。《四库提要辨证》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学、哲学及版本目录学等，都极有参考价值。
11、读熊秉明教授的两部着作
读《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读一本好书，是一种享受；读一本功底深厚而又容易读懂的书，更是一种享受。国庆前夕，我得到熊秉明先生所着《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并以它填满了我七日长假的空闲。我虽未获在假日游山玩水之乐，然蜷居斗室，快读熊着，亦若独驾扁舟，倘佯于古今书论之长河。苏舜卿读《后汉书》快意处而浮一大白。我虽苦酒，但读熊着会心时，亦频啜酽茗。不意八十衰翁，享此风流！
中国为世界书法大国，书法理论着述亦为数不少，然多饾饤短篇，而能梳理贯通，自成体系者，就我所读，尚不多觏。而敢以《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名其所着者，则惟熊氏。熊氏秉明为数学前辈熊庆来先生哲嗣，青年时期旅居法国，攻读哲学及造型艺术。中年以后，从事书法实践与教学研究。遂融合书法艺术与哲学于一炉，进而深研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终于撰成独有新意之专着。
着作之市场价值固难作着述成就之标尺，但亦可从某一侧面反映读者之需求。撰者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始，担任巴黎大学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书法”课程，历时十年，遂以教学实践为基础，撰成《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稿。八十年代初曾在香港《书谱》杂志分七期连载两年，影响卓着。一九八四年底，香港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一九九九年，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熊氏文集，是书即收入文集第三卷而在大陆面世。同时，台湾雄狮出版公司于改善版面及插图并加插图说明后印行新版。二二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又一次修订，刊行简体字本。不论刊行的形式如何，这本不是任何人都能接受和读懂的书，竟然在二十年左右，先后五次印行，这不能不使人叹服这本书吸引读者的魅力。
评估一本着作的主要标准，是看这部书有无创意，有无新角度和新资料。《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条分缕析，追根究底，将中国丰富和纷杂的书法遗产，梳理成六大体系，即：喻物派、纯造型派、缘情派、伦理派、天然派、禅意派。姑不论其划分界定是否确切（这是需要用大力气，长时间认真研读分析后，才能论定的），但就我所涉猎过的为数不多的有关着述中这种划分尚未之见。这六派就是撰者一张苦心编织的网，把古今几千年有关书法理论的人物与着述几乎尽入网中，撰者非常聪明地利用索引形式开出了一张详细的人物清单，给读者一种明快透析、全面完整的感觉。撰者的论述上起古代，下迄当代。其时间跨度之大、挖掘资料之广、探究本原之深，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这些应说是撰者的最大创意。熊先生旅居异国多年，但由于他的哲学功底深厚，所以全书的论述不沾滞、不绝对，而是自如地运用辩证观点驾驭着繁杂的资料，和我们长期居住国内的人的思路习惯大致吻合。撰者认为，中国书法家的书法理论，既有它兼容互通，善于综合吸收各种观点的一面，又都各有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每个书法家所持有的一种最高理想，或说是他努力趋近的终极目的，这就是撰者划分六派的立论基点。撰者在自序中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
把书法理论归纳成系统，是试着把握每一个书法理论的基本思想。由此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了解古人究竟给书法以怎样的意义，给了哪些意义？在书法艺术里究竟追求什么？他们的最后理想是什么？还有一些他们未能说得很清楚，但逻辑地蕴含在一个系统之内的问题，我们可以给一个较清楚、明确的解说。
这就是撰者撰着此书的终极目的，即把书法的理论体系归结到哲学的高度。这也是撰者交付给读者开启全书的一把锁钥。读完全书，撰者确是沿此主旨一线贯底，许多人物和观点都错落有致地挂在这条线上，引导读者只能一气读下去而难以释卷。也看得出大量的资料是经过撰者反复咀嚼，精心熔铸后，一气呵成地写下来的，行云流水，没有一点阻碍。
这本书的编排装帧之美，固无负于书的内容。异型十六开本，庄严凝重的美术设计，随文整页插图的书法精品，边注以白当黑的疏朗，都不能不归功于责编和设计，特别是责编以自己的编辑工作证明他确实读懂了这本有新意、有深厚内涵的着作。我非常希望我们这些从事学术着作工作的人能多遇到些能读懂自己着作的编辑。
我通读了《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这本书，如果有人问我读后的感觉如何？我只能说一句话：我没有虚度这七日长假。
（二二年国庆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读《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