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文革”起因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白热化的结果；也有人说，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到底“文革”的起因是什么呢？
三个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形成了一股难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泽东既是这个潮流的带动者和指导者，同时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动又受着这一潮流的推动，而不断地走向“左”的极端。
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严重误断甚至使他担心会在首都北京发生“反革命政变”，并且为此还作了实际的预防性部署。林彪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透露了这个消息。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
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
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部署。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林彪这篇讲话，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毛泽东并没有删改这些话，表示了对其所述的默认。
最善于揣测毛泽东心态的林彪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声疾呼：“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些话是说到毛泽东的心底里去了。林彪能在3个月后就被毛泽东指定为接班人，这篇讲话可能是他为自己上升搭设的重要一级阶梯。
毛泽东是一个终生为实现革命理想而奋斗的，性格倔强、从不屈服的革命家。只要他认定是对的事情，就是遭到再多的人反对，也要坚持到底。在他一生中很少有认输的事。这也是他提倡的“反潮流”精神。这种状态在他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中，有颇为明白的表露。他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毛泽东在信中还说，中国的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把形势看得这么严重，完全是出于主观臆断。基于这种判断，他觉得必须挺身而出，坚持“反潮流”的原则，从修正主义的狂涛中，拯救马克思列宁主义、拯救中国和世界的革命事业。为此，即使自己被“打得粉碎”，也在所不惜。面对他所估量的中国“修正主义”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形势，毛泽东认为，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才有胜利的可能。
因此，他下决心，发动亿万群众，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造成天下大乱之势，以求把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扫除，最终达到天下大治。这也就是毛泽东主观设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研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动机，到这里似乎可以得到比较明确的说明了。但是，我们考虑还有几个问题是不应该忽略的。
对接班人问题的忧虑接班人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泛指的，年轻一代对老一代革命者的接班；一个是特指的，即对党的领袖毛泽东本人的接班。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毛泽东是极为不满的。1965年8月他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过去自己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加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老样子。后来在一次会议上他又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他认为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对建国后十六年我国的教育状况作出这种估计，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出于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他提出，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毛泽东注意到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的一些演说和文章，主张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在这期间，他对青年人的教育问题，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64年6月，他提出了接班人的5个条件。他要使全党，特别是年轻一代，从阶级斗争中得到反复辟的锻炼。为此，他不惜冒“天下大乱”的风险，亲自发动和领导一场阶级斗争的大风雨，让青年人去经风雨，见世面。
而当时，在毛泽东看来更为紧迫的问题，则是党的领袖毛泽东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他要亲自动手为自己再挑选一个满意的可靠的接班人。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对挑选和培养接自己的班的人十分关注。1962年以后，他越来越感到刘少奇不是可靠的人选，需要重新考虑。1966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谈话时说：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但、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
要准备，还来得及。这说明，对更换接班人的急迫考虑，确实是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
对“破”的过分强调另一个影响到毛泽东对形势分析和判断的是对“破”和“立”关系的片面观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包含着“破”和“立”的双重意向。而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破和立的关系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等，总是把“破”放在先头的。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带有某些形而上学的绝对化的倾向，但也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位革命家的性格特征。
当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即将全面实现“破”国民党的统治时，也曾提出“立”的任务。他号召全党，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工作，“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话是这么说的，建国初期的实际工作大体上也是这么做的，并且取得了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辉煌成就。而毛泽东本人的注意力，却仍然主要是放在破除旧的生产关系、旧的意识形态、旧的生活习俗等方面。他曾经说过：
“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就是实践的证明。
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不关心、不主张发展生产力。相反，有时他把发展生产力的某一方面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如“大跃进”时期的扶保“钢铁元帅升帐”即是一例。但是，从更多的情况看，他确是侧重于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这也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哲学思想，即不区分不同的历史条件而一贯地过分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主张以革命去促生产。因此，他欣赏并肯定“政治挂帅”、“四个第一”、“突出政治”这样一些似是而非的口号。而当这种主张在实践中碰壁之后，例如“大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又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笼统地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方面找原因。以致他把党内的分歧看得越来越严重，把建设社会主义不同方法的分歧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内和社会上的“黑暗面”看得越来越深广，从而产生了危机感。促使他以超人的魄力，下决心要在中国大地扫清一切牛鬼蛇神，在大破中建立起一个纯洁的、完美的理想社会，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树立光辉的榜样。
“天下大治”的模糊蓝图那么，毛泽东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样的呢？他自己从未明确地讲述过。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社会目标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天下大治”的蓝图是什么样？这在“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并未提及。《五一六通知》只是说要“夺取”什么，“批判”什么，“清洗”什么，讲的完全是“破”，而要建立什么，那里边并没有说。《十六条》倒是提出要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但“四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谁也没有说清楚，仅仅是一堆抽象的口号。所以，严格地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完整的纲领的。因为一种革命的纲领，总要规定所追求的建设性的社会目标。连目标都是含混不清的，就至少不能算是完整的纲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追求的社会目标，只能从别的史料中去探索。
就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轮廓。即工人、农民、学生、军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都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了“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从“五七指示”引申出这样的论断，看来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大家都一样的“大学校”建成了，“三大差别”似乎就会自然消灭，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务工、务农，商品交换就不需要了。这似乎就是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而对于如何达到“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这一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条件和物质基础，以及为此而必须极大地发展科学文化，使全体人民都成为具有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无论是“五七指示”还是《人民日报》社论中却一句也没有说。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理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小生产者的空想王国。毛泽东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而实际上却陷入了一个“左”倾空想的带有浓厚历史遗痕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模式之中。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提出的社会构想，但不是他一时兴之所至，而是有深远的思想基础的，至少可以追溯到1958年。就在这一年以及之后，手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富于鼓动性的命题。他认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并按照这一思想指导，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他在1958年12月的武昌会议上，印发了选自《三国志》中的《张鲁传》，并写了一个说明。他很欣赏张鲁的建立在小农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原始社会主义政策，并用来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推行的平均主义措施作历史的比较和论证。包括近乎政社合一的组织，劳武结合，道路旁饭铺里吃饭不要钱，以说服为主的方法等。从这里可以看到“五七指示”的思想渊源。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认为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穷是好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白则更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他提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他提出要破除迷信，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他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甚至说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不能读太多，“读多了就要走向反面，成了教条主义或修正主义。”他主张不断革命论，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这种革命的内容和形式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这些观点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构思社会主义蓝图的思想特征。但是，即使是富于非凡才智的杰出人物。他的认识也不能超越时代所能提供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限制的条件。毛泽东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才刚刚起步，我们自己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可以借鉴。苏共二十大之后，更多地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不足为法。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但那是他十分憎恶的资本主义，当然更是不足为法的。因此，毛泽东在构思中国社会主义大厦的蓝图时，只能借助于战争年代的经验和中国自古以来关于“大同世界”的各种设想，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并非完全准确的预测。在这种历史局限性面前，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不是能够在社会舞台上随意驰骋的。想象力越丰富，魄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出大错。
毛泽东始终没有完成他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总体设计，他没有留下完整的图纸。我们只能从那时他的一些讲话和文字中，看到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一个并不清晰的轮廓。
在那样的社会里，分配应是大体平均的，实行供给制是一种较好的形式，逐步实现吃饭不要钱，穿衣服也不要钱。有趣的是，据曾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李银桥回忆：“毛泽东最讨厌钱。毛泽东曾经同蒋介石握手，但是毛泽东从来不摸钱。毛泽东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摸钱。”毛泽东说：“唉，钱这个东西是很讨厌的东西，可是我拿它也没办法。”毛泽东在谈到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生活时，总是充满了美好的怀念。他赞扬供给制，厌恶工资制。他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针对有些同志对实行供给制持不同意见，毛泽东争辩说：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差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他还说：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对工资制，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厌恶。他说：
解放后，统统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争级别吵架，要做很多说服工作。他责问道：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毛泽东的这些看法，显然是来源于过去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他把这些在特殊条件下，从全国范围说是少数先进分子中实行的成功经验普遍化、固定化、绝对化了。他以为在战争环境适用的，在和平环境也能适用，并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构筑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终不免陷于空想。
毛泽东所设想的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城市的、乡村的人民公社组成的，这是实现在分配上大体平均所需要的基层组织单位。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日大，二日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
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他说：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结构的基层单位，它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的部分作用。他认为，人民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指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显然，毛泽东憧憬着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千千万万个相对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具体的社会群体，由此组成“共产主义大学校”。这样的设想，是同经济发展趋势向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在那样的社会里，实行分配上的平均，是为了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保持人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干部特殊、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等十分不满。他指责说：发薪水都要分等级，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他还把“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等现象，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他说：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成了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根除。
毛泽东对于这些社会弊病的厌恶，更引起他对战争年代根据地生活的怀念。他说：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他认为，那时的供给制生活，是马克思主义作风，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毛泽东的这些看法，表现出他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己任的革命家风貌。但是，那些千百年积留下来的社会弊病，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低下的现实生活中，期望通过若干次群众运动的冲击，就能把它扫除干净，这样的想法已被实践证明只是一种有害的空想。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所产生的一些断想，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而未能继续发展并形成体系。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那些设想。他认为，一步一步地实现那些设想，就是不断革命。不赞同他的想法的人，在他看来，都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想搞修正主义。
毛泽东在逝世前不久还愤慨地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认为：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
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由此，他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惊人误断。可以看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在中国实现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强烈的主观意念。从而产生了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主流并非权力之争这里顺便回答一个颇为流行并很有市场的观点。
这就是国内外都有人宣扬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权力斗争的说法，是什么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总爆发；也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等等。这是对中国政治状况缺少深刻了解的一种误解。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指明了要夺权，“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也贯穿着夺权，而且，林彪、江青一类野心家也确想乘机夺权。但是，就毛泽东来说，如果他想达到的目的只是排除中央领导中的某些同志，根据他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并不需要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不是开几个小会就“搞下去”了吗？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不是在一张旧报纸上用铅笔写上203个字（即《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就“搞下去”了吗？而且，刘少奇、邓小平被“搞下去”之后，“文化大革命”还进行了十年，这又怎么解释呢？对于那时拥有无上权威的毛泽东来说，要撤换几个中央领导人，总是能够找到理由按“法定的”手续去实现的，并不一定需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显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要破除的，是他以“左”的目光所看到的弥漫中国大地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期望“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所以他主张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性斗争，“要进行多次”、“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况且，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如日中天，再加上个人崇拜的日益盛行，没有一个具有正常头脑的人，敢做“彼可取而代也”的梦。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产生领导人的程序，也不可能使某个人得以违反众意，夺取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建国后也发生过高岗、饶漱石妄图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事件，结果不是在“游说”期间就被“搞下去”了吗？而且，他们也绝不敢公开图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有的人引用毛泽东1970年会见斯诺的谈话中所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以此证明毛泽东的“大权旁落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夺回失去的权。对于毛泽东说的这段话，确有争议的余地，因为话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但是，这是对外国记者说的，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这两个问题似乎确是很难作出别的解释。但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的那段历史稍作考察，就不难了解事实真相并非如此。还可以反问一句：如果真是毛泽东大权旁落了，他能够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也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这类话，不过是抓住某些表面现象，而用资产阶级政党斗争的常规去解释罢了。
复杂原因仍需多方研讨这是否说，我们的观点是说明了“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一切矛盾、一切因素的正确结论？当然不是这样。
关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总体上已经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历史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所列举的社会历史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领导思想上习惯于过去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和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从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当成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引申到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等。
《历史决议》还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对于它的起因自然应该作更加深入的、更细致的、多方面的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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