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本是明朝的一位清官；《海瑞罢官》，本是吴晗奉命所作的一篇“歌德”文字，孰料在1965年的冬季来临之时，却成为十年浩劫的序幕……
1965年11另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把吴晗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同1961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说吴晗“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用地主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恩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在“牛鬼蛇神”刮“单干风”、“翻案风”的时候，鼓动“退田”，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
“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代表被打倒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鸣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海瑞罢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一株大毒草”。
文章发表之后，最初在学术界确曾引起一场是非之争。但很快就演变成一幕对吴晗及其支持者进行残酷迫害的文字狱，并由此而引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点的“文化大革命”。然而，发动这场“批判”的根据纯属子虚乌有，它是一桩不折不扣的历史冤案。
《海瑞罢官》的由来事情是由毛泽东倡导宣传海瑞引起的。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许多同志谈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同干部不讲真话、不敢讲真话有关。毛泽东在一次观看湘剧《生死牌》时说，现在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精神，并要胡乔木找几位历史学家研究一下，请他们写这方面的文章。毛泽东还讲了一段海瑞骂皇帝的故事海瑞这个人对皇帝骂得很厉害，他说：“嘉靖是家瘃皆净也”，并把这话写在给皇帝的奏章里，触怒了皇帝，被关监狱。有一天，看监的老头忽然拿酒菜给他吃。他吃了以后奇怪。经追问才知道嘉靖皇帝死了。
他于是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了。毛泽东说，尽管海瑞骂皇帝很厉害，他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并要胡乔木找人写关于海瑞的文章，胡乔木找到了吴晗，要他根据毛泽东的意思给《人民日报》写一篇文章。
1959年6月16日，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在《人民日报》同读者见面。9月21日，吴晗又发表《论海瑞》。这篇文章初稿写成于庐山会议之前，吴晗把文稿交给了胡乔木。庐山会议后，胡乔木把批判彭德怀和毛泽东关于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提倡“真海瑞”不是“假海瑞”的意思告诉了吴晗。
吴晗根据上述精神，在文章结尾加了三段批判所谓“假冒海瑞、歪曲海瑞”，批评“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的话，以及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
1959年下半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约吴晗写海瑞戏。吴晗七易其稿，历时年余，写成《海瑞罢官》。剧本原名《海瑞》，在彩排过程中，经过许多人共同研究才改名《海瑞罢官》。
作为历史学家，忽然写起剧本来，其间尝过多少甘苦，经过哪些艰难行程，吴晗在剧本序言中，有过简要的交待。关于剧名，他说：“剧本原就叫《海瑞》，后来有不少朋友提出，这个剧写的只是海瑞生平一部分，才改名为《海瑞罢官》”。其具体情节，吴晗的秘书郭星华有一段记述：
1960年夏，吴晗同志邀请了一些历史学家、戏剧家在市人委会议室研究讨论《海瑞》剧本，到会的有王昆仑、孙方山、老舍、魏静生、王雁、李慕良等同志。吴晗同志还要我参加会，帮助他记录大家的意见。会上讨论热烈，提出的主要意见：首牛县剧名《海揣》太太，剧本写的只是海瑞在任江南巡抚期间的几件事，由上任到罢官这一段，剧名和戏的内容不贴切，不如改为《海瑞罢官》更切合实际；其次是在剧本中海瑞令乡官退田事，在舞台上不好表现，缺乏戏剧性，不如把平冤狱作主线，退田作为副线；再一点是剧本的结尾描写海瑞罢官离任的场面，使人感到灰溜溜的，戏没有达到高潮。建议去掉几场戏，让海瑞斩了徐瑛，然后交印，以罢官结束。与此同时，袁震同志（吴晗的爱人）
告诉我说，吴晗同志的老友蔡希陶同志出国考察，路过北京，到吴晗同志家里，看了《海瑞》剧本，也提出应该加上‘罢官’的意见。吴晗同志采纳了这些意见和建议，在1960年底，彩排后，将剧名由《海瑞》改为《海瑞罢官》。这就是《海瑞罢官》的由来。
事实说明：第一，吴晗写《海瑞罢官》开始于1959年，完成于1960年，他当时写“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出现的所变“单干风”、“翻案风”毫无联系，第二，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应马连良之约，马连良也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宣传海瑞精神的号召，也是因为他喜欢海瑞的刚直不阿和清廉，喜欢演清官戏。第三、剧本原名《海瑞》，只是听了朋友们的意见才加上“罢官”二字，而朋友们的意见完全是从艺术上考虑，要有戏。硬要同罢彭德怀的官联系在一起，说是为彭翻案，纯属子虚乌有。
史学界、文艺界的春天《海瑞罢官》一上演，立即在文艺界、史学界掀起波澜。1961年2月26日，《北京晚报》发表繁星的《“史”和“戏”》一文，繁星对吴晗“破门而出”，作为历史家“却来写‘戏’”，表示祝贺，并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①历史的“真实”和戏剧的“真实”，该不该有个区别，如何区别？②写历史书中的人物和写历史戏中的人物，如何区别又如何统一？③写历史和写戏，都得讲究发展过程。不但情节（其事）
有发展过程，人物（其人）也得有发展过程。吴晗是怎样来写这两种过程的？
1961年2月28日，吴晗在《北京晚报》发表《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回答繁星的提问。
1961年3月9日，常谈以《从“兄弟”谈到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为题，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就繁星的提问和吴晗的答覆，发表意见，并表示：“我也佩服吴晗破门的精神，海瑞一剧是有收获的，我祝他从破门起步人堂奥”。
1961年3月11日，方三在《北京日报》发表《看＜海瑞罢官＞所想到的》，称赞“海瑞罢官》是一出好戏，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的一个新历史剧。”
1961年3月17日，《北京晚报》发表史优的《也谈历史剧》，就繁星提出的三个问题，同吴晗、繁星、常谈讨论。
1961年3月，《北京文艺》3月号，发表曲六乙的《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邓元建的《评＜海瑞罢官＞》，讨论如何写戏，并对吴晗“破门而出”的精神表示钦佩。
曲六乙说，海瑞不愿做甘草剂，不愿做乡愿，而要做医治国家的神手、神医。吴晗立意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而不苛求于海瑞，不着重写海瑞的缺点和不足，“从剧作的角度来看，是可以被允许的”。
1961年6月23日，《北京晚报》发表马连良的《从海瑞谈到“清官”戏》。文章说，封建社会的官，“给皇帝办事就难为老百姓分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他们和最高的封建统治者，专制帝王或其他的封建官僚之间也会产生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而对老百姓又不是绝对不能理解或同情的。因此有的官也可能办出一些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即人们在戏剧里表扬‘清官’，很可能有微言大义存焉，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文艺界活跃一时、以历史剧创作为主题的学术讨论在全国各报刊展开，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戏曲、电影创作呈现出繁荣景象。
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电影《燎原》和《怒潮》，戏剧《李慧娘》、《谢瑶环》等等，纷纷同读者和观众见面。
在史学界、哲学界也展开了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美学问题的讨论，其深度和广度为建国以来所未有。
暴风雨的来临1962年7月，康生向夏衍传达江青对戏剧的扣评：最近一个时期戏曲舞台上出现了许多坏戏，是个严重问题。《海瑞罢官》存在严重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江青还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但遭到拒绝。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提出要大抓阶级斗争。9月，毛泽东根拒康生的汇报，认定《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并且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批评文化部：“文伙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3年12月，江青搞起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的“改革”，企图抢夺文化革命的旗帜。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看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隋况的报告》后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
1964，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被作为“修正主义材料”公开批判。此后，在全国展开了对一批影片的批判。
从毛泽东的一系列批示和江青的行动中已经可以看出，一场从文艺界开刀，目的在于打倒“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运动正在酝酿着。文艺界形势严峻，整个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已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
1965年初，江青前往上海，同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密谋策划，并由姚文元（当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此后，张春桥频繁来往于京沪之间，名为“搞戏”、“修改音乐”，实则“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关于这篇文章的出笼过程，江青于1967年4月12日向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曾透露：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江青的这段自供充分反映了他们泡制这篇以笔杀人的”评论文章其过程的诡密程度之深。
著名学者胡愈之义正词严：吴晗写《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
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
周谷城教授怒斥姚文元“陷人于罪”。
元史专家翁独健指责姚文元的文章“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和秦桧陷害岳飞的理由一样”。
广大读者或撰文，或写信，纷纷驳斥姚文元，仅上海《文汇报》即收到来信来稿3000多件。为了“引蛇出洞”，《文汇报》有计划地选登了一部分。但从这部分来信来稿中也可以窥见一斑。读者主要从两个方面驳斥了姚文：
一、吴晗“臆造”一个“假海瑞”，宣扬“阶级周和论”的说法，不能成立姚文说，《海瑞罢官》中的每瑞“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是一个用资产介级观点改造过的人物。”吴晗“歪曲、臆造”，是“借与讽今”，是“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读者驳斥道：“剧本描写海瑞所干的几件重要事情，如为民除害，退田等，也都实有其事的。剧本中有些情节处理，如把戴凤翔写成是新任巡抚，把徐瑛判成绞罪，只是为了使情节更加集中，冲突更加尖锐，在不违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海瑞确被弹劾罢过官，也确曾处分过一些豪强子弟），应该允许剧作者有虚构、加工的自由。”不能像姚文元说的是“编造出来”的“一个假海瑞”，“更不能说成是”歪曲、臆造。“吴晗时海瑞的评价”是比较正确的，对待历史剧的观点，也是对立统一的马列主义的观点。“姚文元”事实上全部否定了历史人物的作用。没有用一分为二，用毛泽东思想评论历史人物。“这才是”赤裸裸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读者质问道：
“海瑞罢官》在基本上符合历史的情况下，让海瑞做出历史上的海瑞不敢为的事情，他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不是大快人心的事吗？”
二、《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不是影射195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
姚文说，《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就是配合1961年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而且气壮如牛地要吴晗明确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读者替吴晗作出了回答：《海瑞罢官》“全剧从头到尾，处处都写了恶霸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海瑞和大地主集团之间的斗争，以此来构成剧本主要的也是基本的戏剧冲突。至于‘退田’，只是构成基本冲突的一个具体事件，尽管这件事贯串剧本始终，但不能概括剧本的基本内容……因而姚的意见就难成立。”《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主要地应是教育观众向海瑞的明辨是非，不恂私情，反对贪污，反对坏人坏事，不向困难低头的优良作风中，汲取精神力量，惩前毖后，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把“退田”和“平冤狱”，同1961年出现的“单干风”和“翻案风”相联系，这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扯不到一起。“硬把它联系在一起”是把学术问题扯到政治问题上去了。“这种逻辑”是荒谬绝顶的逻辑“是对吴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
全国各报刊对姚文，表示了愤慨和抵制。姚文发表了半个月，只有华东地区的《解放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新华日报》、《福建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转载。
11月26日，彭真明确表示：
“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再次表态：“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还布置北京市委赶写一个按语，特别是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二字。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姚文。《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措辞严厉地定性：《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并号召军人“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善于于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则要求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同时发表周恩来定稿的按语。按语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根据彭真的布置，为了不致震动太大，《光明日报》于12月2日才转载姚文。编者按语也强调：“应该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充分的讨论，以便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
12月27日，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他对学术讨论和批评表示欢迎，然后列出事实，说明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并对一些学术问题作了说明和解释。
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讨论的结果整理成《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提出，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是学术讨论的性质，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然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毕竟是一场预谋已久的政治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无论是群众的反对，报刊的冷谈和抵制，吴晗的辩白，还是中央领导层彭真等人的抗争，其结果都是一样。
在上海，按照张春桥一伙的预谋，把“蛇”引出洞之后，就扯下学术讨论的面纱，把所谓“讨论”变成一边倒的政治讨伐。江青、张春桥还密令关锋、戚本禹到上海，密谋围攻吴晗。关、戚回京后，相继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等文章，展开了对吴晗的南北“围剿”。
3月中旬，毛泽东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着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
3月28日至30曰，毛泽东在杭州多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批评《二月提纲》。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
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批判彭真，并决定起草一个通知，撤销《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按照毛泽东在会前的部署和安排，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进行了揭发批判，给他们加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5月16日通过，又称《五一六通知》）。该《通知》称：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为了宣传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解放军报》还于5月4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声称当前文化战线上的大论战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同吴晗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5月8日，《解放军报》又发表了江青秘密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北京市委及其领导下的《前线》杂志、《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同日，《光明日报》也发表署名何明（即关锋）
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该文污蔑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污蔑《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这篇文章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开了黑店”，继《海瑞罢官》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进攻。文章宣称“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的支持，受到多少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它们”，自此，以“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契机，一个以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批判”、“围剿”吴晗和所谓“三家村”的运动，从中央推向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省市、自治区、各机关，都在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神州大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终于发展至以打倒一切、全面内乱为显著标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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