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我望了望那两个美女的背影，轻轻地往出走。回头又瞧了几眼，挺美丽的。脑子里闪了几下，便一出门全忘记了。都与我无关，何必呢。对面的、身边的、心里的，都有些陌生了。就像是日本人、韩国人对我笑着，我竟听不懂他们的话一样。外面的雷又一阵一阵地打了过来。天像是被炸坏了一样。从西桥巷往外走，几个人的影子贼贼地闪躲着车子疾驰而溅的水点。望着他们，我还是没多大劲，感觉身体软软的，腿脚也不利索。但又没办法，只能冒着雨，夹着包随便地往出走。走哪里还没个方向，走哪里也不知如何是好。这就像一个人的命，前进后退竟不知往哪站脚。前面说了，我想找点精神，可好几年的功夫，竟然没有发现什么精神，倒是偶尔的会餐饮酒逼得人要哭。陌生很久以后，给谁说句好听的话也不会了，有时碰着个熟人脸都红得不行，有些从嗓子里挤出来的恭维话语没等出口，就觉得不顺当。倘若再遇些个触景生情的事儿……嗨，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没了精神，走在西桥巷也没意思。好些时候，头发再油光也有些狼狈，可还得装孙子一样被人喊来叫去，骂着、讽着、暗地议论着。走上这条路，觉得没有抬头的资格，只能低头任事，然后，谁谁谁从这条路上逃也似的离开，再也不愿回头多看几眼。低头想了些杂事，不过是徒增烦恼而已。
西桥巷走到头了。我打量了一下自己，又扫眼看了看几个撑着伞匆匆而过的肉屁股，觉得眼睛有些发岔。怎么老盯得不是个地方呢？可眼睛又能盯些什么呢。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人制造的离奇故事。有些盯着，也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的事情，人家早早办完了。这就是生活，就是人生啊。
算了，得干自己的正事了。虽说西桥巷口无是非，虽说文字这玩意儿容易让自己失意，可总比没人理没事可做强吧。便匆匆跨上一辆车，从东向西又回到机子前，开始了敲击。
可这些谁知道？谁也不在乎，谁也不经意。都忙着呢，都有自己的想法呢。好些本来经意的东西早被灯红酒绿的虚浮代替了。表面上关注的东西，在这些事情面前不经一摧，也更加苍白。那些背后底付出的东西，还抵不住几句话的分量。你凑不到跟前时，只能被远远地甩在身后，被甩在视野之外。就像这西桥巷，进进出出也不一定能安心。
真是进退不知如何是好！
雨又下了下来。我竖起耳朵倾听，只能听见意识深处的嗡嗡声，还有野猫孤单的夜叫。
七里庄
从西单坐特七路，一直向西行，直奔七里庄。一路地瞅牌子，一路地寻找着熟悉。好不容易到了，回头一望，七里庄最明显的标志是两个字：望园。于是，我的一只脚和一个梦就落在了这座二十四层的高楼上。然后，一切对京城不熟悉的东西从“七里庄”这个地名开始了。也怪，人到了望园，逢着的熟人也多了起来，对于北京的陌生因了这座望园，让人倍感亲切。我东瞅西望地结束电话后盯着“望园”两个大字往里走，没多远，一个带着小孩的人出现了，并大声喊：“往这儿走。”就算是几年后重逢的一种方式吧。
毕竟是初识北京，有点新奇。但对于过了兴奋年龄的我来说，新奇中的激情好像少了许多。来时的路上，我就念着几个人的名字，就想把他们一个个地变成我眼前的现实，让京城成为我们七年离别后的一个聚集地。这几个名字把隐藏在我体内的好多深刻记忆以及对几个人的思念一步步拉扯成好几年的东奔西走。他们走到哪里，我的视觉就转到哪里。有时候，电话一来，就有种说不出的激动。在宁夏的时候，一接到那几个人的电话，女人就说，千万别闹哭了。她知道，在我的心里还有种强烈的要走出去却一直没有走出去的耿耿于怀。于是接电话，那头缀缀不断的语言尽管有些变了基调，但只要听着就有种激动。我把他们深深地记着，并在好几日的想念中回味着，也在心里念着有朝一日能在某个地方看见他们。多少年了？我计量着一股思念的距离。于是就有了一次在北京的路途。出宁夏，向北行，入大漠，过草原，穿崇山，进峻岭，火车咔咔嗒嗒的穿行声音把我从一千三百多公里之外的故乡送到想了好多年的一直不敢想的京城。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入京城，封锁我记忆的不是中南海的红墙，不是天安门广场的雄伟，却是处在城八区之外的七里庄———一个小小的在北京城根本算不上什么的公交小站。而且，第一次入京的陌生全因了这个地名的存在而变得亲切。
下了站，望园就矗立在眼前。在心灵的背后，再有多少想法都抵挡不住一个地方有几个熟悉的人。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几个人竟然全部在这里。天下很多奇巧的事情往往会这样：你越不经意，越有很多令你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几个人都聚在七里庄，一人一个空间地住在望园的一幢高楼上。拉着长虹女儿筠筠的手，就觉得拉到了新疆的手。从新疆到广州，再到北京，长虹几乎是带着一个家来回奔走着。入疆时诗一般的梦想让他选择孤身去了一个叫泽普的地方。在那个一去就有地震，一去就望着茫茫大漠向着故乡哭泣的地方，长虹像一棵在我意识里疯长的草，在那个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地方扎下了根，并且一扎就是好几年。他拨弄着自己不熟悉的吉它在泽普的荒漠上喝着酒、唱着歌，然后极不情愿地在掉泪后挂上了每一次的电话。越是这样，越让人在心窝子里扎刺，有时竟有种刀子般的锋锐。可一旦酒醒，望西天风雪，即使有一万份的陌生也让人产生牵挂。而这份牵挂在清晰的背景中齐刷刷地把好几个人的目光全部吸引了过去，有时还勾引我们的脚步想一步步地迈过去，能把那个地方拉到我们的生活中，时时数点我们之间的联系。很长一段时间，距离越长，话语越多，并在彼此的奔波中偶尔地拾捡着一首歌曲里的激情与回忆。那首没有酒香却有真情的清唱即使不入流也能勾起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就像现在，只要有一缕希望，就有重逢一样。
我踏着七里庄的地界，没有京城的味道。接站的竟是一个在新疆南部蹲了好几年的人物。他拉着女儿的手，就像拉着新疆的影子，招呼着我。尾随长虹，进瞭望园，星河正和女儿丁丁闹着。出现在他的眼前，不惊奇也惊奇。一见面，最多的语言是，好几瓶酒全喝完了怎么办？这是最朴素的接风。然后我们相拥涌进这座高楼，把我对京城的所有陌生一下子全部甩在了高楼背后。
站在高楼上四眼环望，这就是京城？这就是几个人七年后的会聚？一碗香喷喷的宁夏本地面，热乎乎地暖着身子，然后许多语言打开了闸门，许多隐藏在心底的记忆在小火锅的煮沸间升腾。其间，从遥远草原上飞来的电话还把几个人的心思全部地凝固在北京一个叫七里庄的天空，让人坐在那儿静静地回想着七年来的诸多故事。
邻居
之一：马鹏程
早上出门买烟的时候，外面下着雨。四单元的马鹏程从楼里走了出来。他留着平头，一脸无笑，直直走到红色的三轮摩托车旁，拉开门，推着三轮车往外走。
我想给马鹏程打个招呼谢谢他，可车子已经启动了。
上次从吴忠回来的夜晚，我下了出租车往回赶，满城的大街小巷除了路灯外，没几个行人。我边走边回头看看身后是不是有车过来。正注意着，摩托三轮的声音从我的后面传了过来。我停住，随手招了招手，车停了下来。路灯下，我的眼睛有些模糊，一上车就没正眼看人，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说走东门锅炉房那儿。三轮司机也没多问，径直踩动发动机，加着油门把我往回送。到了家门口的巷道，车停了。我下了车准备掏钱付费，可司机探出头说，不用了。我仔细一看，是马鹏程！然后我准备把钱交给马鹏程的时候，他的车子已突突地往黑暗里跑了。
我望着三轮摩托车，车前摇摇晃晃的灯光把巷道里的黑暗刷得一颤一颤的。我捏着一块钱：那是不是马鹏程？！
马鹏程和我住在同一幢楼上。他结婚的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时常回家与楼上的住户们打交道是每个月回来收水电费。我们那幢楼没有物业管理，收啥费全靠一个人去做。电费来了，水费来了，人家随便往楼里一户人家的门底下一塞，就走人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楼里的人都忙着，轮着收费的时候都找个借口往出推。谁都知道收费不是个省心事。我虽然上着学，但两个妹妹还住在那儿。每月回来，水电费条子就在我家。两个妹妹想把条子送给邻居们让他们轮流收，可谁都怕麻烦，都找着各种理由推托。妹妹年龄小，又面情软，别人一拒绝，就又拿了回来。没办法，放着吧。等我回来了，妹妹就把水电费条子交给我：哥，你收吧！听妹妹说完大伙推着不收水电费的情景，我也一脸无奈，只好拿着条子挨家挨户地抄表、收费。这期间就和马鹏程家打上了交道。
马鹏程是回族，那时刚结婚。那些年，马鹏程的工厂效益很好，小日子过得很滋润。每次收费他也不多问，只要是接受得了的数字，很慷慨很麻利地交钱交费。马鹏程的媳妇很好客，我每次去他家收费，她都倒上茶让我坐在那儿喝一口。我只想表达的是，马鹏程这个人在咱住的那幢楼上是一个让我比较羡慕的人，也是我的邻居中比较有人情味的一个。
后来，我毕业参加工作后，全楼二十五户人家的水电暖收费基本上由我义务承担了。以前收费有个平摊现象。全楼就一个总电表，各家装一个小电表。有时候供电局抄来的表月月都有超出。特别是过年前的两三个月，月月超出的部分很惊人，少的时候上百度，多的时候四五百度。一接到这些单子，我就犯憷：这哪里是用电，简直是在“吃电”！为了讨个公道，我一接到单子就跑到供电局找人评理。可人家根本不理睬。那时代不知道什么叫垄断，只知道供电局真的像“老虎”，和其他单位不一样。没办法，我只好做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每次把多收的部分全部均摊到每户，然后一一解释，一一催收。有时自己把一些住户的钱先垫支了，也不说明。这种收费坚持了两三年。邻居们有的说我是个好人，有的却怀疑我与供电局有什么瓜葛，要不然，是不会这样乐此不疲的。但马鹏程不一样，他每次交费都不问原因。只要他家中有人，就毫不犹豫地交钱。我收费的时候，尽量地把原因说明白，即使在马鹏程家也一样。但马鹏程边听着边说：小史，你不用多解释，收费本来就是麻烦事，你能这样替大家义务收费已经不容易了，不多说了，不多说了，我理解。
听这些话，再遇什么闭门羹心里也能想得通。所以，马鹏程是我记得最深的一位邻居。
后来，我从学校调到电视台当记者，由于工作太忙，我把收费的任务交给了我的另一个邻居王国民。再后来，我也结了婚，生了子，又调到了吴忠上班，与邻居们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少，只在双休日能偶尔见到一些邻居。到了周末回来，楼上的邻居也都熄了灯，准备睡觉。
邻居们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只有通过妻子的道听途说才能知道个一二。我心想，我与邻居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那天我从吴忠回到灵武坐三轮车，到最后下车认出是马鹏程后，我也有点惊讶。马鹏程话少了很多。尽管是夜里十一点多，但他还要跑车。我望着那辆在黑暗中摇摇晃晃的三轮车，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就是马鹏程？这就是我的邻居？
可这是事实。我迈着步子回到家后，顺眼望了望楼上马鹏程的家，卧室里的灯仍然亮着。
也不知马鹏程啥时才能收工。
之二：老马
住在对门，我与老马一家相安无事了十五年。虽说不上相濡以沫，但时间长了，还真有种相依为命的感觉。这倒不是真的那么相依，而是生活状态的相同感。
老马都七十多岁了，清瘦，长须，是一个典型的穆斯林。尤其是近几年，老马上寺做礼拜很虔诚。每天清晨天不亮，对门的房门就发出吱吱的声音，随手咣的一声，就把我们叫醒了。只要醒了，我就听着老马开煤房、推车子，然后骑着自行车从窗户底下上寺的声音。
老马上寺几乎没有间断过。我不是穆斯林，但与穆斯林打交道却是常事。有时我都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纯粹的穆斯林了。经常吃的是牛羊肉，也看过《古兰经》和《穆罕默德传》，再后来，又看了《心灵史》，对穆斯林信仰安拉的那份忠诚和虔诚十分向往。那些年，我当记者的时候，常往回民聚集的地方跑。一到回民的村镇里，那些林立而又讲究的清真寺由不得你不敬仰。尽管各个村子、各个坊子的教派各不相同，但穆斯林向善的心理却是相同的。走到哪个村子、哪个坊子，回民家里都会端出盖碗茶让你喝。回民待人接物很热情，一杯热茶尚未喝完，主人家又把水续上了。我们的很多采访内容都与回民有关，所以个人行为和习惯都开始向穆斯林靠拢。自己与采访对象说话的时候也很谨慎，生怕哪句话说错了，伤了穆斯林群众的感情。
这种直接的接触还是要从老马家谈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因为我上学，父母把多年积攒下来的一笔钱拿了出来，在城里买了一套当时令人很羡慕的楼房。住进楼房，对门就住着老马。他是以儿子的名义买的房，然后从乡下迁居到这里。住了对门，就得和睦相处。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相处十五年，我们没多少利害关系，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一直和善友好地相处着。
老马的脸特别黝黑，其实是常年经受太阳暴晒的那种青铜色。对于一般人而言，脸上呈现一些青铜色确实不易。除非过度操劳，长期经受风吹日晒才有可能形成。老马有个习惯：每天都上寺。这是他的定律，雷打不动。每天天不亮，早早起来的老马就收拾停当，然后戴着白帽，穿着呢子大衣出门上寺去了。在我的印象当中，老马在十几年的时光里，从来都没有放弃对宗教的信仰。他上寺去了，老伴在家做乃玛子。我老认为乃玛子就是念经。因为好些时候我听对门老奶奶的诵经声特别有韵律。一听这声，我的思维也跟着跑到清真寺里去了，跑到遥远的真主安拉那里去了。
上完了寺，老马回来了。然后换换行装，老两口一前一后推着车子出门去了。他们干什么？卖油糕。对门老两口的全部生活来源就靠这些油糕。在我所住的二单元楼道里，对门的平板车足有几十年的历史，油腻、古朴但又饱经沧桑。它是两位老人何时置办来的家当，我不知道，但从住进这幢小楼的第一天起，平板车一直就在楼道里被一条铁链子锁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两位老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上学早，天天太阳没出来就出门了，等回来的时候，夜色又降临了。上学期间，那车子一直锁在楼道里。记得某年的某一天，我妈对我说，你去对门买点油糕，给你外爷吃。我有些惊讶：对门是卖油糕的？妈说，是啊，你难道不知道？我说我一直都不知道这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