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蒙古部落在铁骑的掩护下，一路从阴山脚下穿长城、过黄河、跨长江而杀向中原时，其强悍军事力量裹挟下的政治暴力足以冲毁一切文明的痕迹。这个“马上打天下”的民族在前前后后的驰骋中，用弯弓射落无数生灵，也用铁骑踏破覆灭许多种文明。譬如西夏，当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殒落在一个不起眼的偏居小部落手里时，蒙古铁骑强烈的复仇意念一经割血结盟，便对这个昔日盟友出手更狠更残酷更决绝。经过一番周密部署后，蒙古人再次杀来，并将盘踞在贺兰山、六盘山、祁连山腹地的党项拓跋氏建立起来的西夏国团团围住，并在斩草除根般的追杀、抢劫中对西夏的一切连锅端地进行毁灭。在残断的印象中，公元一千二百年前后的一场旷古绝杀战争，蒙古人在几乎灭绝了党项拓跋氏建立起来的政权及其民族的同时，也将西夏历经一百九十多年经营创设的一系列文明痕迹全部地从历史扉页中抹去。包括元朝的史官们，在缀述编撰前朝史中，对西夏着墨不多，仅仅是轻轻一笔，一带而过，没有专门为这个昔日与大宋王朝隔河相对的独立王国留下历史记录。一方面，这些史官们要遵从元朝统治者的授意，不愿为自己的仇敌进行过多的渲染描述；另一方面是他们不认识西夏文。更致命的是，蒙古人颠覆西夏政权后，竟一把火将兴庆府之西的皇家园林、陵墓全部烧光、砸光、抢光。他们抢光了财宝，烧光了园林，烧光了西夏历史最为重要的文明典籍以及宫廷档案，也将一个有着文明片断的小国从此隐没在历史的风尘背后。至今，西夏如同一个大大的历史谜团远远地游离在中国二十五史之外。虽然有人说它是个谜，但这个谜也容易让人联想。当一个弱势民族被另一个强势民族四处追杀只落得一大片流血的土地时，当宫廷中最重要的政权治理见证、档案典籍、文书牍本被付之一炬时，谁能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很多西夏子民在蒙古铁骑如桶般的围追堵截中，不是命丧黄泉，就是隐姓埋名苟且生活，哪有什么能力去珍藏历史、追寻历史、恢复历史？他们终日挣扎在战争的恐惧中，早早丧失了一个民族应有的尊严。
于是，在空旷的贺兰山脚下，维持了一百九十二年的西夏王朝最终成为蒙古刀枪下的一个政权牺牲品，也成为蒙古人打通西域通道远途西征，然后折过头来向南、向东实现统一天下目标而搬掉的最大的一块绊脚石。踏破贺兰山阙，剽悍勇猛的蒙古人远途征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西域征服，将凋零破败、分割而治数百年的宋家王朝一举挫败，再次实现了天下归一。这样的气度，这样的气魄，除秦始皇之外，别无第二个。而恰恰是斡难河畔的成吉思汗以及他的继承者忽必烈，在秦始皇之后的一千四百多年后，又以超卓的文功武略将历史大大地推进了一大步。就是这一次，蒙古人创造的辉煌远远超出前朝任何一个朝代。它的疆域最西抵至地中海，最北通达西伯利亚，“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用历史比较的目光看，元朝的疆域之幅员几乎是时下中国疆域的一倍多！倘若明清以降，中国依然保持这样的版图而不至割让土地赔钱告饶，今日之大国崛起的恐怕就是china了。
当然，历史不可复制，也不会重演。历史的强弱之势往往因势而变，应时而为。当窝阔台、忽必烈们沿着成吉思汗指引的方向一步步继续负重前行，并最终实现一统天下的夙愿建立起元王朝后，蒙古族的尊崇不再是过去汉室天下所小瞧的“北狄”了，而是名副其实的统治阶层了。但“创业容易守成难”。即使再尊贵的民族，一旦在“守成”上不尽心、不勉力，只知坐享其成，那迟早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败笔，迟早会被历史淘汰。元朝建立初期，还能以“怀柔”策略稳定天下。但到了后期，耽于弦歌声色中的蒙古贵族却出现了种种违制之举。上至君王，中至部族将领，下至四等人种，都对时局产生了种种不适应症。尽管当朝的蒙古首领不再称“可汗”，而改称为“皇帝”，但这个千百年来习惯于逐水而居的游牧民族在礼仪颁行并实施数些年份后，越来越不愿循规蹈矩了。相反，他们蜗居在都市之内，依然用治理草原的方式对待天下平定后的社会局面。从元初始，元政权的统治者将天下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蛮。这种针对人群的分类法实际上是蒙古部落在治理草原过程中奴隶制度的一种沿袭，又是元统治阶层借鉴中原封建制度衍生出来的等级思想。这种直接的等级思想充满了蒙古政权对中原各族的歧视，也具有压制中原政治、文化的倾向。在这份歧视里，一切的目光唯蒙古人至上，其他的民族可有可无。即使天下招贤纳士，对于汉人或南蛮出身的仕子，也依然有歧视的身份标签附着其上。也正因这份身份标签，天下仕子从内心深处难以与朝廷同心，朝廷也自然难以将天下仕子尽收肱股之间。以这样的有成见的驭人之术来统治天下，自然会潜藏诸多治理危机，也必然是让自己给自己埋下炸弹。当元王朝统治维持了半个多世纪后，国内政治危机便出现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元浪潮，风起云涌，并迅速成为真正颠覆其政权的生力军。而元朝统治者在后期统治中，听信奸言，溺于酒色，耽于享乐，对重要国事六神无主。他的辅国大臣因为利益关系又相互猜忌隐瞒，作奸犯科，有的甚至将外界发生的一些动乱消息加以封锁，不让其抵达朝廷中枢。
积弊成患，元廷如何不衰微？当刘福通、韩山童、张士诚、朱元璋等率义军在全国各地拉起枪杆子与元廷相抗衡时，病入膏肓并控制无术的元朝统治者只能节节败退。因为承平已久，昔日的蒙古兵在莺歌燕舞的和平环境里渐渐丧失了勇猛的战斗能力。面对揭竿而起的“与其生毋宁死”的被逼红了眼睛的受压迫者，这些昔日的蒙古勇士也只能拨马而退。就这样，元廷屡战屡败，屡败屡退，并不得已退回草原大后方———上都。可就这样，当取得长江之南的大片土地，并在集庆府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依然不饶：非得把元鞑子赶回漠北，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喘息未定，后面追兵又至，元朝最后的皇帝受欢贴睦尔只好哭哭啼啼地将世子、宫眷送出上都这个温柔之乡，继续北逃。
当明军完全占据元廷最后的首都上都时，由蒙古部落统治了一个多世纪的元政权算是走到了尽头，一个王朝也从此被另一个王朝所代替。
历史有兴衰。当我行走在元上都的金莲花之间时，无边的云彩已记不得云下的草原到底发生过什么事。之外，宽广得多伦诺尔大草原已在轻风的吹拂间，弹响忧伤的马头琴。弦音里，一个王朝的背影在历史的天空中远。
草原散记
梦在草原奔驰。疯长的青草一寸寸将记忆斩断。我力所能及地想象来时的方向，却被白音其木格的气息全部阻隔。远处的草场，天空正为大地绣着花裙。一朵朵白云像是裙子上的百合，又似点缀在草原腰间的金莲，一忽儿飘浮，一忽儿染着夕阳的影子来回奔跑。侧耳，毡包房传出的马头琴声正将奶油茶煮沸，然后，从外面进来的蒙古女主人敲下一块砖茶调和到马奶里，准备着丰盛的晚餐。
此时，歌声正把乌云的黄昏唱晚。在草原上来回啃啮了一天的牛羊，耷拉着脑袋溜溜达达地往回走。身后，许多蹄印又被疯长的青草淹没。只有挂在敖包上的哈达还在渐隐渐没的晚歌中飘扬。我拾起深色大地上的一块石头，朝着毡包门前的方向扔去，却没有激起一朵浪花，倒是看护羊群的牧犬止不住叫了起来。一会儿，满草原都是狗叫声。止不住的狗叫像是草原叠起的浪花，一浪一浪涌了过来，直把零散的炊烟卷成草原起伏的波浪。风没遮拦地扑了过来，直奔盛着大碗酒的蒙古包，一口一口携着酒香往外跑，好像哪辈子没喝过酒似的。我折回屋，想抓住风的衣角，可风像是刚从白音其木格喝完，又要到多伦诺尔赶场子，一溜烟功夫没了，只剩下渗透肌肤的缕缕酒香。
毡包外，天色已黑，风来了一阵便静了下来，只留下一窗油灯点燃草原夜色。我望着没入山坡后的晚霞，推开毡房小门，走到赫喜格图们的桌旁。煮好的马奶茶刚刚端了上来，桌上的烤肉也被割开。赫喜格图粗壮着喉管与几个客人对饮。一路上，同行的宝力格渴得不行。可车子驱使在无边的牧场上，难得遇上人。好不容易在多伦诺尔碰到赫喜格图，这家伙没等人喝上一口奶茶，就把烧酒盛在每个人的面前，然后，一人一碗喝了下去。再喝，浑身热浪浮泛，歌声响起，就连包外站着入睡的牛儿也跟着哞哞叫了起来。趁着一碗酒，赫喜格图整整长袍，一曲雄厚长调从胸腔透出。长调穿透毡包，在曲折回环中将含羞的月亮掩映，又让夜空飘逸的清云来回涤荡。整个草原遁入赫喜格图的歌声，辽远的音符将远处的山峦隐没。宝力格趁着歌声，取下挂在毡墙上的马头琴，一手抚弦，一手拉弓，颤颤弱弱抖索着奔驰的心灵。弦声里，游牧歌声响起，直把烫好的烧酒茁壮成毡房前粗壮的榆树。一曲刚罢，一曲又兴，伫立在空旷草原上的毡包，在酒香与长调之间散佚着部落远去的神情，也将宝力格沉浸在马头琴的倾诉里。无边草原的梦境之上，草原毡包借着琴声悠扬，把长着黑辫的乌云化作美丽的想象，一任心灵在黄花沟底流淌。几只隐藏的野兔蓦然闪现在毡房边，让酒兴正浓、歌兴正浓的赫喜格图、宝力格们一阵兴奋。几个壮汉呼噜咕哝站了起来，趔趄着身子准备抓这些草原精灵。可没等他们站起，野兔倏然而去，踪影皆无。几个大男人连击桌子带扯嗓子，一阵乱叫，重又坐下。下肚的烧酒如同流动的音符在喉间窜起，赫喜格图和着宝力格的琴声，嘿嘿几声载歌载舞起来。毡房外，一群牧马用鬃毛抖动天上的流云，半个月亮早早躲进云间。歌声将整个草原感染。毡房以若明若暗的油灯光晃动多伦诺尔的节奏。
半个草原醉了。
整个草原陷入天地的乌黑中。
半夜，毡房歌声戛然而止。挂在半空的月亮被无边草原拉住，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大地。那一刻，我醉卧草原，将自己的梦想全部交给大地，然后，任凭氤氲气息将我掩埋。
西门豹的影射与人生
时代迁徙了上千年，西门豹的寓言故事还真被历史留存了下来。这位战国时期的知名人物治了邺城的恶俗，将人对自然的蒙昧无知以科学的方式摆脱了出来，赢得了众人赞誉，也获得身后清名。但就是这样的人物，仍然命运不济，最后竟被权贵们排斥得差点身首异处。以这样的结局衡量一个人，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难以论定。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在一个权术环境丰富的境遇里，矫枉不能过正，相反，遇上些心术不正之徒，就会出现内耗，有些怀才之士则会受到压制，被排挤，甚至有掉脑袋的危险，但经历了多少年历史的潜规则仍然为各时期权贵所适用，就像难以割舍的顽疾，挥之不去。
其实，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这些现代人已迟了好大一半截。太史公司马迁早就在他的长篇浩秩的《史记》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白起、商鞅、韩信……用自身的故事昭示了功高震主而身为权贵带来的厄运。他们活着的时候，历经磨难，以智慧创基建业，可后来还不是丢了俸禄，送了性命，断了子孙？所以，在有阶级存在、权贵势力横行的地方，一些仁人志士以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求其公、谋其正，是终其艰难而又坎坷的一种人生抉择。屈原为振荆楚雄风而最终落得怀石投汨罗；海瑞谋清政而数贬官职竟致海南落樵……历史的经验如同一缕清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试图吹醒人们的头脑，让他们以顽强的奴性求同存异，趋利避害，以赢得残喘之机、求生之道。然而，世上偏偏就有些不识实务之人，他们以身试法，舍生取义，不仅鱼和熊掌难以兼得，有的连自己的性命系在何方也难料定。百年前的戊戌变法，康有为、谭嗣同因改良运动而公车上书，结果遭受清廷保守派的百般阻挡，以至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法场。追求真理，讲求正气，尽管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但在最现实的运行形态中，在新旧思想交锋、两方势力对峙中，往往使锐意进取、求真务实、追求正义的执行者付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牺牲。西门豹治邺就是一例。这是一个时代的尴尬和困惑，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肃杀如风的历史长河里，追求正直的执著与掉脑袋、失生命都是相互依存的，同时也影射着一颗正直善良之心的难言之隐。不论野史还是正史，在匡扶正义与明哲保身的对立之间，焦虑的不是人们对正义的渴望，而是小人庸吏们的百般玩弄。一个阶级性强调过分的社会构成里，有正气便是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挑战，有正义便是对权贵利益阶层的侵犯。在等级森严、清规林立而又欠合理的社会里，一个人想要保持人生的完美与后续，恐怕要以过硬的奴性来保持自己对周围种种事物的沉默。否则，一切所谓的人生求取都无从谈起。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两千多年前的西门豹如果以现代人的思维深晓一些权谋之术中的道理，或许能以自己不受排挤的境遇为更多的百姓带来更多的好处。只可惜，他治了邺城之后便消失在历史的风景里了。
历史的阴谋
阴谋得逞的时候，历史的风景就有些改变。本来按着一种理想的方式，可以让一段时间溢出更多的光芒，然而碰上阴谋，历史只好拐了个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页历史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阴谋得逞，致使朱元璋拼尽老命打下的江山最后断送了。而这个阴谋的制造者最终也顺理成章地成就了一番大业。
公元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率部攻打宁远城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明朝守将用大红炮击伤，最后郁郁而终。努尔哈赤的死对于由女真转而成为满洲的清兵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打击，更是拓疆扩土进程中的一个不祥之兆。当满洲各部落安排完努尔哈赤的后事，重新对明朝在东北的宁远城、山海关进行突破时，他们开始认真地关注起一个叫袁崇焕的人物。这个书生出身的小子究竟以什么样的本领击殒了努尔哈赤？又如何以少胜多地击退了攻势正猛的满洲清兵？拥有13万八旗子弟兵的满洲继任统帅皇太极心生疑窦。当他屡次试图冲破明军防线而又多次受阻后，决定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旷日持久的对抗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