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能坚持用一种跋涉的姿态从事自己钟爱的文字事业，非一般功力难以达到。它是一个人用生命锤炼的过程，是一个人终其一生展现生命价值的过程。对一个从事文字工作者来说，能否用一种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来完成对世界观的述说，来体现自己对人生世界更深层次的关怀，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成一家之言”，做好文字工作确实需要一番工夫。在我看来，写作之苦非常人所能承受，要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尽管它的内在规律如同农人稼穑，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客观世界、主观认识的一种正确解读。而解读的过程则是语言的搭配以及语言与心灵在生命维度中的长途跋涉与坚持。在现实这个俗世纷涌的时代，当物欲已经相当程度地成为普世人间的共同选择时，写作仿佛是一种很艰难的选择。尤其是在互联网大举进攻的信息时代，不少人已被迫放下过去延续了数千年的书写方式，开始追逐另一种书写的习惯。当许多人放下手中之笔开始另一番跋涉时，不少人的思想空间发生紊乱。有的人根本不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人的思想财富。在现实中出现剽窃、照抄照搬也就不足为奇。于是，那些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出一部砖头块书籍的人物也就层出不穷，见怪不怪了。这是一种时代的前进还是一种追求的后退？让人不得而知。但更多地发生在写作境界里的尴尬事情还是屡见不鲜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
在写作的过程中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按规定模式和固定动作硬性地滥用语言和表达方式，使写作的天空呈现出一种粗制滥造的不良情形。有些写作根本就不是什么写作，仅仅是一种复制，仅仅是一种粘贴。当这种复制、粘贴时代来临的时候，写作本身的意义开始得让人仓皇，有些甚至是怀疑。但不论是仓皇还是怀疑，很多与写作不搭界的行为让人耻笑。在这个基调上，能以承担思想者的身份追慕写作的意义，真是很艰难。在这个人人都会写两句，又人人都难得写好一两篇文章的环境里，在这个滋生大量自以为是标准的批评时代里，写作的理由到底能经得起多少推敲，确实令人深思。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熟或不成熟的看法。不管能力有多大，天分有多高，都可以评点两句，以示水平。这些源自于他处的评点，着实让不少写作者难以在毅力的坚持中达到心灵的和谐与精神的张扬。
追求写作，不是一件顺心事。当我们一天天感受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新形势、新情况、新使命时，展现在我们意识当中的情景和变化应当让我们这些与时代同行的人感到自豪。然而，当眼前五光十色的物欲将我们的传统与守望渐行渐远在本我的轨道时，我们意识当中的某些定格式的思维有可能紊乱，也有可能发生更多的变化。而这些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能让多少人静下心来坚守一方心灵圣地呢？当我与一个坚守者共同在守望的姿态里查看写作的真实面貌时，许多来自内心的自豪以及对写作的诸多期望使自己不敢对这项事业怠慢。人生有太多的选择与放弃。在更多的为文者身上，表面是一片清闲，但内心却是一股股清苦与高尚的痛苦较量。二百年前曹雪芹滴血书写《红楼梦》时，谁能想到他在家境衰落后面临的种种辛酸与悲凉？当中国社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经受各种欺凌时，怀着一片救国之志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用手中之笔愤然呐喊，呼唤国人能从“铁笼子”里面跳出来与旧社会、旧思想、旧势力作最后的决裂与斗争……为文者的家国情结与个人的体肤之痛催使更多的人拿起手中之笔奋起疾书。那是一份宣泄，那是一份抗争，更是一个为文者的责任所在。当一个写作者在艰难的跋涉中一次次突破个人的思想固囿而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细节的标志时，写作本身的意义便是一种超脱。不管为文者想到多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或怎么样去表达，写作的范畴已经超出了个人意志的范围，成为推动社会或影响人们的一个内在动力。尤其是那些为文者将自己的一种源于天性的爱好以及对生活对社会的体验化为一种使命和责任时，更是让人敬佩。
为文并非做生意。它需要心无旁骛，需要静声静气。在各种物欲一天天在我们的眼前翻来倒去地进行诱惑时，能否坚守如一，便是对一个为文者品性与耐心的磨炼。笔锋能否倾泻而出，键盘能否快意敲击，无不反映着写作的艰辛与执著。对于写作者，只有恒定意志，静下心来，用观照世界的眼光来俯视这个世界时，各种源于内心深处的思考与现实中的种种实际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力量。而让语言成为一种力量，非得要下百般的功夫。对于写作者而言，语言带来的快乐远胜于物欲世界带来的喜悦。痛苦、悲伤、惊喜、痉挛，只要游离在现实与字符之间，内心的收获总会让股股激情呈现了出来。这是写作者的自得其乐，更是心定神凝时的顿悟。有人沐水思畅，临风吟哦，驻山凭吊，怎一个“情”字了得。太多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太多的人文思想和品格，只要缀连人生境界，事关世界、个人、家国，就能触动心弦，灼伤眼神，刺激心灵。然后湍之笔端，流之笔锋，不亦快哉！这等境界非一般人所能享受，也非一般人能坚守得住。
事关语言的条分缕析是写作者长期积累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在心灵的千般经历与揣摩中不断升华的历程。每一个写作者要在众多的语言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表达突围，少不了字斟句酌，少不了白头搔首。在选择一种适合于自己口味的表达方式中，必须要有熟练掌握每一个字词基本内涵与语句外延的能力。否则，语言的艰涩与不顺便会招来更多的麻烦。这仅仅是小事。更为严重的是，语言所反映的思想问题。当某一个阶层试图用控制化的手段来约束语言的流速时，语言中所潜含的危机远胜于权利争斗的危机。只需找出一二悖逆之词就能给为文者找出诸多莫须有的罪名套在头上。有史以来，可数可点的历史长河中，“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悲剧至今令人记忆深刻，那些受到文字狱牵连、拖累的人不计其数。因为语言深处的思想光芒，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语言表述结果。在统治昏暗无道时，语言是陷阱，是危机；而在统治光明时，语言则是救国救民之利器。教化人世，启炼人生，遗传下来的古训警语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在流芳百世中让思想一代代传衍。所以，自古以来，“立功、立德、立言”成为每一个致力于功名的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而在这三个人生目标中，“立言”最难。立言需要有致功立德的支撑，离不开人生丰富的实践和磨难，更离不开对人生的感悟与体验。而要化为理论，化为一种“道之道”，难上加难。皓首穷经，贯通古今，又要洞察人生，感悟天地，方能成一家之言。为立言，孔仲尼行千里路，破万卷书，周游列国，方成大儒绝学；为立言，太史公司马迁宫刑之余，仍以坚定信念追求思想的光芒，终于写出煌煌巨著《史记》……立言之苦，形神劳顿，呕心沥血。否则，满纸荒唐话，多是呻吟语。
人生多磨难，何止一言间。紧握一册山河，继续跋涉，即使心灵蒙尘，也会绽放夺目的光彩。那么，就开始自己语言的长途跋涉吧。
两个历史教训
最近读书，有两个历史教训令人深思。一个是李自成兵败，一个是大跃进。前一个离我们远，有360年的历史，史称“甲申三百年”（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而暂称之）。后一个离我们近，不到50年光景，至今还有很多人对此记忆犹新。前后两个历史教训足以让我们警惕，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为什么要重提两个历史教训，又为何把两个历史教训相提并论？主要缘于一种决策的思考。决策好坏直接关系发展，也影响历史进程。正确的决策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促进进步；而失误则会破坏事物发展的规律，影响前进步伐，有的甚至成为历史悲剧。
360年前的1644年是一个甲申年。这年，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率军利用短短2个月时间攻入北京推翻大明王朝，建立起大顺王朝。然而好景不长。在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九日攻克紫禁城，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后的一个多月，沉湎于过皇帝瘾的李自成抵不住吴三桂与清兵的攻打，兵败山海关，退出紫禁城，并于次年五月在湖北通山被反动地方武装杀死。其刚刚建立起的大顺王朝也短命呜呼。一个甲申年有两个王朝相继灭亡，再一次验证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对朱由检所掌控的大明王朝的灭亡不另赘述，而李自成的教训却令人深思。
李自成身经百战，经常甘冒矢石，身先士卒，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十几年的农民起义征战中，李自成所到之处，官兵畏惧，百姓拥戴。他体恤部下，治军有方；他胸怀百姓疾苦，深得人心。可以说，凭借起义中的“迎闯王、不纳粮”的号召和军事起义中为民开仓放粮赈灾的义举使李自成在军事行动中所向披靡，战无不克。正因为这样，延续了200多年的大明政权在李自成的农民起义中土崩瓦解。从这个角度讲，李自成算得上是一个仁人志士，也称得上是深为群众所想的人。然而作为一名政治家，李自成却有诸多先天不足。
首先是战略短视。在李自成的政治抱负里，起义不是打江山，而是掠钱财。起义之初，李自成并不是主动要造反的，而是被官府、贫困逼迫得实在没办法才走上杀富济贫的道路。之后，在各地起义军呼应下，李自成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长期的农民起义中，李自成想的最多的不是如何掌握权力，而是打倒明王朝后如何更多地和手下的穷哥们一起多捞些钱，甚至有种把北京的钱抢到后再赶回西安做土皇帝的想法。其间，手下的谋士将领曾多次对起义军的方向进行决策建议，但被李自成采纳的很少。所以，1644年打下北京后，李自成手下的兵士将领便开始实施抢掠钱财的行动，到城内烧掠抢杀，寻欢作乐；牛金星、刘宗敏等一大批功绩显赫的谋士大将开始学起过去的朝廷，封官晋爵，享受荣华……一个尚未真正掌控全国政权、未站稳脚跟的农民起义军部队在繁华的北京城里，充分发挥他们没见过世面但又要领略世面的本能，肆无忌惮地通过各种烧掠行为宣泄他们的欲望和卑劣。这样一支见好就收而缺少长远打算的军队迟早被消灭的结局是在所难免的。他们不仅缺乏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绝决，更少梁山好汉们遵守山规军纪的自觉。
二是轻敌思想。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提及，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后，李信曾劝他要派重兵把守山海关，并与吴三桂谈判让其归顺大顺王朝，共同防扼清兵入关。但这番好意却被牛金星、刘宗敏等功成名就的人物诋毁了。加上李自成攻下北京城所滋生的刚愎自用，更对李信的决策建议不予理睬。在李自成心里，小小吴三桂不足挂齿，更何况山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关键时刻，李自成只派了几千兵丁把守山海关，欲将清兵御之千里。但事实是，经过18年抗争的李自成起义军部队被胜利冲晕了头脑，个个都以为打下紫禁城就已胜券在握，没必要再花多少力气理会后面的事情。而经过几番整合后的满洲清兵，不仅学会使用起当时西洋最先进的大炮，而且军队战斗力也明显提高。这种情势下，李自成手下的很多将领却在打着如意算盘，看将来得了江山自己能当上什么官，那些士兵则想着多捞一些钱财以便“衣锦还乡”。决策建议不被采纳，又过于轻视某些潜在危险，对现状了解不清，对敌人估计不足，致使李自成在巩固扩大战果的关键时期失去了战略主动权，也失去了取得完全胜利的最后时机。后来，刘宗敏横夺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之后，吴三桂这位晚明大将立即转靠努尔哈赤，与清兵一起联军攻克山海关，杀奔京城，并将李自成驱逐出北京。于是，建立不到两个月的大顺王朝不经一摧便轰然塌台。
三是严重的空想无政府主义。饱受明王朝非人性压迫的受苦农民之所以尾随李自成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主要是因为李闯王在起义中提出的“迎闯王，不纳粮，打土豪、均贫富”口号。起义之初，李闯王的这个的口号对于摧垮明王朝政权的确有着积极的杀伤力。但在初步掌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仅仅靠烧杀抢夺官府所得为部队提供后勤供应是远远不够的。但李自成还是抱着空想主义思想，试图让天下农民在“不纳粮”中与他共享起义胜利后的战果。同时，他对夺取政权后国家发展问题考虑得很少，尤其是其中的“纳粮”问题更是少之又少。试想想，一个没有天下农民“纳”适当“粮”的政权能有什么样的基础？这样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领导的起义队伍最终只能落败而去。所以，大顺政权的夭折是势在难免。
300多年后，历经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新中国终于站起来了。之前，毛泽东同志曾在延安整风运动上提出，要借鉴李自成“甲申三百年”的历史教训，防止历史重演。从西柏坡进京时，毛泽东还叮嘱：进京去“赶考”。可以说，能不能交一份满意的“赶考”答卷，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党面临的一大新课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采取有力措施恢复国内经济，以较短的时间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但令人遗憾的是，1958年—1960年期间发生的“大跃进”还是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1958年—1960年被称为共和国史上的“大跃进”时代，历史已经作出结论：“大跃进”的发动是轻率的，其结果不仅没有使中国的经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跃进式发展，反而使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遭受到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