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很简单，也很现实。作家陈应松表白，他虚构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现实主义。读罢《太平狗》，正是大年初一，此时的欢快被一种莫名的情绪纠缠着。太平狗的狗名本身寓含着一种平安吉祥的意思，也寓含着人与狗之间的感情。但在现代生活状态里，狗的命运往往被改变着。就如同一个人，在物质生活相对发展的现实下，有些本性和特征也被改变了。在森严壁垒的制度构架和被异化的人群心灵结构中，来自现实中的不自觉歧视很难让一个人获得公平和平等，更何况一条狗。而太平狗所面临、遭遇的种种生死折磨恰如一个人的生命。当你身无分文又没有多少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多少依靠地想在一个城市呆下去，那简直是一种幻想。城市本身有许多迷幻的东西让人向往，但在钢筋水泥构架的现代城市生活中，许多眼神和心态出了毛病。在这种以利益、以金钱为价值观的城市丛林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赤裸裸的交易关系。许多异化了的道德、情操、忠诚、责任、仁义变得破碎迷离，并在城市的天笼里派生出更多的意味，成为利益的附属物。一个抱着本真心态、善良本质的人想以真实的力量面对一切时，只能遭遇失败，包括性本善良的太平狗。若想生存下去，只能低头忍受各种歧视带来的屈辱、欺凌和折磨。倘以叛逆者的面孔出现，只换来保全尊严后的打击。可不是么，在城市生活的现实中，拘禁、殴打外来人员，对农民工欠薪等歧视性现象此起彼伏。一座美丽城市的背后，是无数农民工、打工者的付出。他们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得到的却是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城市，但大部分人的结局是拿着微薄的工资离开城市。
一座城市的无情打碎了多少人的梦想不得而知，但除了宠物狗，城市能容纳的狗大多在餐桌上。
当太平侥幸逃出城市，逃回山村时，程大种的妻子陶花子还在狗的眼神里期待男人的归来：大种呢？大种啥时候回来？太平说不出来，只能眼泪汪汪地看着女主人。
大种永远回不来了，他已经将自己的命搭在了城市。
一条生命不明不白死在了城市，城市也让人不明不白地期待着、忍受着、苟活着。
但一切好像习以为常。
此为太平狗。
电影为谁而拍？
电影为谁而拍？这是看完电影《无极》后让人思考最多的问题。当《无极》运用大量特技手段将怪诞无稽且胡编乱造的一个故事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不知道这部片子在表现什么主题，也不知道《无极》到底“极”在什么地方。借用网络和有关媒体的评价，就是愚弄，一种被高超而又商业气息浓重的宣传煽动所愚弄。而这种愚弄的背后则是中国电影的方向性失误。
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史。100年里，国产片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影，从遮幅式电影到宽银幕电影，直到今天的高清数码电影、EVD电影，可谓一路坎坷，一路沧桑。但就是这样的过程，依然有不少名导、名角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郑君里、谢晋、等导演为人耳熟能详。他们适应大众的要求，将电影的主题设定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民众生活状态，并通过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将电影所讲述的故事和主题渗透进观众的心中。这类导演所奉献给人民的是适应大众精神文化需要的艺术品，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和认可。然而，当学术界按照年代和电影类别将不同时期的电影导演封之以一、二、三、四、五、六代导演的时候，我们在后现代的年轻电影导演身上越来越难以看到与本民族精神文化相适应的好影片了。特别是以后现代主义为主的五、六代导演，在模仿和适应西方影片的风格的过程中，将电影拍得十分做作，甚至对民族传统和文化有种彻底的精神抛弃。当中国电影面对好莱坞大片显得有些束手无策的时候，中国的一批年轻导演寄希望于拍摄“最丑陋、最真实”的东西。然而，经过他们的导演，不少电影仅仅是把本民族中的丑陋面撕裂给外国人看，而其他的电影元素似乎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在这些导演的精神世界里，支撑电影的并不是故事、主题，而是一种特技或者胡编乱造的迷惑性。他们所导演的片子好像中国的官场，一直都是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印象，一直都是一种让人觉得摸不着头脑的感觉。有的电影导演还没学会如何运用镜头语言来表现一种生活现状时，便盲目地搬抄各种自己也理解不了的符号语言来拍摄电影。有的导演无视观众的审美要求，单相思地将自己所谓的先锋、印象、荒诞艺术展现在电影中，试图以此赢得观众。正是这种畸形的导演心态，不仅让中国电影丢失了越来越多的电影迷，也让中国电影的拍摄内容、电影市场陷入一种方向性的迷失中，同时，也丢失了一份拍摄电影的尊严。
其实，电影在人们的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的电影离生活越来越远了呢？有些影人将其原因归结为电影市场的萎靡和观众欣赏水平的下降。其实，这仅仅是一些游离于物质生活远离群众需求的人物们所掌玩的一种把戏而已。无论在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电影永远都有属于自己的市场。电影是一门艺术，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它的产生、发展离不开大众这块肥沃的土壤。离开了群众这片土壤，再好的电影也不卖座。但我们轮番质疑有些导演执导的片子时，我们发现，时下的有些电影沉湎于物质奢华、沉湎于小资情调、沉湎于天马行空、沉湎于魔幻怪诞，以致让人看后不知所以然。看这些片子，除了给观众留下打瞌睡的习惯外，便是导演糟蹋艺术的感觉。
中国电影需要探索、实验，但不能在丢失本民族的特色中探索和实验。当我们回头看看老电影的时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人物悲剧依然在我们周围萦绕；当我们畅想电影的魅力时，《少林寺》的武术依然激动着人们的心；当我们挖掘电影背后历史的沉重时，《红高粱》的画面依然会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再回看一些所谓大片时，我们有些导演所执导的电影不仅缺失了港台片的人情味，连最基本的电影情节和主题都淡忘了。他们以为自己的艺术视角可以与好莱坞影片相抗衡，以为自己的天才灵感可以赢得一二奥斯卡金像奖，以为自己的电影概念会通向神圣的殿堂。但事实是，在遭遇广大观众的唾弃后，他们只是一群无病呻吟的扭捏变态者。
当一种质疑和反思不断地在欣赏影片的过程中让自己不能安心时，我想起了一位至今未改变自己风格的伊朗导演阿巴斯。这位留守在伊斯兰世界的著名电影导演，通过黑色幽默式的精美镜头将一个个处于生活困境的小人物的命运充分地展现了出来，并向全世界提示了一种人类共同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矛盾。在阿巴斯的电影艺术中，很少见到那种特技、夸张之类的镜头，大多以平实的镜头来反映处于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的命运变化，同时配以特定环境下的自然性空镜头，来折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某种命运牵连和命运奔波后的悲哀。阿巴斯以自己的电影艺术征服了世界，也让世界对他抱以崇敬之态。
一个导演一种风格，一部电影一种精神。反观阿巴斯、斯皮尔伯格等大牌导演的风格，中国导演似乎缺少了什么。《无极》剧组以吹牛皮的方式宣称自己的全球门票收入已达到了1.6亿美元，但从其投入的3.4亿美元的成本来分析，高成本的电影拍摄能换来观众的高满意率么？这怎能证明中国电影在前进呢？单就其拍摄的内容来看，中国电影究竟为谁而拍？
只希望今后的电影不要再拍摄得让观众看不懂。
寻找回家的路——读魏锦先生散文集《梦萦乡河》
每天和文字打交道，少不了查资料、看文件、学理论、写公文，也偶尔抽点时间写写人生随想、杂文一类的属于自己的东西。但仔细想想，真正留在脑海里的，除了一定时期必要的理论观点和字里行间偶尔给人的想象外，大多都是过眼烟云，一带而过，留不下什么深刻印象，更谈不上感觉了。这可能是久浸政务公文形成的毛病吧。但就是这样的境地，读书过程中还是有一些文章，突然把人的记忆唤醒，甚至激起久远的回忆，让人久久难以忘怀。最近，一本散文集闯入我久违的心灵，让我一时难以割舍地读了一夜又一夜。这书的内容纯朴、直白、简约、明快、朴素，很多内容读着读着就打动了人心，让人咀嚼难忘，又让人记忆深刻。
这就是魏锦先生的《梦萦乡河》。这本书的写作手法与他前面出的两本集子《聚沙流年》和《走向冰川》一样，以朴素的心态、直接的表白、质朴的故事展现着一个圈外文化人的真实，也为一些长期游离在乡愁之外的人找到了通往精神家园的路。
读魏先生的文章、明快、简约、直白、一看就懂，一看就明白，一看就有感觉。前段时间，电视上播放连续剧《赵树理》时，我趁机把赵树理的《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等小说粗粗读了一遍。读完发现，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代，能为劳苦大众写书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在那个时代，赵树理自成一家，开启了文学“山药蛋派”。之后，以从事农村题材的、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写作的作家群才渐渐出现，譬如马烽、孙犁等人。对于这些作家，他们写作的对象和读者都是人民群众，而实际上更多的是写给农民看。他们之所以长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拥有不泯的位置，并在史册中留下青名，关键是他们把握住了“写作为谁、为谁写作”的本质意义。正因如此，赵树理被称为当之无愧的“人民作家”，是新中国文坛上的“铁笔圣手”。
几十年过去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百花”再度“开放”，“百家”再度“争鸣”，中国文坛更是热闹非凡。寻根、伤痕、反思、知青等文学作品一时间红遍全国，在反思“文革”时代悲剧形成原因的同时，更多的人通过文学的方式丰富了久禁的精神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解放思想的闸门。这些派别各异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元素，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观照视角。然而，文学表现方式的多样性，也让当时的文坛出现了另一种让人关注的现象：渲染自我、描写个体精神世界的蒙眬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一时间充斥文坛，使中国文坛一下子成了精神世界的脆弱区。挂上“蒙眬”二字后的文学作品，说看不懂，还有那么一点文本结构主义的倾向；说看得懂，却让人无法如实、准确地表述出来。就在这些通过断句、隔行、码字堆词的遣词造句中，就在这种无病呻吟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表述中，“朦胧”作品让人更“朦胧”。但就是这些作品，一定程度上弥漫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坛，让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迷陷文字编造构织的虚拟中难以自拔，更让一些人在求索写作本真的道路上难以找到适应个人表达和如实表现现实生活的写作。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作品让人读不懂，也让人难以找到阅读的快感。于是，在伴生各种思潮、流派的自我吹嘘式的创作中，一些企图利用写作寻找生存之路的圈外写作者，抑或一批沉迷文本结构主义的作家，一时间难以写出让人产生共鸣的作品，也在写作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有的甚至被文学抛弃了。
在我的阅读经历中，除了一些大家以厚重的历史责任感、以对现实生活敏锐的把握和对社会不同阶层的深切关注而自然而然写下的鸿篇巨制外，真正留在脑海中的好作品不多。有些混在文坛圈子之内的作家作品，不是风花雪夜，无病呻吟，就是展示丑陋、出卖灵魂；不是解剖自我、追求所谓开放，就是不懂中国实情，随意发泄……诸如此类的写作，让人不可思议，也让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受到了伤害。但就这样，新世纪的文学创作还是发展了。但发展到什么程度，能不能走出文学创作的焦虑状态或者走出文学创作的误区，回归到文学创作的本质性意义上来，还是个问号。
好在现实是宽容的，也让人在不间断的阅读中感受到了文学创作恢复元气后的激励和与之相伴的幸福感。当文学创作在新时期渐渐走出迷雾，渐渐脱离无病呻吟式的怪圈后，很多作家开始了一场民族文学振兴的艰辛探索，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中重构着中国文学的形象。具有厚重历史责任感、强烈人文关怀意识，对这个时代发展进行深度关注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人们的阅读视野里，并成为弘扬主旋律的有力武器，成为帮助人们寻找精神家园之路的重要载体。余秋雨、张承志、李存葆、李国文、朱增泉、张成起等作家以深沉的笔触，把国人目光中的焦虑挽回了许多，也把人们心中对民族的、国家的深沉忧患转化为投身民族振兴的不竭力量。他们的作品同时让一些自惭形秽于国外先进文化的人们找到了自信心，找到了“文以载道”的方向。这些作品的出现，归于作家情结中的家国责任，归于他们对民族发展方向的深切关注，归于他们对时代发展、历史人文的深刻思索。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些作品的出现也间接证明了国家实力增强后，一大批衣食无忧的作家可以在稳定生活的状态下，更为宽松、更为深入地把个人的责任、价值与国家的、民族的历史、责任和发展紧紧连在一起。他们写作的笔端伸向更为宽广的社会各阶层，伸向国人久已模糊的历史背景中，伸向国人急需文化补养、精神填充的心灵中。正是这种写作态度和方向，具有民族气节和国家荣誉感的作家作品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共鸣，也为重振大国文化形象、增强先进文化渗透力和影响力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才华施展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