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谦（1919～1989），江西省莲花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边区独立第3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少共区委书记，中心********。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部教导营政治指导员，特务营政治教导员，江北游击纵队政治处副主任，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15团政治委员，淮南路东盱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盱嘉********。解放战争时期，任淮南路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淮南军区副参谋长，苏中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31旅副旅长、旅长，第三野战军29军8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野战军28军中南参谋长，中南空军陆战师师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学院副院长，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委员。
朱云谦，江西省莲花县南村区段山乡文路村人。1919年阳历3月22日生于一户贫农家庭。父亲朱国仕，母亲巴满秀，都以种田为生，还有哥哥和姐姐。父亲是上门女婿，故朱云谦幼年随母姓，名巴元先，1938年改随父姓。家中自有少量土地，还要租种地主的土地，口粮自给半年。尚缺的半年口粮，靠父亲去挖煤。
莲花县位于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罗霄山脉的中段，井冈山以北，是个贫困闭塞的山区小县，经济文化都很落后。朱云谦七八岁时上过一年私塾，读过《三字经》和《论语》。1927年，******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莲花县建立了红色政权。父亲、舅舅和哥哥都参加了革命群众组织，小小年纪的朱云谦，很快就学到了“工人农民劳动者创造世界”的革命道理。在读小学时，朱云谦参加了儿童团，担任分队长。1931年当他12岁时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乡儿童局书记，不久又担任团支部代理书记。
1932年8月，朱云谦带领几十名青少年参加了工农红军，被分配在莲花县独立营当战士。在1933年的一次战斗中，他腹部中弹负伤，伤口鲜血淋漓，皮肉模糊，疼痛难忍。朱云谦想起自己“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入团誓词，咬紧牙关不叫一声痛，经过简单包扎治疗，伤口刚刚愈合就重新投入战斗。一颗射进他腹内的敌人的子弹却深藏在他的腹腔里，20多年后才被发现，直到他离开人世。
1933年冬天，朱云谦调离部队，担任莲花县儿童局书记，负责做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的工作。那时，由于王明等人排斥******对红军的领导，实行“左”倾的军事路线，红军未能打破******对苏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湘赣苏区逐步缩小，莲花县城被敌人占领，儿童局随县委迁到路口镇和九都乡。1934年春，莲花、安福、萍乡三个县委合并为莲安萍县委，朱云谦仍担任儿童局书记。敌人一天天进逼，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朱云谦和儿童局的战友们，全力投入支前工作。他们经常带领男女儿童到部队慰问，给红军战士和伤病员演出文娱节目。朱云谦还带领少年儿童夜以继日为红军抢修碉堡。
为支援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朱云谦又担负了“扩红”任务，动员苏区青年参加红军。1934年春天，莲安萍三县只剩下一个泰山根据地，纵横不过20多华里，能够动员参军的青年极少。由于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朱云谦报名参军，要求上前线。经县委批准后，他带领30多人，补充到湘赣军区独立3团。这是他第二次参军，当时16岁。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战争和苏区陷入困境。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组成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同志领导下，离开湘赣苏区向湖南、湘西转移。这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朱云谦当时在独立3团政治处当青年干事，不久又兼任团部书记。为了掩护红六军团向湘南出击，独立3团奉命由泰山根据地出发，越过武功山脉，向湘南的醴陵和江西的萍乡进攻。朱云谦参加了这次作战行动。他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武功山南北到处烧杀抢掠，苏区人民携儿带女，离乡背井，逃进深山密林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感到非常痛心。他下决心同敌人血战到底，为苦难的人民报仇雪恨！
朱云谦从萍乡回到泰山根据地才知道红六军团已打进湘南，原红17师政委陈洪时接任湘赣********和军区政委。朱云谦和大多数同志都以为主力红军不久就会回来，形势会很快好转。他没有想到，红军已开始长征。
主力红军转移后，湘赣军区已剩下5个独立团，战斗力较强的是3团、4团和5团。当时苏区虽然被分割和缩小，但还占有不少山区，军区下面有4个分区。从1934年8月主力红军西征，到1935年春的半年时间里，以陈洪时为首的湘赣苏区的领导，根本不考虑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适时改变斗争策略和方法，做好应变准备，仍然按照“左”倾的一套把有限的部队集中行动，见了敌人就打，攻就是强攻，守就是死守。这样不仅逐步失去了苏区的根据地，整个湘赣军区的红军武装也几乎被消耗殆尽。1934年冬，军区司令员彭辉明带3团和5团在安福打了两仗，都没有取胜。两个团分开后，彭辉明带5团在莲花县虎头岭战斗中不幸牺牲。3团和2团到宜春一带，由2分区司令员谭富英指挥，打了几次毫无收获的莽撞仗，年底返回泰山根据地。1935年初，敌人5个师加上一些保安团进山“清剿”，陈洪时思想动摇，决定放弃湘赣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泰山，叫谭富英带3团和5团向国民党占领的湖南攸县山区转移，他自己带着短枪队转向萍乡一带。朱云谦在这一系列战斗行动中临危不惧，英勇作战，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后来，他所在的3团及5团在湖南的茶陵、攸县和江西的莲花之间，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部队既没有后方供应，也得不到群众支持，天天打仗，天天转移，天天饿肚子。进入雨季后困难更多，红军战士们衣服整天是湿的，脚趾也被雨水泡烂，不少人生了病，瘦得皮包着骨头，部队减员很多。不久，谭富英叛变投敌，5团向湘南转移。5月间3团在攸县柑子山、大坪和上下坪一带被敌人包围打散，团的领导干部分头带少数人突围，彼此失去了联系。朱云谦跟着3团参谋长胡铭全突围，后来收拢了几十名干部战士。他们被敌人追击20多天，最后只剩下七个人。
朱云谦等七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到处寻找自己的队伍。白天，他们藏在山上，隐蔽在树林、草丛或岩石缝里；夜间，就悄悄下山，找那些估计没有敌人驻扎的小山村，探听敌人的动向和红军的踪迹。开始，他们还用手头上的银元向群众买食物，很快银元用光了，只能向群众讨饭吃。当时，敌人经常冒充红军欺骗群众，群众见了真的红军也不敢接近。后来他们只好采些野菜山果，胡乱填饱肚子。在这渴望找到自己的队伍和战友的困难时刻，他们看到了国民党散发的宣传陈洪时叛变的传单。这个消息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但是，陈洪时的叛变，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他们下决心继续努力寻找红军队伍，坚信一定能找到自己人。
陈洪时6月间叛变后，7月间，湘赣苏维埃主席谭余保挺身而出，召开了棋盘山会议，重建了湘赣边区的领导核心，树起了坚持革命斗争的旗帜。棋盘山会议决定成立****湘赣临时省委和湘赣军政委员会，成立游击司令部，对留下来的革命力量实行统一整编和领导，把各单位的战斗人员编成四个游击大队和一个警卫队，并且指定了各大队的活动地区。
1935年8月间，朱云谦等七人，终于找到了朝思暮想的自己人，他们在上下坪附近一个名叫芭蕉坑的小村庄，遇到了湘赣边区游击2大队，并且听到了棋盘山会议的消息。这使他们万分高兴，立刻接受2大队的收编。朱云谦本是3团的青年干事兼书记，是个连级干部。2大队领导叫他当通讯员，他毫不犹豫地服从分配。经过1935年上半年的挫败，湘赣苏区的革命力量从3000人减到不足1000人，留下来的人员干部多、战士少，许多干部改当战士。大家都懂得这是斗争形势的需要，谁也没有怨言。相反的，经过一场重大的挫折和溃败，能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投入新的战斗，大家都分外高兴，人人斗志昂扬。这时的朱云谦，朝气蓬勃，工作积极，编入2大队不久，就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朱云谦从亲身的经历中体会到，由谭余保同志主持召开的棋盘山会议，使湘赣边区的革命力量在面临完全失败的关键时刻转危为安，重新形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战斗队伍。会议所作的组织调整和策略改变，为坚持斗争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开创了边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新的领导核心，根据同党中央和红六军团失去联系、边区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事实，决定继承和发扬******、朱德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传统，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受到了广大同志的一致拥护。朱云谦认真学习游击战术，把“避强击弱”、“声东击西”、“化整为零”等战法抄在本本上，牢记在心中。1936年春夏之交，2大队在攸县官田附近奇袭敌人，一举歼敌20多人，缴枪10多支，战斗很快结束，无一伤亡。联想到从前那些伤亡很大得不偿失的攻坚战和防御战，年轻的朱云谦逐步懂得了路线的正确与否，关系到革命队伍的生死存亡，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
1935年下半年到1936年上半年，湘赣边区的革命力量不仅站稳了脚，而且有所发展。但形势依然很严峻，斗争依然很残酷。敌人按照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方针，除军事进攻外，还采取了许多阴险毒辣的手段。敌人实行所谓“干塘捕鱼”绝灭政策，把许多山村烧光、抢光，强迫居民并村，使山区人烟断绝，割断红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敌人还实行经济封锁，利用叛徒和坏人传播谣言，散布失败情绪，妄图从内部瓦解红军。在这种极端复杂和险恶的条件下，革命战士要随时准备进行舍生忘死的战斗。朱云谦在2大队一年，不但要参加大队的集体行动，作为通讯员，还经常单独活动。一个雨夜，2大队要转移，领导派朱云谦到山上通知三名红军战士随大队开拔。朱云谦冒雨上山，发现两名战士不见了，只剩下一名老战士血淋淋的尸体。后来查清，有一名战士下山找粮食，被敌人发现追踪上山，把两名战士抓走，杀死了这位老战士。朱云谦早来一步，也会惨遭毒手。还有一次，2大队在回棋盘山途中，被敌人跟踪追击。大队领导派朱云谦到附近村庄找一名干部，当他从村庄走出来时，看到敌人正在追杀大队后卫的几名战友，有两名战友已中弹牺牲。朱云谦胸中顿时燃起仇恨的怒火，他不顾自己处境危险，立即向敌人开枪，把敌人引到自己这边来，掩护大队转移。果然，有一部分敌人转过身，向朱云谦这边猛扑过来。朱云谦机智灵活地钻进山沟草丛，转眼不见人影，敌人扑了个空。熟悉地形道路的朱云谦，第二天安全找到了大队，受到同志们的称赞。
游击队的战斗生活是惊险的，也是非常艰苦的，不少同志牺牲在战斗中，也有人经不起考验开了小差，甚至投降了敌人。留下来的同志，越来越坚定，对敌人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叛徒的一再出现，进一步增强大家对敌人和叛徒的仇恨，因而在肃反工作中既杀了一些反革命，同时也误伤了自己的同志。原3团参谋长胡铭全，就在1935年8月被错误地杀害了。这是一桩冤案。朱云谦一直怀念着这位曾坚持过井冈山斗争，在困难中不泄气不动摇的好同志。
1936年6月，湘赣临时省委调朱云谦担任少共省委委员。他离开2大队，来到临时省委所在地棋盘山。少共********王用济不幸牺牲，由陈回春代理书记。谭余保告诉朱云谦，调他到棋盘山主要是学习白区地下工作经验，以便到白区开展工作。临时省委秘书长陈永辉交给朱云谦两本书，一是《秘密工作须知》，二是《游击根据地建党工作》，叫他反复阅读，认真领会，并向他介绍革命斗争经验。在临时省委，从********谭余保到警卫队的战士，不论职务高低，都住木棚，睡竹床，吃同样的伙食。生活虽然艰苦，大家心情都很愉快，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省委领导同志经常找朱云谦谈话，称赞他机智勇敢，聪明好学，鼓励他努力上进，为革命挑重担子，朱云谦从领导同志的言行和关怀中学到革命本领，感受到温暖。
经过棋盘山会议后一年多的奋斗，湘赣边区的地方工作逐渐恢复。除了没有公开恢复政权机构，许多地方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和地下游击小组，成立了茶攸莲、攸醴萍、萍宜安三个中心县委，还有永莲边、攸莲边两个区委。学习几个月后，朱云谦由临时省委派到攸醴萍中心县委担任县委委员和少共********，同时上级交给他一项具体任务，要他设法越过浙赣铁路，同湘鄂赣党组织恢复联系。
1936年10月，17岁的朱云谦化装来到攸县大坪地区，同攸醴萍中心县委的同志们会合，共同研究寻找湘鄂赣党组织的办法。朱云谦提出，根据以往的教训，不能冒冒失失地闯过铁路去找，应当以大坪地区为依托，把地下工作波浪式向铁路两侧发展，逐步伸向湘鄂赣地区。大家都觉得这样做时间可能长一些，但肯定要稳妥可靠得多。他们先在大坪地区，物色那些从醴陵来的造纸工人，对他们进行教育，从中发展了两名党员。然后派这两名党员回到醴陵泗汾，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后来，县委又吸收两名株洲人为党员，又由这两个党员在株洲建立了一个地下支部。这样，朱云谦在两个城市有了落脚点，为收集敌军情报，及时了解党和红军的动向，创造了条件。
1937年9月，朱云谦化装成学生潜入株洲，立即听到惊人的消息：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进犯卢沟桥，中国军队奋起反抗；8月13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从陕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等等。朱云谦开始还不相信，但株洲附近有些红军家属收到亲人自北方寄来的家信，也这么讲。他觉得国共合作抗日不会是谣言。朱云谦后来听说，有关卢沟桥事变和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早有人报告过谭余保同志，但谭余保认为这是敌人造的谣言，用来动摇红军的军心，坚决不肯相信，也不许别人讲。三年来，谭余保和临时省委同上级党组织断了任何联系，既不知道遵义会议，也不知道西安事变，对党中央的行踪以及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的变化一无所知，对国内形势的重大转折，思想上毫无准备。在没有接到上级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国共合作的消息突如其来，他不肯轻易相信。谭余保对敌人的破坏阴谋和内部的动摇变节行为，甚为警惕。以致造成后来陈毅上山受到谭余保的误解并遭捆绑，几乎酿成惨剧。经过陈毅反复耐心教育，在大量事实面前，谭余保才转变思想，接受了党的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方针。
1937年11月，项英、曾山等同志来到棋盘山下，同谭余保等同志商定：湘赣边区游击队改称为新四军第1支队2团1营，出师北上抗日，临时省委改组为湘赣特委，留在当地坚持斗争。谭余保派人到株洲找朱云谦回山担任特委青年部长。朱云谦回到神泉村，看到游击队的战友们，都集中在这里，由延安来的同志指挥着加紧训练，准备到抗日战场大显身手，十分羡慕，立即要求参加新四军。这样，朱云谦第三次成为革命军人，从此再也没有脱下过军装。朱云谦后来回忆说，他要求参加新四军这条路走对了。
由湘赣边区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第1支队2团1营，定于1938年春节后开赴皖南。上级叫朱云谦随1营出发，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教导营学习。朱云谦请假回家探望，半路上遇到了母亲。自从1933年家乡被国民党占据，朱云谦同家人四五年没有联系。这期间，他的父亲和哥哥都在逃避国民党时病故，母亲也被国民党抓去坐过牢。母亲看到小儿子在战斗中茁壮成长，十分欣喜。老人家是苏区人民，深受革命的影响，豁达大度地支持和鼓励惟一的儿子上前线打日本鬼子的正义行动，高高兴兴地送子踏上新的征途。自那以后母子再没有见面。老人家病故于1947年，同许多红军战士的母亲一样，没有活到胜利的日子。
1938年2月，谭余保等湘赣特委负责人请北上抗日的战友吃了一餐家乡饭为他们送行。朱云谦随1营从莲花经安福到吉安，然后乘船到樟树，换乘火车去皖南，又由皖南到南昌新四军军部报到。朱云谦在教导营学习了一段时间，即担任3队指导员。
在教导营里，朱云谦学习了抗日战争形势和党的任务，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敌后群众工作，军队政治工作等课程，这使他的眼界大开，把红军时期许多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都有很大提高。1938年冬，他被调到特务营任教导员。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奉命带领特务营跨过长江到皖中，督促新四军第4支队执行党中央的东进方针。张云逸将庐江、无为等县部分游击队和自卫军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朱云谦被任命为该纵队政治处副主任。1939年7月，以4支队8团为骨干，加上新组建的10团和15团，组成新四军第5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朱云谦先任15团政治处组织股长，一个月后任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他具备着优秀的素质，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很快受到罗炳辉司令员的赏识。
5支队成立后，在定远县藕塘进行训练。不久即根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指示，挺进到皖东来安县东北部，以半塔集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这一带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势力范围。韩德勤对新四军极为仇视，暗中勾结日军，处处干扰新四军对日军作战。我新四军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极力争取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日。9月间，日军进攻来安县城，国民党县长张北非仓皇逃跑，日军占领县城。罗炳辉指挥5支队，激战24小时，又把县城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罗司令员派朱云谦去找张北非，请张回来仍然当县长。5支队团结抗日的行动，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到津浦路东的来安、天长、盱眙、六合、仪征、高邮和宝应等县。
1939年底，消极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桂系军阀李品仙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配合，对活动在津浦路两侧的新四军第4、5支队进行夹击。罗炳辉按照****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决定，率5支队主力到津浦路西支援4支队，消灭顽军2000余人，并攻克定远县城。这时，驻在路东半塔集的5支队后方机关和直属队，遭到韩德勤顽军1万多人的进攻。我半塔集守军仅1000多人，情况十分危急。罗炳辉又率5支队主力兼程东返，在兄弟部队配合下，解除了半塔集之围，并向韩德勤部反击，歼灭韩部2000余人，取得半塔集保卫战的重大胜利。朱云谦先随罗炳辉去路西，然后又随罗炳辉驰援半塔集。他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多次受到罗司令员的称赞。
半塔集保卫战胜利之后，5支队在路东积极扩大部队，并抽调军队干部，到来安、盱眙等8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许多县长都由5支队派出。当时组织工作任务很繁重，朱云谦遵照上级指示，出色地完成了苏皖抗日根据地的组织建设任务。
1940年11月，朱云谦调任15团政委。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下令撤销新四军番号。我党我军针锋相对，大力发展新四军，5支队编为第5旅。成钧任旅长，赵启民任政委。5月间，15团随旅部开赴淮宝地区，参加洪泽湖剿匪战斗。洪泽湖中有土匪数百人，被韩德勤编为水警大队。他们在木船上装钢板，号称“钢板划子”，到处打家劫舍，破坏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偷袭新四军。他们嘲笑新四军是“旱鸭子”，气焰十分嚣张。我军各部队先把洪泽湖团团围住，由15团造木船进湖内追击。朱云谦和团长饶守坤一起，亲自带部队操练湖上战斗本领，大胆深入湖区，一举把这股顽匪歼灭。这一仗使皖东北、淮宝和淮泗三个根据地联成一片，使洪泽湖成为我军的后方。
1941年7月，15团又随旅部开赴皖东北，防止国民党顽固派汤恩伯进犯我抗日根据地。15团在泗县、灵璧等地，消灭大量敌人，协助泗、灵、五（河）、凤（阳）等县人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2年1月，朱云谦奉命到华中党校学习。上半年主要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战略与策略，统一战线，党内斗争和党员修养等，都由刘少奇同志亲自授课；下半年，主要学习******关于整风的报告和文章。这是朱云谦生平第一次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使他比较深刻地掌握了马列主义和******思想，并且提高了学习理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养成了钻研革命理论的好习惯。他一再受到党校领导的表扬。刘少奇曾称赞他是“工农干部知识化的典型”。
抗日战争后期，从1943年8月到1945年3月，朱云谦担任****盱（眙）嘉（山）********、盱嘉支队政委兼司令。他作为全县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核心，为发展和巩固盱嘉抗日民主政权，打击和孤立日本侵略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深受全县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称颂和热爱。
日军在盱嘉境内有两大据点，一是津浦线上的明光镇，一是盱眙城。日伪军经常从这两大据点出来“扫荡”，搅得全县一大半地区昼夜不安，鸡犬不宁，人民群众痛苦万分。朱云谦到职后，下决心把武装斗争真正放在首位，集中力量打一次到几次有影响的胜仗，以打击日伪的反动气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他同县委的同志一起仔细分析了境内日军、伪军的情况，决定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针，把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结合起来，对极端反动的伪军警狠狠打击，对思想动摇的伪军积极争取，对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则使其孤立。在军事斗争方面，先找弱点打，以保证初战胜利，并削弱敌人的强点。按照这个设想，朱云谦决定先打盱嘉交通线上杜营和津望两个点。他亲自指挥，很快拿下了杜营，包围了津里，伪军中队被迫投降，我军无一伤亡。
接着，朱云谦又部署攻打盱眙城。该城驻有日军第13旅团铃木中队200多人，武器装备好，碉堡林立，易守难攻。该城另有伪保安大队140多人，大队长董树棠同我军有联系。还有伪县府警卫队、伪警察局和区队共140余人，都是些罪行累累的铁杆汉奸。朱云谦同县委商定，对日军据点阻而不攻；对伪保安大队攻而不打；集中力量打伪县府警卫队和警察局。战前，县委在洪泽庙召开了“日寇血洗盱眙城六周年纪念大会”，控诉日伪罪行，宣扬抗日英烈的事迹，进行作战动员。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参加大会，朱云谦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到会广大军民同仇敌忾，摩拳擦掌，纷纷请战，一致表示，要不怕流血牺牲，打进盱眙城，为死难同胞向日伪讨还血债！
1944年1月，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夜，盱嘉支队三个连和一个侦察队，以及区队和民兵，成两路四股，静悄悄地向盱眙城进发。其中一股由朱云谦亲自带队，摸到铃木中队驻地操场对面，用机枪堵住日军的大门。午夜12点，攻打伪警察局的战斗首先打响，80多个伪警察从梦中惊醒，手足无措，乱成一团，纷纷缴械投降。在此同时，负责攻打伪县府的连队也顺利攻进县府大院，缴了伪县府警卫队的械，伪县府官员也大部就擒。日军铃木中队听到城内响了一阵枪，很快又沉静下来，他们不知我军虚实，守住碉堡一动也不敢动。此战仅用两个小时，除伪县长和警察局长侥幸漏网外，伪县府和警察局被一锅端了，我军未伤一兵一卒，歼敌200余人，缴枪100多支。天还没亮，就顺利地撤出县城，回根据地欢度春节了。
奇袭盱眙城的成功，算不上大胜仗，但我军无一伤亡攻进敌占县城，在当时的形势下却是空前仅有的。新四军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罗炳辉称赞这次战斗说：“论兵力敌我相当；论地形和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但是我们战机选得巧，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我们就占了优势。古代和近代战争史上，都有好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胜者都离不开一个巧字。”罗司令员充分肯定朱云谦对这次战斗的组织指挥。
盱眙城外，原有四个区。每个区都有前方和后方，都要既抓作战又抓生产，而两者又不便兼顾。这四个区又难以统一行动对付城内的敌人。朱云谦和县委同志研究决定，把城外四个区靠近县城的几个乡，合并成临城区，并组成临城区大队，专门负责同城内敌人周旋，并对城区敌人实行经济封锁。与此同时，在区政府所在的洪泽庙开办集市，吸引城内商贩出城做买卖，既可引进我军民需要的物资，又能收集城内的情报。临城区设立后，一方面集中了力量，统一了城郊的军事行动，有利于对敌作战；另一方面又减轻了原有四个区的军事压力，腾出手来加强政权建设和发展生产。
1944年初，叛匪高立志等一伙人，从根据地逃进盱眙城，当上了汉奸区长。朱云谦带着两名参谋和一名警卫员，化装进城侦察高立志等人的驻地，摸准情况后组织了一次突然袭击，捉回10多名叛逆汉奸，由民主政府依法惩处。1945年春，朱云谦又调动兵力，对盱嘉西部地区的上苗、桑大营、坝头阵和旧县镇等四个日伪据点发动袭击。他亲率一路人马攻击旧县镇，不到一个小时，就攻下了镇外东西南三面五个大碉堡，歼灭伪军警和土匪武装250多人。接着又向镇内区公所和镇公所进攻，消灭敌人140多名，活捉伪区长。其他三路也都打了胜仗。群众把这次作战称为“四战四捷”，盱嘉境内的日伪军，听到年轻的“朱司令”就胆战心惊。
1945年3月，朱云谦调任路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很快又升任司令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后，路东各县包括盱眙城，先后回到人民手中。
日本投降后不久，罗炳辉率领新四军2师的4旅和5旅北上山东。萧望东接任区党委书记兼淮南军区政委，周骏鸣任司令员，朱云谦被任命为军区副参谋长，兼任路东分区司令员。
在抗战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投降后疯狂地抢夺胜利果实，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由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反对内战，国民党不得不假装和平姿态，同意同我党谈判。但就在1946年1月13日国共停战协定生效的当天，国民党整编第74师侵占了我六合县城。从1月到4月，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向我淮南解放区周围调兵遣将。5月，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后，国民党军兵分7路进攻我淮南路西分区，我路西部队陆续撤到路东。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面内战。7月中旬，又向我苏皖解放区疯狂进犯，淮北、苏中战斗都打响了。在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叫嚷，只有攻占淮南，才能保障“首都安全”，并指挥淮南国民党军发动“天长、盱眙战斗”，进攻路东分区。敌第5军和整编74师一个旅共四万人，由第5军军长邱清泉统一指挥，兵分两路，一路由六合攻天长，一路由来安攻盱眙，都是美械装备，步炮协同。国民党空军也从南京起飞助战。一时间，内战的枪炮声、炸弹声，响遍路东各地。
在路东前线，我新四军6旅、独立旅、从山东开回来的5旅和谭震林率领的华中军区特务团，共两万余人迎战国民党军。虽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但我各部队奋力作战，10天内歼敌4个营。敌人背靠南京，能及时得到兵员和弹药的补充，继续向我军进逼。7月28日中午，华中军区急电命令淮南部队向苏中和淮北转移，指定朱云谦带6旅16团留淮南坚持游击战。谭震林当即部署各部队转移，派朱云谦到6旅传达华中军区电令并接管16团。朱云谦请示谭震林：“留下的部队我管了，但李世农同志不在这里，地方工作怎么办？”谭震林回答：“你就是党政军全权代表吧！”7月29日黄昏，敌军占领盱眙城，路东8个县城全部沦入敌手。当天，撤到苏中的淮南区党委指示成立盱（眙）来（安）嘉（山）三县工委，指定朱云谦任书记，负责指挥路东的游击斗争。
国民党第5军和整编74师于8月中旬北调徐州，马励武的26军从湖南调来接防，加上桂系的48军和黄百韬的整编25师，在路东大小集镇设立据点，分头多路进行所谓“清剿”，建立反动基层政权，对翻身农民进行反攻倒算，抢牲口，夺粮食，扒房砸锅，杀人放火，白色恐怖笼罩了淮南大地。
朱云谦虽然早有坚持进行游击的思想准备，但因主力部队仓促撤走，留下来的16团和各县党政军干部对于坚持游击斗争普遍缺乏思想上、组织上和战术上的准备。留下来的部队还有嘉山、来安两个大队，盱眙一个连，后来又联系上六合两个连，共2000多人。活动范围还有山区40多个村镇。8月初，朱云谦在朱刘集同三县党政军领导同志会合，组成三县工委。在朱云谦主持下，就开展敌后游击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反复研究，统一了认识，部署了各单位的战斗任务。经过10天左右的准备，8月中旬，朱云谦指挥16团和各县武装主动出击，主要目标是分散孤立敌正规军和反动地主武装还乡团。10天之内，先后收复了京山集、张山集、宝山集、自来桥、屯仓、复兴集、古城、仇集和涧溪等10多个集镇。18日，16团2营夜袭半塔集，活捉美械蒋军30多人。胜利的喜讯传来，人民群众奔走相告：“新四军还在”，“新四军打了胜仗”。华中军区来电表彰。延安《解放日报》也在8月28日第一版发表了“盱来嘉地区恢复要镇多处”的消息。淮南敌后游击战的胜利，对苏中和淮北我军对敌作战，起到了配合作用。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敌人惊呼淮南还有“****新2师朱云谦部5000余人”，急忙调集26军和48军1个师，加上保安团队，分头向16团所在的仇集山区扑来，使16团的活动地区越来越小，最后只限于三县的结合部，纵横不到100华里。近2000人的队伍在这狭小的山区很难回旋，几乎天天不停顿地转移，同敌人捉迷藏。干部战士多日吃不上米饭，南瓜、地瓜、豆饼、生玉米和西瓜皮成为充饥的主要食源。8月底，敌人以白沙王为目标，从四面回拢，声称要“消灭朱云谦部”。眼看要被包围，朱云谦当机立断，决定兵分三路，暂时分散活动：16团彭团长带2营到来安；胡少卿带嘉山大队到盱眙；他亲带16团1、3营转到津浦路西。分兵活动的决定和果断实施，使我军迅速跳出敌包围圈，粉碎了敌人的“围歼”计划。
由于被敌人占领时间较长，路西的情况比路东更差，敌人对农村的控制更为严密。朱云谦到达路西后，遭到敌桂系军队的前堵后截，白天和黑夜都要走路、打仗，连喘息的时间和地点都找不到。就这样在路西走走打打约一个星期，朱云谦决定返回路东。他甩掉路西的敌人，跨过铁路，在老加山以东的黄寨，同彭团长等会合。这时，许多地方干部在家乡站不住脚，都来找朱云谦，要求随16团行动，朱云谦都把他们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