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古田江山
引言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诗论家。他的诗词造诣达到了现代诗人中的最高境界和最高水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部分诗词公开发表，人们爱读毛主席诗词成风。到了文革期间，《毛主席诗词》也像《毛主席语录》一样，风靡全国，家喻户晓。当年城乡人们办喜事，布置居室，贴的对联挂的条幅，选用的内容几乎都是毛主席诗词的内容。但是，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那个年代，在报刊杂志书籍上能见到的旧体诗词却是凤毛麟角，写旧体诗词的人也销声匿迹。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潮流。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在猛烈地冲击着传统文化。“孔家店”被打倒，文言文不断地被废止，白话文占了主流地位。诗词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当然也被弃之冷宫，代之而起的是新诗。特别是广大文化青年，更不愿意去学那条条框框限制很严的旧体诗词。写旧体诗词的人和欣赏旧体诗词的人日趋减少，旧体诗词自然也就渐渐隐去了旧日的辉煌与风采。
二是政治因素。新中国成立后，提倡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如果再去摆弄这些过于严谨又显高深的旧东西，与政治要求、与政治大流显然不合拍。旧体诗词确实很难去突出政治，也不易让广大工农兵弄懂。加上能入诗词门径者多为上了年纪的人，历次的政治运动教训深刻，谁还敢再去钟情这一古老东西！“文革”中，全国上下猛批“封资修”，旧体诗词更是无人问津了。
其三，恰好又是喜好旧体诗词的毛泽东同志的一段“最高指示”，把旧体诗词创作给扼杀了。那就是1957年毛泽东同志为自己的18首诗词的公开发表写给臧克家等人的一封信。信中说：“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诗，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作为全国人民伟大领袖的这段话，是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的导向性的。毛主席都发话了，既然是“谬种”，既然会“束缚思想”，“贻误青年”，谁还敢再冒风险去违旨招惹是非呢？再有一些偏激者，把毛泽东的这段话作为扼杀传统诗词的尚方宝剑。所以，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旧体诗词的创作与欣赏，也只有毛主席诗词一花独艳了。
但是，旧体诗词毕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艺术瑰宝，自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发祥以来，经历两千年不断发展，已形成一支浩大的文化源流，洋洋大观。直至如今，诗词仍有着强盛的艺术生命力。它的艺术创造和欣赏不但不会断流，而且还在不断光大，在中华文化大观园中根深蒂固，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透过上述旧体诗词走向低靡的第三个表面原因，从实质上看，诗词这一传统艺术，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又能传承下来，并且得到蓬勃发展，恰恰又是与毛泽东的诗词及其诗论密切相关。由于毛泽东诗词的多次公开发表，毛泽东不单以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还以伟大诗人的神貌，树立在人民心中。社会上出现了对毛泽东诗词家弦户诵热，毛泽东诗词早已成为经典，它既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因此，毛泽东诗词从内容到形式，都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对诗词这一极其精美的艺术形式有了一定的认识，许多人也暗中学着写诗填词，使旧体诗词给人们带来新的魅力。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陈毅、郭沫若，还有赵朴初等人，形成的写旧体诗词的氛围，无疑也给旧体诗词创作与欣赏开了绿灯。而毛泽东在各个场合关于诗词的谈话，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已在内部形成较系统的诗论。作为一代伟人的诗论，也像毛泽东诗词公开发表一样，如一股清流沁入诗界，为旧体诗词艺术的承传和改革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下面就毛泽东的诗学观略抒己见。
一、毛泽东的诗词继承观
毛泽东在1957年致臧克家等的信中提到“怕谬种流传”，有人便借此竭力反对旧体诗词的创作，对旧体诗词不屑一顾。毛泽东信手拈来的这个“谬种流传”的成语，窃以为其含义有二：其一，这是毛泽东的谦词。针对臧克家等人要求公开发表毛主席诗词这件事，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到对自己的诗词不满意。在给臧克家等的信中，就说自己的诗词“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在1958年在《毛泽东诗词19首》上的批语中称自己的诗词是“歪词”，在1965年给陈毅的信中称“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诗是我自己满意的。”其二，他作为领袖的身份，一切言论给全国人民都是导向性的，他不能因自己的喜爱诗词，而把青年一代引到热衷于诗词上面去。他所担心的是青年人费了精力又学不好，束缚了思想。因此，强调要以新诗为主体，要把青年人导向新诗这一主流上去。其实，毛泽东对旧体诗词一贯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自己一生热衷于诗词创作，经千锤百炼，已公开发表的67首全部都属旧体诗词，足见他对旧体诗词的毕生厚爱。同时，他也公开提议，“旧诗可以写一些。”毛泽东同志对私人的谈话，更是充分肯定了诗词的价值意义，打破了有人抓住“谬种”的形而上学的偏见，把诗词推到“一万年也打不倒”的值得承传的至高位置上去。1958年冬，时任毛泽东秘书的梅白同志就诗词问题问毛泽东：“主席，您为什么说怕谬种流传，误人子弟？”毛泽东回答说：“那是针对当代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毛泽东的这段话讲的太精辟了，完全纠正了一些人对《致臧克家等》这封信内容的误解，也成为毛泽东提倡写旧体诗词的最好的注脚。
其实，关于旧体诗词不易在年轻人中推广的问题，毛泽东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就已说过。1949年12月，毛泽东对苏联的汉学家费德林说，因为“旧体诗很难写，也不能充分表达现代生活所要求的那种思想”。但他又同时指出：“写不出新诗，写旧诗也是可以的。”毛泽东还说过，由盛唐而定型下来的旧体诗的形式，“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综观毛泽东的这些诗论，一是毛泽东对旧体诗词做了充分的肯定，说它“一万年也打不倒”；二是指出旧体诗可以写，而且要发展要改革。毛泽东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建立的这一论点，为旧体诗词的承传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创设了理论环境。
二、毛泽东对旧体诗词创作的易难观
毛泽东曾多次告诫人们，旧体诗很难写，难在它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1957年1月，他对身边的李银桥也说：“写诗是件费脑子的事，尤其是旧体诗词更不容易掌握，又是平仄格律，又是韵脚对仗，还不得犯孤平，掌握了这些还要讲究诗意和诗的境界，很难哩。”1959年9月，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也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因为诗词是十分高雅的艺术，所以毛泽东一再强调写旧体诗难，这是一方面。他告诉人们，不要把写旧体诗词看成是一件容易事，首先知难，要么你就知难而努力，要么你就知难而退，不要去碰它，不要搞出不三不四的东西来。
但是，毛泽东同时又讲了难的反面。他认为“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这就是束缚与自由的辩证关系。贺子珍问他作诗时，他说：“写诗不难，要多读，多背诗，叫‘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
毛泽东说写诗不难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他写诗的经验总结。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他几乎都读遍。他什么书都读，小说、剧本、县府志、野史、笔记、甚至佛经……从古代一直读到近代。鲁迅、丁玲、周立波、姚雪垠等人的作品都看，连小人书也看。马列的书更不用说，单单《共产党宣言》就看了不下百遍。
在读诗方面，从《诗经》开始，一路读来，魏晋唐宋元明清，一直读到现代许多名人如鲁迅、柳亚子等人的诗作，以及大量民歌。毛泽东有这么丰厚博大的文化知识罗织胸中，加上他十分熟悉旧体诗词创作这一游戏规则，更有他丰富的革命生活的阅历，写起诗来自然得心应手。这就是他所说的“写诗不难”。
毛泽东对诗词创作的易难观，给创作旧体诗词的人很有启示：一是必须多读书，积累丰富的文化底蕴；二要熟悉旧体诗词的格律形式；
三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有此三项，写诗自然就不难。
三、毛泽东的诗歌发展观
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这就一锤定音，敲定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五四运动以来，新诗发展很快，新中国成立后，新诗在诗坛上占了主流地位。但也应该看到，能像唐诗宋词那样脍炙人口的好诗确实难见，内容多半流入政治口号缺乏诗意，形式上也未成熟。因此，毛泽东对新诗现状是持不肯定态度的。他说：
“新诗太散漫，记不住。”他还举鲁迅诗歌为例，“鲁迅的散文诗不大好记，而旧体诗却流传很广”。1960年，毛泽东在和梅白讨论诗人郭小川时说：“你知道我是不看新诗的……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你送给我的《将军三部曲》《致青年公民》等等（指郭小川的诗），我都看了，这些诗并不能打动我，但能打动青年。”1965年7月毛泽东给陈毅的信中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
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对于新诗摹仿抄袭西方的东西，毛泽东也批评的一针见血。他说：
“……绘画、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是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里毛泽东指的是新诗在形式上抄袭西方的十四行诗、梯形诗等。
1965年1月，陈毅同志给胡乔木的信中提到，毛泽东说：“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毛泽东还说过：“现在新诗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
毛泽东对新诗现状的否定，似乎过于偏激。但从他的这一否定，也正好反证了他偏向于对旧体诗词的肯定和支持，当然也反映了他对新诗发展产生的困惑。
毛泽东所说的“应以新诗为主体”的新诗，显然不是当时发展起来的白话诗，而是还没有出世的、理想中的新诗。但他却为这种新诗的诞生指明了出路。他说：“中国新诗的出路恐怕有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
“将来我看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新诗是民歌与古典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总之，“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传统；一方面要顺应时代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毛泽东还举例说，“从诗经的四言，后来发展到五言、七言，到现在的民歌，大都是七字四个拍子，这就是时代的需要。”“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
就中国诗歌发展前途而言，可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古典，也就是旧体诗词。他强调：“求新并非弃旧，要吸取旧事物中经过考验的积极的东西。”他对新诗在艺术技巧上的要求，都离不开旧体诗词固有的艺术特点。他指出，“新诗应当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
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他还说：“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与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一般学文学的人对《说文解字》没有兴趣，其实应该学。”他提议“可以搞一本‘新诗韵’——专为写新诗用韵较宽的韵书。”这个提议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编辑出版了《诗韵新编》。现在有人提倡写旧体诗词用新韵，这应该也是旧体诗词改革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的诗歌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思路，十分强调继承传统诗词艺术的重要性。毛泽东当年说，“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时至今日，五十年过去了，新诗仍未成型，仍在十字路口上徘徊，未闯出明确的新路。其原因之一不能不说是当下的新诗想全面抛弃传统诗词的艺术形式而造成的拮据和困惑。在新诗的发展道路上还是要听毛主席的话。
可喜的是，我国著名诗人、诗论家丁芒先生带领他的一批弟子，对我国诗歌的发展有意识的进行新旧诗的两栖作业，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创造了自由曲诗体，为中国诗歌的发展闯出—条新路。
四、毛泽东对旧体诗词的创作艺术观
毛泽东平生喜爱诗词。他在求学期间，就通过大量的阅读、听课、自我探索和创作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诗论知识。他研读了不少历代诗话，从中掌握了许多创作理论。他平时还特爱与诗人论诗，使他的诗学理论更加丰富。因毛泽东对旧体诗创作的感性和理性两方面认识都十分完备，他的诗词创作艺术观很全面、很精到、很深刻。
一是对诗词形式提出严格要求。他曾对词家冒广生说：“对旧体诗词，老一辈的人要搞就要搞的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这是入门须知。你要想游刃于诗词王国，就必须懂得游戏规则。毛泽东诗词在格律上是很循规蹈矩的。
二是强调形象思维。他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的《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毛泽东诗词在比、兴手法应用上是很精到的，因此他的诗词就显得诗意盎然，诗味醇厚。毛泽东还批评“宋人多数不懂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