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强调写自己的胸怀情操。诗人徐迟向毛泽东请教诗应怎样写的问题，毛泽东在徐的本子上题了“诗言志”三个字。这三个字最早见于《尚书·尧典》，可以说是中国诗学理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经典概括。关于诗言志，毛泽东举了明朝椒山（杨继盛）先生的诗例。
他说：“‘一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的精品。”他还举唐人韦应物的诗例。他说：
“唐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诗‘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七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古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这样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才能使人感奋。”
四是要有诗兴，有感而发，写真情实感。毛泽东说：“没有诗兴，写不出诗。岸青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被誉为千古绝唱的《沁园春·雪》，是毛泽东1936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有感而发写成的。解放初，毛泽东曾对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一种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的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还说：“现在改写文件体了，什么决议啦，宣言啦，声明啦……只有政治口号，没有诗意啰。”毛泽东特别留恋马背吟诗的那种真实感受。他在《词六首》引言中说：这些词（指《清平乐·蒋桂战争》等六首词，在《人民文学》1962年五月号上发表）都是在马背上哼成的。文章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1963年，他曾对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孚尔说：“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那些日子，还觉得留恋。”毛泽东曾举屈原为例，他说，屈原的“《离骚》向我们说明，有了生活体验才能写出诗来。只有认识自己，才能改变自己。”“屈原喝的是一杯苦酒，也是为真理服务的甜酒，诗歌像其他创作一样，是一种精神创造。”“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写《七律二首·送瘟神》便是有感而发的生动例子。由读报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而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诗兴油然而生，欣然命笔，两首著名的诗便跃然纸上了。
毛泽东认为，有了感受，有了实践的体验，就可能有诗。连一字不识的人也会作诗。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竟。借问过路人，如何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
五是诗贵立意。毛泽东对《沁园春·雪》这首词在发表时有个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谁去反对、批判呢？在词的末三句体现。所以毛泽东又自注说，“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他也对李银桥说过：“风流人物，是说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这支队伍。”因此，这首词就不单单是咏雪了。1949年4月，毛泽东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捷报，立即构思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七律。他在诗中不是歌颂，不是表达喜悦，立意在“宜将剩勇追穷寇”上。他自己说了，“写《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是想以此鼓励我军将士，猛追穷寇，彻底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立意自然高远。1964年，斯特朗问毛泽东在与苏联“大论战”中起了什么作用，毛泽东说，“我只写了几首诗”。回首当年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等几首立意崇高的诗词，激励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斗志，真是起到了任何武器都不能替代的战斗作用。
六是主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追求豪放浪漫诗风。
毛泽东在少年时期就把“四书五经”读透。在湖南一师时更是饱览群书，储蓄了丰厚的诗学素养。他对很多诗人都做过研究，做出评价。
比较之下，他认为“李白的诗好，李白是诗人之冠。”“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李白的诗是登峰造极的，他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家。中国至今少有人超过李白的诗才。”“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苏词气势磅礴，豪迈奔放，一扫晚唐五代词家柔靡纤弱气息。”从他对诗人的评价中，梳理出他做为伟大的政治家对诗风的偏爱——喜欢豪迈浪漫雄强的风格。
他曾对张仙朋说过：“你看过我的诗词吗？我喜欢有英雄豪气的。
你们应当有雄心大志，要英雄气壮，不要儿女情长。”他说：“李白的诗豪放，想象力丰富，读了使人心旷神怡。多读李白的诗，可以开阔胸襟。”“曹操的文章、诗，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毛泽东对杜甫、白居易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不甚喜爱杜甫、白居易的诗风。他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他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他十分赞美宋玉描写女神。他说：“宋玉描绘女神，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提供了无限的题材。”宋玉的浪漫主义手法，都被毛泽东在几首词中用上了。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就指出，“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单纯地纪录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因此，他十分喜欢唐诗中体现的一个特点。他说：“神奇的想象，奇妙的构思，大胆的夸张，严谨的平仄格式和对仗，是唐诗的特点，也是诗的意境所在。”毛泽东诗词正是充分体现了浪漫主义和豪放雄强的特色。
七是强调诗词美学。毛泽东在强调诗词美学方面，首先是追求情感美。在刚进湖南一师学习时，他就认识到诗的情感美。他说：“诗者，有美感性质。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文以理胜，诗以情胜。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他还说：“欢愉之词难好，哀怨之词易工”，正是说明有哀怨穷愁之情写出的诗具有强烈真实的情感之美。其次是追求“切者斯美”。毛泽东说：“无论诗文，切者斯美。”说的是所写的诗文必须切题、切事、切情、切理。
再是追求意境美。毛泽东在为梅白改诗时强调：“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之动态，有变化，才能见诗之波澜。这正是唐诗以来格律诗之优越性。”他对苏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所描写的意境十分欣赏，说苏东坡这首诗实在绝了，我不敢造次。同时，他还追求语言美。他特别指出，“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毛泽东在《写在胡乔木诗稿上的批语》中说：“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就是要求诗人在用字用词上不要陈词滥调，流入俗套，要新颖生动活泼。
八是提倡诗不厌改，锤炼推敲出好诗。毛泽东对自己诗作的推敲十分认真。他说，“诗要改，不但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毛泽东写诗十分讲究用字炼字，要求用字准确，对别人的要求也是这样。陈毅有一首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毛泽东看了，将“败”字画上了一个大圆圈。
陈毅当然知道毛泽东的意思，就把整句都改了，改为“铁军真如铁”。
要比原句不知好多少倍！顺便说两个毛泽东认真对待文字的故事。
1958年，毛泽东请章士钊致信蒋介石。信中有“遥望南天，希诸珍重”一语。毛改“天”字为“云”字，他以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
这一改，意思十分明确，不致于令人误解。还有，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原句没有新字，新字是毛泽东加的。有了新字，也不致于让人钻空子了。
毛泽东经常在睡前背诵古诗和他自己写的诗词。在背诵自己写的尚未发表的诗词时，常常把原稿拿来，边朗诵边思考，进行推敲修改。
如《为女民兵题照》一诗，末句原为“不重红装重武装”，后改为“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一改，意思更切，意境更妙，女民兵练武的感情就出来了。
毛泽东说：“有些诗写好后，不能马上用，要经过修改，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为什么要经过修改？甚至还要从头写？就是因为文字不正确，或思想好，但文字表现不好。我要修改，有时还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一想。”所以，毛泽东除了自己改诗，还经常虚心请别人改诗。毛泽东曾请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陈白尘修改词六首；1962年4月，请《诗刊》主编臧克家改诗，还致信臧克家：“你细心给我修改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在“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的句子下面还加了重点号。《长征》一诗中有一句“金沙水拍”，原为“金沙浪拍”，后来毛泽东是听从一位不相识的朋友的意见改为“金沙水拍”的，理由是不要在一篇内用两个浪字。
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第一句“别梦依稀咒逝川”的“咒”字原为“哭”字，梅白认为用“咒”字好，毛泽东很赞同，称梅白为半字师。
开中央高层次的会议专题讨论诗词问题，也只有毛泽东才想得出来。1963年12月6日，毛泽东写条子给田家英：“今天或明天开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再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这次参会的有二十多人，朱德、陈毅、邓小平等领导都参加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改诗是何等认真慎重。
毛泽东改自己的诗认真负责，为别人改诗也力求完美。他曾经给陈毅改诗，为胡乔木改诗，都改得很精到。梅白有一首描写重庆夜景的诗请教毛泽东。诗的内容是：“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
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毛泽东对梅白说：“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能显出夜色之动态，为‘水晶宫’作伏笔。
写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含蓄和留有余地。‘几万’应改为‘百万’，以显示山城新貌，这里应鲜明，不应含糊。‘流倒影’不如‘摇倒影’，也是为了显示夜景之动态，也采取对比手法，写出嘉陵江并不是那么平铺直叙的，而是风翻浪卷，以显示嘉陵江的性格。因之，应改‘比’为‘似’，这又是用虚笔写实。”这个改诗例子，对我们学写诗的人很有启发。毛泽东喜欢别人改诗，但也反对有人故作高明的乱改。有人改昆明大观楼长联中的字，如改“东骧神骏，西翥灵仪”为“东骧金马，西翥碧鸡”等，以求工对。毛泽东在改本旁批道：“死对，点金成铁。”
九是强调诗贵意会，未必都要解注。毛泽东对解诗与注诗也有独立的见解。他曾经说过，对诗“不要做繁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章非常美，徜徉迷离，给你一种美的享受就行了。这首诗（指李商隐的《锦瑟》）为什么流传这么久，自有它的迷人的魅力。不要整天说它是悼亡还是托言，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是寄托了作者的一种惆怅。”毛泽东曾对周世钊说：“我认为对诗词的理解和解析，不必要求统一，事实上也不可能求得统一。”他也对杨振宁说过，“时代变了，（诗的）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这些诗都不懂了。”因此，毛泽东主张“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毛泽东特别反对有人对诗进行乱考证。针对唐诗《回乡偶书》中“儿童相见不相识”，有人考证说，儿童是指他（作者）的子女，毛泽东说：“瞎考！那样的话，‘飞流直下三千尺’、‘桃花潭水深千尺’又该如何考啊？”
毛泽东的诗词发表后，为了避免有人对他的诗词乱加注释，他曾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写了批语：“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1964年1月，毛泽东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请求，就他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后被整理成文字，总共达32条。
余话
毛泽东说过，旧体诗词可以写一些。为什么说写一些？原因是旧体诗易受束缚，难写。好诗能写出一些来就很不错了。毛泽东一生也就写过几十首诗词。但那“一些”却都是传世精品。
改革开放以来，被禁锢多时的诗词创作如雨后春笋，长满神州大地。各地各级的诗社、诗词刊物不计其数，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在这繁华的背后，应该看到，真正好诗太少，用“一些”来计之也未必为吝。充斥于诗坛的是大量的政治诗、口号诗、应景应时应酬诗和类似于通讯报道一类的写实诗等等。
可以肯定，如今学写旧体诗词的人，基本上都还能掌握诗词格律形式这一游戏规则。问题在于，并不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是干巴肤浅，平淡苍白。究其原因，有的缺少感情投入，无感而发，诗中无我；有的不进行形象思维，不能运用比兴手法，诗味匮乏；有的就事写事，立意平庸，时语口号连篇，难入意境；有的用词用字枯燥庸俗，生填活塞，缺乏诗的语言；有的粗制滥造，自我满足，自我陶醉，不求更进，如此等等。
由于受到情感和艺术的双重束缚，使诗词创作水平不能达到新时期应有的艺术平台，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和深思。毛泽东诗词和他的诗论，是中国诗词艺术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当今诗词创作在量的方面已经够繁荣了，但应该透过表面现象看到危机，在质的方面要有升华，创作出好诗来，这样才能让诗词在中华传统文化长河中长流不息，不负毛泽东之所望：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同时，也为发展新诗主流铺垫好基石。
注：本文所引毛泽东论诗的内容均见于刘汉民先生编著的《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