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新来农业局上班的公务员和大学生讲过，初学写材料，还是先从模仿格式入手，由表及里。包括中央的、省里的、咱们自己的，选出一些精品，作为蓝本。经常看一看，甚至背一背，不断汲取别人的长处，补充自己的不足，变成自己的长处。慢慢来，不急于求成。关键是有真心，有恒心，有事业之心。
我或许有点过于热心，总渴望和自己一起工作的青年干部进步快一些。包括让青年干部背一号文件，就是想让他们将一些基本的东西，包括文件模式牢记于心。这未必不是一种毛病，即使对不常见面的青年干部，见了面，也不免说几句。总归有点好为人师。似乎并无不良动机，或许只是一种坏习惯罢了。有时候，话又重一些，难免伤人。这样，好心，热心，也不一定有好的效果。反思自己，实际是自我缺陷的暴露。明明知道自己缺点很多，抬手动脚，都是暴露缺陷，秉性难改，无可救药。了解的原谅是性情中人，不了解的，还以为是自以为是，自卖自夸，盛气凌人，不知天高地厚。这篇讲稿，也可以说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产物。然而，发热生疹子，既已感染病毒，也不能不让它生出来。
由此醒悟到，一些学者，专家，领导，尤其是大师级人物，总是那样深藏若虚，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不耻下问。一定是因为他们深省到世界很大，自己不懂的东西还很多，没有必要动不动就指导别人。这样一想，还敢说什么呢？还能说什么呢？反过来又想，这点热心还是好的。蚂蚁虽小，总是成群结队往前走，去完成自己的大小任务，没有因为力薄才疏就放弃。这样，便又找出种种理由，安慰自己，支持自己。有时候甚至想，即使出自名家笔下的哲学史，有些不也是可有的罗列，易取的皮毛吗？真的哲学在哲学家的原著中，或者原著也未必是哲学家所思所想的精髓，精髓尚在将想未想，将生未生，将有未有之中。
我的一位老领导出过一本书，叫做《人生世事来回想》。他是在反思中讲自己的人生体验。我的来回想却是为自己提高信心找理由，并因此而认准这样一个道理：互相讨论，互相交流，形成合力，众人拾柴火焰高。
材料好不好，一比便知晓。经常将同类材料对比，就和选美一样，比较便见高低，还可以从比较的过程中欣赏美。我最近又翻了翻《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两部书。这两部书都是我们党的大笔杆的杰作，是大手笔。胡乔木在写作设想谈话中说：“虽然不能同薄老的书攀比，大致上要相称。”他统稿未完便逝世了。现在看来，没有达到相称的要求。但我们在比较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里，我想特别将“讨论”和“比较”两端提出来，多说几句。讨论这件事，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讨论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也许是我特别注意讨论吧，从电视片中，总是经常看到毛泽东在讨论问题，甚至每一出场，几乎都在讨论。与此很不同的是，蒋介石一到会场就是下命令。回到家中，也很少与人讨论，总是在生闷气，好像他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总是下面执行不力。因此，别的一切人，也就几乎没有可以和他讨论的资格了。
毛泽东不仅将讨论作为基本的工作方法来要求，而且将讨论作为党的制度建设来贯彻。他要求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他主张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党委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他强调，不仅党的上级机关，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而且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执行的方法。他坚决反对怕群众开展讨论，压制讨论的恶劣作风。我们从他的讲话中还可以看出，刘邦是讨论派，项羽则是反对讨论派。他赞成讨论派的刘邦，而反对反对讨论的项羽。
领导交办了新的任务，或者自己有了新的想法，或者遇到新的观点，甚至只有一点自以为好的意思，小荷才露尖尖角，经过组织不同范围的讨论，形成较完整的东西，以至出台一个指导一个时期工作的文件。
关于讨论，我也想到一个故事。据说，曹中厚同志在长治当市长时，特别重视讨论。通过讨论理清思路、丰富材料、发现人才，是他的基本工作方法之一。一般是组织写材料的人讨论。讨论时，发现哪位同志对某个问题认识最深刻，对某方面情况最熟悉，就由那位同志来起草某一部分材料。有时候也可能由分管领导参加讨论，在讨论的基础上，确定一位分管领导主持起草文件或讲话。这种方法利于集思广益，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利于互通情报，利于材料资源和信息资源共享，也利于促进思考，提高人的素质，可以说好处很多。我在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时直到现在在市农委，也常采用这办法，用起来得心应手。
关于讨论，后面讲“合力作战”中还要讲到，这里从略。
“比较”，也有几个方面的比较，范围非常之大，可说的话很多，索性多讲一点。一是读书中的比较；二是讨论中的比较；三是选择材料的比较；四是作出决定的比较；五是确立方向的比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青年朋友最熟悉的恐怕是选择对象的比较。这方面的比较，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最近看到一个资料，作家贾平凹在学习中很注意比较。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比较上下过大功夫。把国画和油画比较，把话剧和戏剧比较，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比较，把中医和西医比较。通过比较，一方面吸收作品里面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再回到自己的民族之中。另一方面，也在比较中积累和提升，一些真有用的能力，不知不觉就形成了。
余秋雨先生也很注重比较。中国书法史，或者说中国文化史上有三个范例：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他通过比较，得出结论：这三种法帖，是中国人格最典范的体现。王羲之是乱世当中的典雅人格；颜真卿是盛世当中的悲壮人格；苏东坡是代表着一种更理想化，也更亲切的放达人格。他还认为：三种强大的人格，通过三幅书法，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人格的三个高峰，而这三个高峰又各自具有很大的时代概括力。他甚至说：三幅行书，成了中国文化史最抽象的、最概括的文化形式。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化史最壮丽的部分。我想，读书能这样读，能这样比较，这样概括，读出这样的结果，何愁不提高呢？至少可以提高得快一点罢。
鲁迅先生的一生总是在比较。从小上私塾，他背书很快，别的孩子背四行，他背八行，十六行，三十二行……半本书，一本书，由此认识到自己记忆力超群。后来，怀着一颗救国心去求学，学过矿产、海军，都与他救民于水火的志趣不合，才又去日本学医。在日本仙台课堂一次看电影，大受刺激，明白救治中国人的麻木，在于做灵魂的工作，才转为从事文艺救国。他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比较的结果。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比较的结果。只是有的人实现愿望或叫理想，有的人不了了之。即使不了了之，也是一种结果，只是一种无奈的结果罢了，或者叫比下去的失败者。
鲁迅将自己与革命领袖比较。由此感到自己还是适合于文艺，所以就将志向寄托于文艺。他坐人力车上班，将钱夹掉在车上，车夫发现后送回来，请他当面点点，他硬塞给拾金不昧的车夫一元钱酬谢。后来又遇到车夫在大雪天跌了一跤。有感于在那样一个群狼争食、蛇蝎横行、乌龟王八执政的黑暗现实下，车夫在如此艰辛中仍有那样伟大的人格，他写了《一件小事》，无情鞭挞了社会，深刻解剖了自己。《一件小事》是鲁迅对社会人格的比较，也是自我反思和自我比较的产物。
鲁迅曾相信进化论，坚信青年胜于老年。过去，军阀杀青年，他悲愤过；后来，他又经历了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同样是青年，告密、捕人、杀戮的竟也是他们。他被惊呆了，震撼了，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他想写，但不能写，无从写。他在痛苦的比较中，对原有的人生观进行批判，对进化论进行拷问，对自己的心进行酷烈的自嚼，写下了他最痛苦的心史：《野草》。《野草》是他最痛苦最惨烈的比较的记录，是灵魂的挣扎，是心灵的拷问和洗礼。
一生在比较中前进的鲁迅，胸怀总是那样开阔，心态总是那样冷静，也总是那样有自知之明。瑞典人来征询申报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先生觉得获奖并非自己的初衷，倘若因为是黄脸皮反受优待，倒是一种侮辱。他放弃了，坚持要扎扎实实拿出自己真实的成绩来，以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不去张望，更不去张罗什么奖，甚至大奖在前，看都不看。他将自己放在世界范围比较，其中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比较，就是以防助长中国人的虚荣心。
李立三要搞大规模的武装游行，找到鲁迅，要发给他一支枪，由他带队，他没有答应；又动员他以真实姓名写一篇痛骂蒋介石的檄文，他也没有答应。他在冷静的比较中选择了自己的战斗方式，坚持“壕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