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病后，有人建议他去苏联疗养，或者去日本，他经过比较，坚持自己的战斗岗位在中国，价值在中国，责任在中国，也没有答应。他爱惜生命，但不吝啬生命。既不无谓牺牲，也决不退缩妥协。他甚至说过，有些人拿愚蠢的冒险当勇敢，总怂恿人赤膊上阵，我总疑心他们属于敌人那一面；自然，其中也有老实人，但总是轻者遭殃，重者送命。为此，他沉痛地说，生物具有保护色，在残酷的斗争中怎么就不可以学习呢？他在比较中审视生命的价值，在比较中识人鉴事。所以，他的眼睛特别锐利，看问题特别深刻，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总是高才卓识，高识远度，高瞻远瞩，实事求是而又高步云衢。
他通过比较深刻认识到，“王道”确实有各色各样的牌号，但都是骗术，实质都一样。他由此看到当时的中国，比但丁《神曲》中的《地狱》还要黑暗，切实感受到直面的现实超过伟大的但丁设想的残酷。他在这残酷的现实中求索、苦战、奋斗，有痛苦，有彷徨，却从没有放弃过。他说自己“怀疑过自己，怀疑过中国和中国人，怀疑过人类为之而奋斗的一切事物的价值，但通过比较，在怀疑自己的怀疑中学会以比较乐观的观点看待生活了”。进而，他在比较中看到，希望在苏区、在共产党，坚信“中国一定要走向共产主义，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中国，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将来中国也一定会是这样的。”
乡下人误将硫化铜当金矿，告诉他不是，还疑心别人要骗去他的宝贝。鲁迅先生说，只要拿真的金矿一比，就不会再受骗了。在学术上也是一样，“随便翻翻”，采用经常拿各种矿来比的方法，也就不会上假学术的当了。
他在长期的比较中，看穿“世家子弟有三变，一变而为鱼”——卖图书、字画之类；“再变则为蛀木虫”——卖木器、房产之类；“三变则为大虫”——卖去家奴，像恶虎一样要伤人。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他在比较中对择业也有自己的看法。一次与日本的作家增田涉谈到，“希望自己的儿子做跟政治没有关系的工作，数学呀或者别的什么都可以；关系到政治的工作，总是像穿湿衬衫一样不愉快。”
他将自己的作品与外国名家的作品作比较。说《药》与俄罗斯作家安特莱夫的一篇《齿痛》相类，描写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附近一个患牙痛的商人，也和老栓和小栓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革命者的冤死来，重要得多。他拿当时的管理者，与阿Q比较。当美国记者斯诺问到：“难道你认为现在的阿Q依然和先前一样多吗？”他的回答是：“更坏。他们现在管理着国家。”
他谈到自己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说后者“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这都是因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颓唐得很了。”不过在比较中，他“又怀疑自己的失望”，明白自己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他提笔的力量。他说自己的《呐喊》是“遵命文学”，所尊奉的，是那时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他的比较是痛苦的，甚至有在黑暗中找不到前途的失望。但他永远是一个求索者，永远是一个思考者，永远是一个呐喊者，即使是一个彷徨者，也是在求索中彷徨，在求索中比较，他永远是一个比较者。从《呐喊》到《彷徨》深深地印记着他的心路历程，凝聚着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求……”的“抉心自食”，“创痛酷烈”的比较。
当然，他也将自己的小说作品与旧小说作比较。承认看过不少旧小说，所受的影响很深，但并不有意模仿那种风格，他肯定自己还是喜欢新的技术，他的《故事新编》即是在这比较中实践的产物。故事是旧的，如此之编，却是前所未有的。
他对古代的作家知之很深，有很深的比较。说屈原的“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风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陶潜、李白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头等人物。”他谈到自己比较的感觉说：“我总觉得陶潜站的稍稍远一点，李白站的稍稍高一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他通过比较认为：“杜甫的《北征》就远在韩愈的《南山》之上。韩愈用力学他，差得远。”他还对人说过：“集美堂本的《柳河东集》，集子里有那篇《天对》，你可以同《天问》对着看，很有趣。”对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他通过深层阅读和比较，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谓唐宋八大家里，只有柳宗元的文章最好。”
说到自己的杂文，鲁迅比较的范围就更大了：向古比，是“古已有之”，以为“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向今看，是：“况且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者抗争”；向更深处去看，“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向更大的范围比去，“当然不敢说是史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百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这当中，他好像把自己说得很低，实则期许很高，心事很重，自信很深，估价的作用也很大。也即虽然“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们用处的东西。”我读这段书后，在心里说，你看，这比较有多深，有多广，有多重，有多热，有多冷……读这样的文字，我的心，总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感觉。我不敢像毛泽东那样说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但是，总是不由自主地与他贴在一起，为他悲，为他喜，为他痛，为他快，像他一样抉心自食。
鲁迅先生对绘画艺术也有很深的研究和广泛的比较。他抄写古碑，收集汉画拓片就不用说了。关于画的评论，有人集为两大卷，叫做《跟鲁迅评图品画》，分为中国卷和外国卷，涉及国画、油画、版画、木刻、连环画等。仅外国画家就有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梵高、陀莱、米勒、高更、罗丹、丢勒、凯绥·珂勒惠支等一大串。这也不用一一说了。单是关于画册的印刷，他就有很好的比较之论。他说：“在中国，校对，制图，都不能令人满意。例如图画罢，将中国版和日本版，日本版和英德诸国版一比较，便立刻知道一国不如一国。”“从印画上，本来已经难于知道原画，只能仿佛的了，但在这样的印画上，又岂能得到‘仿佛’。书籍既少，印刷又拙，在这样的环境里，要领略艺术的美妙，我觉得是万难做到的。力能历览欧陆画廊的幸福者，不必说了，倘只能在中国而偏要留心外国艺术的人，我以为必须看看外国印刷的图画，那么，所领会者，必较拘泥于‘国货’的时候更多。——这些话，虽然还是我被骂了几年的‘少看中国书’的老调，但我敢说，自己对于这主张，是十分确信的。”
我们也应该确信鲁迅的话，确信鲁迅比较的方法。由于他的比较是全方位的，比较已融入他的生命之中，凝结为他的伟大人格，放射在他生命光辉里。所以我敬佩之余，一不留心就抄出这么多。我的几位朋友看后，说这一部分文字多了，意思是要考虑累赘的问题。或许是有点多吧，但却也是我费心血最多的地方。我相信，有心研究写作，研究文章，研究文字，研究思想和方法的朋友，是会耐心从中找到自己的需要的。或许也是我的偏爱所在吧。
写作离不开知人论世。鲁迅通过深刻的比较，对一些人的看法，尤其一针见血。每每三言两语即勾画出一个人的特征，甚至只言片语就揭示某人的个性，而且这样的揭示总是很发人深省的。比如他对瞿秋白只置以“真有才华”四个字。当然，他还对瞿秋白的一篇论文给以很高的评价，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也是由于知心知人吧，一天，他收到三弟周建人转来的署名“林其祥”的信，一看便说：“瞿‘字上面是双目，目木同音，双木为林，至于’其祥，那是一个很普通的男人的名字。”真可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信正是瞿秋白化名写给鲁迅请求营救的信。说到毛泽东，他说毛的诗词有“山大王”气概，想不到他还是个学者。毛泽东说，他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鲁迅则说他“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只是受时局所限，“关山”阻隔，鲁迅只能通过文字，通过友人之口和国民党的报纸了解毛泽东，从有限的材料的比较中得出对毛泽东的印象。说到丁玲，说“丁玲女士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这是从丁玲的作品和生活两方面得出的结论。说“雪峰太老实，斗不过他们。”“夏衍表面上是一个上海绅士，笑嘻嘻，其实诡计多端，是站在背后的军师。”说“胡适之有考证癖，时有善言，但是对《西游记》却考证不出甚么。”说“陈独秀早离开了革命阵线。国民党逮捕他，并不是要杀害他，而是要利用他组织一个合法的党，跟共产党进行斗争。”说“周作人的批评应有尽有，只是不很深刻。”
他对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的比较，尤为深刻。在《忆刘半农君》中，除了说“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尤其是通过对三人的比较，指出：“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他进而指出：“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
鲁迅知人如此之深，论世如此之彻，是不能不令我们特别敬佩的。他自己，他的人生，他的阅历，他的写作经验，不能说全在这比较之中，但是，只要耐心琢磨，细加体会，我想，一定是可以明白许多的。文字工作，说到底，不仅是世事的提炼，人生的复写，而且是自己生命的再造。而这提炼，这复写，这再造，也全在比较之中。
总之，“讨论”和“比较”是写材料应该掌握的主要方法。既为主要，我就多说几句，应该算不得犯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