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
可贵的品质和对医学的革新
孙思邈（581～682）是隋唐时代的一个有名的医生，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他比扁鹊要迟一千多年，比华佗要迟四五百年，但他的品质、钻研学问的精神、对待病人的态度，与扁鹊和华佗都有相同的地方。
孙思邈自幼用功读书，据说20岁的时候便精孙思邈像通诸子百家的学说，很有学问，因此，后来有许多著名的人，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都来拜他做老师。隋文帝也曾经要他去做国子博士，他托病推辞了。后来唐太宗和唐高宗又曾召他到京师，给他官做，他也没有接受。他专心致力于医学的钻研，替人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关于学医，孙思邈说过：有些人，仅仅读了三年医书，就骄傲起来，以为自己有治好一切疾病的本领，等到治了三年病以后，才知道自己懂得的实在太少。因此，必须孜孜不倦地学习，还要弄清楚医学的源流，绝对不能道听途说，否则就是自己害自己。孙思邈为了学好医学，除了非常认真地研究古代经典医学著作、学习前代医学家的经验以外，还到处采集民间的单方，加以实验和总结。
孙思邈也接受并且发扬了我国古代医生行医的优良道德传统。他说：一个好医生，给人治病，一定要拿出全副精神，丝毫不能夹杂有贪求财物的念头。对于病人要有深切的同情和非常爱护的精神。医生的志愿就是为病人解除痛苦。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是否亲友，都要一律对待，把病人看作和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遇到危险的病症，尤其不能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而踌躇不前。被请出门去替人治病的时候，不论山路怎样难走，不论深夜还是大寒大热的天气，都要立刻就去。这就是孙思邈一生对待病人的可贵态度。
孙思邈治疗过很多麻风病人。麻风病是一种很难治好的慢性传染病，他为了找到治疗这种病的方法，不怕传染，亲自看护病人，把各个病人的病状和在医疗过程中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
药王山孙思邈留下了两部重要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从这两部有名的医学著作里，可以看出：他既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又有卓越的创造才能。
关于孙思邈的这两部书，宋代的林亿曾经说：这两部书，上自有文字起，下至隋朝止，无论医学的理论和方剂，没有不被采纳的，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也说：张仲景的学说到唐代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张仲景治病、论病的道理完全根据《内经》，所用的药方，都是古代圣人相传的药方，并非自己创造；有时加减，也都有根据，用药的分量也有一定的标准。所用的药物都根据《神农本草经》，没有一味是假借的。但是，《千金方》则并不如此，孙思邈论病的道理，不但根据《内经》，而且也根据《内经》以后的医学家的学说，应用的方剂，除了古方以外，还应用后来的方法。所用的药品，也并不完全根据《神农本草经》，而同时采取杂方和单方中常用而有效的药品；所以一种病有几种治疗方法，也有用一个方法可以治疗几种病的。这是医学上的一个大变革。他能够自成一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由此可见，孙思邈是我国医学史上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医学家。
杰出的营养病学家和药物学家
孙思邈在医药卫生上的重大贡献，首先是在营养病学和药物学方面。
山区的人很容易患大脖子病。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这是甲状腺肿大，致病的原因是山区人的食物中缺乏碘质。孙思邈在当时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做碘质，但他已经知道这种病是由于久居山区而引起的，并且用昆布（海带）、海藻、鹿靥、羊靥（即鹿和羊的甲状腺）等含碘质丰富的东西，来治疗这种病。
人如果缺乏维生素甲要患夜盲症，缺乏维生素乙会引起脚气病，但这是近几十年才知道的事。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公元1642年；而孙思邈早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由于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并且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医治夜盲症和脚气病的有效方法。他说：牛肝明目，肝补肝，明目。他用动物的肝脏给患夜盲症的人当药服用，而动物的肝脏正是含有大量维生素甲的。对于脚气病，孙思邈则用杏仁、防风、吴茱萸、蜀椒等含维生素乙很多的药品来医治。他并且说，用谷皮煮汤和粥吃，可以防止脚气病，而谷皮也是含有多量维生素乙的东西。
除了治疗营养缺乏病的药物以外，孙思邈对一般药物，也很注意研究。例如他用白头翁、苦参子、黄连治疗痢疾，用常山、蜀漆治疗疟疾，用槟榔治绦虫，用朱砂、雄黄来消毒，都有很好的效果。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六百多种药材，其中有二百多种，都详细地说明了什么时候可以采集花、茎、叶，什么时候适宜于采集根和果。要不是他花费了艰巨劳动和苦心研究，是不可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的。
重视妇婴和预防、保健
孙思邈特别注意妇女和小孩疾病的医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没有小孩就没有大人，如何把小孩抚育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的书首先讲妇女和小孩的疾病，然后再讲成年和老年的疾病。孙思邈特别指出，妇女的病和男子的病不同，小孩子的病和成年人的病不同，要大家特别加以注意。孙思邈并且主张小儿病和妇女病都应该另立一科，后来妇科、小儿科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证明孙思邈这一主张的正确。
孙思邈说，孕妇不能受惊，临产的时候精神要安静，不能紧张，接生的人和家里的人都不能惊慌，或者流露出忧愁或不愉快的情绪。他认为这些都容易引起难产或产妇的其他病症。他指出，婴儿生下来以后，要立刻擦去小嘴里的污物，以免窒息或者吃下去引起疾病。婴儿生下来如果不哭，就要用葱白轻轻敲打，或者对小嘴吹气，或者用温水给他沐浴，一直到婴儿能哭出声来为止。这一切都是合乎科学的。
关于抚育小孩，孙思邈主张衣服要软，但不能太厚、太暖。要把小孩时常抱到室外去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否则小儿会像长在阴暗地方的花草，身体一定软弱。小孩吃东西也不能过饱。孙思邈还对选择乳母的条件，哺乳的时间、次数和分量，以及其他种种护理方法，作了说明。孙思邈这些见解，到今天都还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此外，孙思邈书中对于如何处理难产，如何治疗产前产后的并发症，也有详细的说明。他对于胎儿和小儿的发育程序的记载，也是很正确的。孙思邈在医学上的贡献，除了上述的一些以外，在针灸方面，他绘制了《明堂针灸图》，对针灸的孔穴加以统一。他并且强调针药应该并用。他说：针而不灸和灸而不针，不是好医生；针灸而不药，或药而不针灸，也不是好医生，针药并用，才是良医。这种用综合治疗方法来提高医疗效果的思想，扁鹊和华佗都很重视，孙思邈则特别加以提倡。这种思想，今天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孙思邈还曾经用疯犬的脑浆来治疯犬病。这就是所谓“以毒攻毒”，也就是用毒物和病菌来增强人的抗病力量以战胜疾病的方法。这与后来用种牛痘来预防天花，接种卡介苗防止肺结核，以及用其他种种疫苗来预防疫病，是同一个道理。
讲求卫生、预防疾病，也在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在《千金方》里，孙思邈就曾经介绍用苍术、白芷、丹砂等来消毒的方法，以防止疾病的传染。他也告诫人们不要随地吐痰，注重公共卫生。而特别注意于节劳和饮食。孙思邈说：人一定要劳动，但不要过分疲劳。又说：吃东西要嚼烂、缓咽，不要吃得过饱，饮酒不能过量，肉要煮烂再吃。孙思邈还劝大家饭后漱口，睡眠时不要张着口，不要把头蒙在被子里睡，不要在炉边或露天睡眠等等。孙思邈后来活到一百零一岁，这同他注意卫生有很大的关系。
人民对孙思邈的崇敬
孙思邈也与扁鹊和华佗一样，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药物学家，后人尊称他为“药王”，而且把他曾经隐居过的五台山称做“药王山”。在他的故乡建有纪念孙思邈的祠堂，祠里有孙思邈和他父母的塑像。药王山上也建有药王庙，庙里有相传是唐朝人拜孙思邈的“拜真台”和孙思邈隐居的石室——太玄洞，洞里还有他的塑像。太玄洞旁边的一个亭子，还有八块“千金宝要碑”，刻着《千金方》的一部分药方，那是宋朝时候刊立的。
王存
王存，字正仲（公元1023—1101年），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县）人，庆历六年（公元1045年）登进士第，官至秘书省著作郎、尚书左丞等要职。因职务关系，他和馆阁校勘、集贤殿修撰、吏部侍郎曾肇、光禄寺丞李德刍一同编修了《元丰九域志》。（《宋史·王存传》）王存在《元丰九域志表》中说：
“臣闻先王建国，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近世撮其大要，会为一书。趣特施宜，文约事备，则唐之《十道图》是也……历年兹多，事有因革……内省州县，以休民力，南开五溪，西举六郡……。至于壤地之有离合，户版之有耗登，名号之有升降，以今准昔，损益盖多。而稽地理者，犹以故书从事，岂非陋哉。有司建言，适契上志。乃诏臣……撰次于秘阁……缀缉大体，略仿前书……郡名之下附以氏族所出，以《禹贡》、《周官》考之，皆无其文，且非当世先务，兹不复著。国朝以来，州县废置与夫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前书所略，则谨志之。至于道里广轮之数，昔人罕得其详，今则凡一州之内，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举，弗相混淆。总23路，京府4，次府10，州242，军37，监4，县1235，离为十卷。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表）
此书原名《九域志》，因断限及完成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因而后世冠以“元丰”二字。它是依据王曾等人编绘的《九域图》重修而成，是由图经演变为地志的代表作。此书是将行政管理工作中要用的“图”、“志”、“籍”撮其大要，汇为一书，增补和修改了原书中因行政区划变更、户口变迁及行政的地位、隶属关系的变化等已不合实际情况的内容，按照元丰年间的行政区划来编纂成书。王存论述了方志自唐、宋以来在内容、体例上的变化发展。其中“趣特施宜，文约事备”的典型志书，就是唐的《十道图》和宋的《九域图》。所以把方志发展说成到了宋代才达到成熟阶段，是不妥当的。王存等人不同意乐史《太平寰宇记》史传化的发展趋向，不同意在郡名之后附氏族所出以及艺文等一系列资料。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禹贡》、《周官》等自古以来的修志传统。认为史传化的内容“非当世先务”。他们把编纂志书的重心，放到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发挥地利内容，如注重“版户离合”与“名号升降”、“县州废置与城堡之名”，备载“山泽虞衡之利”力求载明现状与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实：“道里广轮之数”力求精确。《元丰九域志》的指导思想如此，后人评论它说：“所载沿革则自宋初迄元丰，可补诸书之缺误；至其各县下载及山川、古迹、寥寥数语，则本《隋书》及《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不可轻议也。《太平寰宇记》亦载地之四至，而不及此书之详。宋代镇砦及铜、铁监之制，此视《宋史》为核。”（程晋芳《知行堂文集》卷五）清初方志家朱彝尊检讨跋《寰宇记》说：“不若《九域志》之简而有要”。（陈鳢《简庄缀文集》卷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凡州县皆依路分隶……次列地理，次列户口，次列土贡。每县下又详载乡镇，而名山大川之目亦并见焉。其于距京府、旁郡交错四到八到之数，缕析最详，深得古人辨方经野之意，叙次亦简洁法……尤称其土贡一门备载贡物之额数，足资考核，为诸志所不及，自序所称‘文直事核’，洵无愧其言矣，其书最为当世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
到了天禧（公元1017—1021年）之后，宋代方志更加繁荣起来。他编这部志书的宗旨是什么呢？因为皇帝总理天下，就要对内了解州县的情况“以休民力”……但政区的建置是有变化的，有的合并了，有的政区分开了，有的行政级别上升了，有的下降了，政区面积和人口户数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仍“以今准昔”则“损益盖多”。他编的志书就是为行政管理提供现状的准确数据。并且将“州县废置”、“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都记录下来。志书的立目、行文原则是“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
宋代，地方志的作用已经不仅局限于应用地理知识去了解行政区内的山川、河流、物产、名胜、贡道等项以确定赋税贡品的等级和贡道路线了，它已扩大到文化管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管理工作上去了。把对社会的精神教化，纳入到行政管理工作中去了。这一时期的方志理论，以马光祖为代表，他说：方志“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地；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得失，垂劝鉴也……”
把志书看作是行政管理中“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重典”（景定《建康志》跋）。有的提出方志“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而对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讨军实”、“考民力”、“察吏治”、“垂劝鉴”给予明确的规定与论述（见马光祖《建康志》序）。
历史上地方志记录的人口、田亩、物产、经济等情况，本身就是政府考核地方民力、财力的工作。它直接用于作为政府征收赋税、确定徭役的依据。如宋代平江府的赋税数额，就是依图经确定的，请看下面一段记录。
“宋臣直秘阁周葵见椿年问之曰：公今欲均税耶，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若然，当用图经三十万数为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五月条）
总地志外，宋代方志更丰富多彩，但保存至今的只有20多种。其中著名的志书有范成大《吴郡志》以及乾道、淳礻右、咸淳年间的“临安三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