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
张骞（？～前114），成固（今陕西城固）人。地理学家。
汉武帝时，北方的匈奴不时侵犯边境，掳掠人畜，毁坏庄稼，对汉王朝构成一大危害。为了巩固边防，减轻匈奴的威胁，汉武帝决定联合西域各族，共击匈奴。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受汉武帝的派遣，肩负着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的政治使命，带着100多人，踏上漫长的征途，向西进发。这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凿记载的最早一次探险和旅行。张骞一行，从长安出发，走陇西（郡治今甘肃临洮），经河西走廊，被匈奴所获，拘留10余年，直至元朔元年（前128），才乘机逃脱，继续西行，取道于天山南麓的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从那里穿过沟通天山南北的重要交通孔道，进入焉耆，再从焉耆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龟兹（今新疆库车东）、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到达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然后经康居（在今锡尔河流域），到达大月氏。当时大月氏已吞并了大夏，在那儿安居乐业，无意于进攻匈奴。张骞不得要领，决定回汉。元朔二年（前127），张骞一行踏上归途。为躲避匈奴势力，他们决定改变路线，由来时的“北道”改走“南道”。从大月氏出发，越过葱岭，沿昆仑山北麓向东行进，经过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地，在进入羌人居住地时，不幸再次被匈奴骑兵俘虏扣留。一年后，单于死，匈奴发生内乱，张骞乘机逃出，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这次出使前后共历13年之久，回来时仅剩二人。
元朔五年（前124），张骞以随军校尉的身份，随大将军卫青出战匈奴。由于他熟悉匈奴的地理情况，知道水草分布和交通路线，使汉军粮食供应充足，兵强马壮，从而保证了这次出击很快取得了胜利。因从军有功，被封为博望侯。
张骞第一次西行时，在大夏曾看到蜀布和邛竹杖，闻知来自身毒（即印度），他根据方向和道里推测，身毒离大夏不会太远，由此他向汉武帝建议通“西南夷”，前往身毒，再取道大夏，以寻求通往西域的途径，避免匈奴袭击的危险。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出使西南夷，从西蜀犍为（今四川宜宾）出发，派使节分成几路，经马龙（今四川茂县）、艹作（今四川汉源）、徙（今四川天全）、邛（今四川西昌）等地，向西南进发，以寻求通往身毒的道路，结果都为各地方的少数部族所阻，终不能通。但是这一次探路，为尔后通“西南夷”奠定了基础。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毕竟完成通“西南夷”的事业，在今四川西南部及云贵一带设置郡县。《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等记载了当时西南地区的一些地理知识。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通西域，主要是联络乌孙，夹攻匈奴。这次出使，不仅随员、物质成倍增加，而且还带着许多“持节”副使同行，以便沿途派往各地；同时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汉朝已赢得了对匈奴战争的胜利，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已经在汉的统治下。所以，张骞一行顺利到达乌孙，并把副使分别派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和身毒、于阗、扦弥等国。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回到长安，汉武帝拜他为大行。第二年，张骞因病去世。但他分遣的副使都圆满地完成任务，和各国所派的使节一道回到汉朝。从此，汉同西域、西亚各国建立了友好关系。
张骞通西域的地理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开阔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使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在陆上至少已达到罗马的东缴。《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根据张骞的报告写成的，书中对西域各国的地理位置、经济性质、人口、兵力、风俗、物产、贸易等都有所记载，如它记载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扦弥，于阗。”这是我国文献对费尔干纳盆地地理情况的最早记载。书中还对西域水系等自然因素有极粗略的认识，如它记载“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南下，其南则河源出焉”。西海指咸海，盐泽即罗布泊。这种认识对后代影响极大。
张骞通西域，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加强了中原和西域少数民族的联系，发展了汉朝与中亚、西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丝绸、养蚕术、漆器、铁器和冶铁术等相继传到波斯、印度等地。汉朝的先进文化，也对西域各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一些优良马种和葡萄、苜蓿等植物则从西域引进中原。
张骞通西域，历经艰难，历时10余年。他刚毅坚强的性格和胸襟开阔、待人诚恳的宝贵品质，深受各族人民爱戴。他去世后，汉朝派出的使者“皆称博望侯”，汉使所到之处备受信任和欢迎。他的封号，成了汉朝使者的美称。
蔡伦
蔡伦（61～121），字敬仲。桂阳郡耒阳（今湖南耒阳）人。
蔡伦家乡地处长江以南湘水（今湘江）支流耒水流域，是米谷之乡。他出身于普通农民之家，从小随长辈种田。汉章帝刘妲（56～88）即位后，派人至各郡县选聪明伶俐的幼童入宫。永平十八年（75）蔡伦被选入洛阳宫内为宦者，时年约15岁。当时幼年宦者须习字读书礼，蔡伦因成绩优异，于建初元年（76）任小黄门。此后他作为黄门侍郎而掌宫内外公事传达及引导诸王朝见、就座等事。蔡伦初入宫时，章帝妃宋贵人所生皇长子刘庆被立为太子。次年梁贵人又生皇子刘肇（79～105）。正宫窦皇后因无子，遂指使蔡伦诬陷宋贵人“挟邪媚道”，逼令她自杀，太子刘庆被贬为清河王。窦后又指使人投“飞书”（匿名信）诬陷梁贵人，强夺刘肇为养子且立为太子，梁贵人忧死。章帝卒（88）后，刘肇10岁登极为和帝，由窦太后临朝（89—97）听政。蔡伦因替窦后尽力办事，即被拔升为中常侍，随侍幼帝刘肇左右，备顾问、掌理文书，凡下达诏命或百官奏章悉由其传递，能出入宫禁。此职权力极大，能参与军国机务，秩俸二千石，与九卿同等。中国历史上宦官干预国政，即始于此。
窦太后无视幼帝，愈益骄横，永平九年（97）卒，和帝亲政，废其太后尊号。永元十四年（102）和帝立邓绥（80～121）为皇后，蔡伦旋即投靠邓皇后。他见邓后喜欢在纸上舞文弄墨，乃自请兼任尚方令。尚方令为少府属官，俸禄600石，主管御用刀剑及诸器物，与中常侍高位本不相称，蔡伦为投邓后所好，甘屈尊兼就此职。元兴元年（105）和帝卒，邓后所生百日婴儿即位。不到两年幼帝再卒，邓后乃立13岁皇侄刘祜（94～125）嗣位，是为安帝。刘祜为清河王刘庆之子，即位初期（105～121）由邓太后柄政，故蔡伦又得重用。他不但是中常侍，且被太后封为龙亭侯，食邑300户，封地在今陕西洋县，从此进入贵族行列。封侯后不久，约于元初五至六年（118～119）蔡伦又被提升为长乐太仆，相当于大千秋。从此他成为邓太后首席近侍官。他的特殊地位使他不但能随时与皇帝接近，还能与皇后、皇太后接近，受到满朝文武奉承。正当他权位处于顶峰时，建光元年（121）邓太后卒。安帝亲政后，因蔡伦当初受窦后指使参与迫害其皇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皇父刘庆皇位继承权，乃敕令廷尉审讯蔡伦。他自知死罪，遂自尽而亡。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宦46年，先后因侍奉4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太后而节节上升，位尊九卿，身居列侯，然以惨死告终。他在这方面本不光彩，但他在兼管尚方时，却因作出推动手工业工艺发展的事而得以留名于后世。
蔡伦主管尚方期间，曾“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后汉书·蔡伦传》中的这段话有近代考古发掘实物为证。当时所造器物在质量、性能及外观上确是精工坚密，堪为后世仿效。说明蔡伦在兼任工官时亦尽心尽职。尚方令这项工作使他对工业技术发生兴趣，他每有空暇即闭门谢绝宾客，亲至现场作技术调查，掌握了有关工业技术知识。他的创新精神，对发展当时金属冶炼、铸造、锻造及机械制造工艺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此时制造的钢刀以炒铁为料，经多次锻打而成百炼钢。但他对工艺技术的最大贡献在造纸方面。先秦时中国书写纪事用的是竹简、木牍及缣帛。但简牍笨重，丝织物昂贵，均不便使用。随着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需要廉价易得的新型材料取而代之，为此人们作了各种探索。
早在西汉（前206～25）初就已有了用废旧麻绳头和破布为原料制成的麻类植物纤维纸。1986年甘肃天水市放马滩西汉墓中出土绘有地图的麻纸，年代为文帝、景帝（前179～前141）之时。1957年西安市灞桥也出土不晚于武帝（前141～前87）时的麻纸。另外，在陕西、甘肃其他地方所出土的西汉麻纸，可用于包装和书写，确是简牍、缣帛的理想代用品。东汉定都洛阳后，西汉麻纸技术得以继续发展。邓皇后因喜欢文史及纸墨，曾令各州郡勿贡珍品，“但岁贡纸墨而已”，说明公元102年前各地已生产麻纸进贡。凡帝、后喜欢的，蔡伦都在尚方精制。他掌管宫内文书档案时也深感“帛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他决定造出比西汉纸更好的纸。为此，他总结前代及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经验，组织生产优质麻纸。邓太后嘉其能，从此造麻纸技术在各地进一步推广。蔡伦在主持研制楮皮纸时，完成了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并扩充原料来源、革新造纸工艺。皮纸的出现是一项重大技术创新，蔡伦正是这项创新的倡导者。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对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有重大作用。关于蔡伦与造纸术的关系，当今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他是造纸术发明者，第二种意见认为西汉初已用纸代简，蔡伦只是造纸术革新者。现在看来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因早在蔡伦200年前的西汉初即已有用于书写的麻纸。蔡伦的贡献是组织并推广了高级麻纸的生产和精工细作，促进了造纸术发展，但“造意用树肤以为纸”者，倒有可能是蔡伦或其尚方下属。皮纸用树皮纤维制成，其技术难度比麻纸更大。蔡伦的贡献就在于使皮纸生产在东汉发展起来。麻纸及皮纸是汉代以来1200年间中国纸的两大支柱，中国文化有赖这两大纸种的供应而得以迅速发展。至晋代（4世纪）时，纸已最终取代帛简成为主要书写材料。蔡伦在促进麻纸及皮纸生产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虽不是造纸术发明者，但作为技术革新者和组织推广者的历史地位应予肯定。
元初元年（117）邓太后鉴于内廷所藏经传传抄多误，乃诏儒者刘珍及五经博士等人于东观校订，令蔡伦监典此事。东观是洛阳宫内藏书及著述之所，蔡伦领衔率这批学者校订，是为了向全国提供经书的标准文本。这次校订经书的工作，是朝廷提供钦定经传纸写本的开端。因完成后要将所抄副本颁发各地方官，从而形成大规模用纸抄写儒家经典的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最有力的工具。东汉纸于20世纪时在西北地区也曾出土。中国造纸术起始于西汉，在东汉时期打下坚实基础，至魏晋南北朝（3—6世纪）获得发展，且开始向国外传播。东汉在造纸史中是承上启下的阶段，蔡伦就是在这个历史阶段成为促进造纸术发展的关键人物。
贾逵
贾逵，东汉时扶风平陵（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人，曾任左中郎将、侍中领骑都尉。他对后汉《四分历》的制定和历法的进步有重要贡献，在《续后汉书·律历志》中专门有贾逵论历一节。
贾逵考察了汉初行用秦之《颛顼历》和太初元年行用《太初历》以后200多年间的朔日天象，发现很多朔日误置在上月末一日，也有误置于二日的。到公元85年行用后汉《四分历》后，朔日误置的情况还时有发生。从天文学上来看，这一现象的产生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朔望月长度太大，误差积累；另一是月行不均匀，时快时慢。对于第一点，《颛顼历》和后汉《四分历》的朔望月长度是29.53085，《太初历》是29.53086，而实际上只有29.53059.后来，刘洪的《乾象历》改成29.53054就较为接近。这一因素是长期积累的，30年约差2小时，所以当时人们还未认识到此点。贾逵明确地指出了第二个原因，即月行有迟疾。这一因素是周期性的，一个月内最大积累误差可达8.9个小时。他充分肯定了李梵、苏统从实测中发现的这一现象；并且指出了每月运动最快的地方要向前移动3度，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指出月亮近地点的运动。由于贾逵的建议，在刘洪《乾象历》里首次考虑了月行迟疾来求朔望时刻和朔望时日月的经度，使我国历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参见本编第四章第一节的历法分期）。
贾逵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建议在浑仪中加黄道环。因为日月循黄道，用赤道浑仪不能很好地测量日月运动。这一建议开创了我国仪器发展的新道路，汉代灵台上首次出现了黄道浑仪，后来因为黄道环与周日运动不协调而被省去，但到唐代李淳风又再次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