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由一位联合国秘书长的直接代表领导。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SRSG）的级别相当于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相对于联合国驻波黑高级代表而言是一个具有更广泛权力的职位。因此《代顿协定》中只是特别提到高级代表必须对管理机构行使协调职责（“推动各派别作出努力”）。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对民主管理机构负全部责任（“监督国际民主机构履行职责”）。见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第27页。事实上这一条款的结果是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所有领域都有最终的决定权。“管理机构具有极端中央集权的组织取向，是专为一个人设置的。”见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第52页。米尔曼批评从这样一种角度来批判这种“集大权于一人身上的、有一丝不民主气息的管理机构”，即通常用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来解释秘书长特别代表所享有的广泛特权，但其实这个决议所规定的内容并不明确。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对于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而言甚至具有一种近乎独裁的地位。《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法框架》（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Provisional Self Government）第12款规定，无论何时过渡机构的行动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或宪法框架，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都明确具有采取适当措施的权力。这意味着实际上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可以取消议会或科索沃临时自治机构（PISG）做出的任何与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或宪法框架相违背（现实中已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决议和决定。此外相对于驻波黑的国际管理机构而言，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和团长被赋予了更高的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调职责。
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的突出地位——“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位王子，他是这里真正的君主”2002年9月5日在普里什蒂纳对欧安组织民主化部主任弗里德海姆·弗里申施拉格（Friedhelm Frischenschlager）的采访。“在大标题‘末代皇帝’下面《快报》用了两版篇幅刊登了对科索沃首席行政长官索伦·耶森——彼得森（Soren Jessen-Petersen）的采访”（《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传媒监控专员（UNMM）的主要报道》，2005年5月6日。文中划线部分）。——也可以明确地体现在所有到目前为止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都是知名人士——唯一的例外是临时代表维埃拉·塞尔吉奥·德梅洛（Vieira Sergio de Mello）——欧洲政治精英（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汉斯·海克鲁普〔Hans Haekkerup〕，哈里·霍尔克里〔Harri Holkeri〕）或是欧洲一流外交官米歇尔·施泰纳（Michael Steiner），索伦·耶森——彼得森（Soren Jessen Petersen）。如前所述，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独立施政和独立发展战略方案上显然要受到大国影响——联合国秘书长的副特别代表经常由美国任命并非偶然——和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强大制约。尽管如此，把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的角色和他在领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中的表现作为“政治领导能力”的课题来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以下的研究内容将提及的五位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在他们的岗位上的表现：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充满活力的、积极有效的行政管理职能，他们是否精通具体的机构、地方和国际行动局势，并知道如何利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cGregor Burns）研究发展了这种“变革型领导（或称转型领导）”的理想化概念，这种理念在一定的条件下参见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cGregor Burns）：《领导才能》，纽约，1979年。“变革型领导”的理念主要是在总统和总理的案例中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主要针对具有对社会的最高政治责任的领导人。提出并实际运用了新的政治学“政治领导力”——研究方案的论文可参见克里斯蒂安娜·普罗洛克（Christiane Prorok）：《易卜拉欣·鲁戈瓦的领导才能》。也适用于我们的研究。“变革型领导”不同于“交易型领导”（正常的政治行为，旨在确立自己对于政治追随者的优越性并保证自己的权力）的最大特点：一位“变革型领导”追求社会环境的变革和对业已存在的政治格局的改变，并取得成功。这种“变革型领导”的政治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基层（“追随者”）积极的对话关系相联系的，在本文的案例中这种政治角色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成员以及科索沃民众和政治家联系起来的。因此“变革型领导”的一个目标就是认真对待“追随者”的价值和利益、并通过一种“教导角色”来实现共同的“更高”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