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什内是在战争结束和塞尔维亚军队撤退后数周就职的。他的前任维埃拉·塞尔吉奥·德梅洛（Vieira Sergio de Mello）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进行了短期过渡性质的领导。作为上世纪60年代末比亚法拉（或译为比夫拉）战争时期“医生无国界组织”（Medecins Sans Frontieres）创始人、曾担任80年代密特朗政府时期法国卫生部长的库什内可以说是一位国际传媒的明星。贝尔纳·库什内是上世纪70年代末联合国关于对人权遭到严重侵害的民族国家进行干预的基本观点和政治实践发生深刻变革过程的关键人物。联合国在波黑和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干预正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并采用了具体的行动形式（比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有力合作），而热心的、在库什内这里可以被称作是独具魅力的国际主义人士则从智力准备和政治实践方面给予了行动倡议和准备工作。米夏埃尔·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指出，库什内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在科索沃的特别代表必须自己体会一下由他本人推动的联合国干预模式所存在的矛盾：“库什内领导的政府像其他所有政府一样，要为在波斯尼亚出现的灾难负责。人们甚至可以继续说，他的人道主义干预理念使得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其他国家合法化。他今天恰好置身于科索沃，这本身就包含了一份历史的讽刺。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被称作人道主义干预模式之父，而这个模式在波斯尼亚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个模式的失灵要为后来在科索沃发生的事情承担主要的责任，在那里第一次通过军事手段来创造国家重建的人道主义活动空间。因此，贝尔纳·库什内在科索沃的出现见证了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他本人与国家和军事力量的理智联姻的苦涩历史。这位医生的生涯就是从反抗慈善救济机构成为罪恶帮凶开始的，而现在他却成了为帝国创造和平和建设国家目标奋斗的总督大人。”
伊格纳提夫指出的问题和矛盾在库什内1999年7月至2001年1月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的具体行政管理过程中得到了明确的证实。库什内面对几乎从零开始的建设行政管理和政治基础架构这一艰苦卓绝的任务，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即使根据现有报道，他的地中海性情、急躁以及对知名度的嗜好导致他并不一定是理想的管理人选米夏埃尔·达克斯讷（Michael Daxner）在库什内离职之际这样写道：“但是库什内的离去还是令人遗憾的，他独特的领导魅力远比其他才能例如行政管理质量更让我们感到若有所失。”（见米夏埃尔·达克斯讷（Michael Daxner）：《别无选择？》，第125页）；亦可参见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第455页。但他和他的团队还是大体上完成了机构管理、法律体系的基础以及——最主要的是——建立民主机制和架构的前提条件。他极其乐于作出决定。因此，他曾发布专制的命令，在科索沃使用德国马克作为支付手段。与他的继任者海克鲁普和施泰纳相比，库什内对从一开始就努力营造一种政治环境，让科索沃民众和政治领袖能够承担起政治责任。维顿·苏洛伊（Veton Surroi）2004年6月在给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耶森——彼得森的一封公开信中提醒他注意，他的所有前任者除了贝尔纳·库什内以外，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天天挂在嘴边的移交政治责任原则没有真正地予以严肃对待：“在库什内取得初步的成绩之后，你的其他前任者就陷入了无限权力的美妙陷阱中而不能自拔。互相矛盾的是，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使命本来是锻炼和培养科索沃人自我治理的能力，而与此同时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却把对基础事务的决定权抓在自己手上。”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传媒监控专员（UNMM）的媒体分析》，2004年6月21日。另一个对库什内主张向科索沃人“赋权”立场的积极评价库什内有一点相当受科索沃人欢迎：“他的地中海性情和人格魅力使得他得到了科索沃人的喜爱。”见阿尔巴尼亚语日报《柯亚·迪特尔（Koha Ditore）》（时代日报）驻布鲁塞尔通讯记者奥古斯丁·帕罗卡伊（Augustin Palokaj）的评论，转引自《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传媒监控专员（UNMM）的媒体分析》，2004年8月23日。
虽然贝尔纳·库什内积极的基本态度和充满活力的个性使得他深受科索沃居民的欢迎，但是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的政绩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虽然他在一年后延长了合同，但仅过了几个月他就离开了科索沃。“库什内在卸任的时候留下的不是一个正常运转的系统，而只是一个某些事项在初始阶段走上了正确轨道的系统”，托马斯·米尔曼作了这样的总结。政治体制建设的进程在库什内任职期间不仅推进困难，矛盾重重，而且也没能推动科索沃阿族人与留下来的塞族和其他少数族裔和平共处。库什内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也包括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在1999年夏秋之际没能阻止对科索沃今后发展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反向驱逐”事件，超过20万科索沃塞族、罗姆族、阿希卡利族及其他少数族裔居民被迫大逃亡。米夏埃尔·伊格纳提夫对此表示：“库什内肯定没有预料到科索沃境内的仇恨情绪会爆发至如此汹涌的程度。当他1999年7月抵达科索沃的时候，他还在高谈阔论欧洲价值、宽容忍耐和多文化社会。当杀戮的浪潮在圣诞节继续高涨的时候，他的安抚论调便缩了回去。现在他只谈‘共存’，就连这个目标恐怕也在遥远的未来难以触及。”
库什内对有组织地、迅速地向科索沃机构和政治家移交政治权力和责任（“赋权”）基本上持积极态度，但在他具体的实施战略中却缺乏这样一种认知，即这一进程必须分成明显不同的时期和阶段来推进，尤其是要对保持和分阶段改善法治原则——特别是保护人权——的工作有一个明确完成定额的要求。虽然他具有真诚的责任心和有目共睹的政治勇气，但是他关于科索沃发展以及关于由他领导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使命的基本原则却受到主导联合国干预政策的技术专家治国论中对政治和行政管理干预的思想的支配。这种思想寄希望于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号召、“国际人士”的存在、以及形式技术和政策机构等前提条件的引入，会使尚未解决的关键性政治社会基本问题得到分步渐进式的解决。这样思想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带有——不切实际的幼稚的——希望的“仁慈的专制”立场，它幻想法治和民主化采取“滴入论”式的进程，地方权威人士逐渐地积极地接管相应责任。此外还有一层意思暗含在里面，国际人士通过在干预对象国打造西方民主价值的活动来实现一种典范效应，并由此加强该地区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