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在他的《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中这样写道：“华兹华斯在洞察自然方面是楷模”（Words-worth was exemplary in his seeing nature），“在认识自然的深度和本质上他是所有现代诗人中最具敏锐目光的”（the keenest-eyed of all modern poets for what is deep and essential in nature）。
对华兹华斯的研究，往往存在着两种比较片面的或者至少说是不很客观的观点：一种强调他与政治的紧密关系，比如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由积极热情转向消极被动，甚至认为华兹华斯后期“放弃革命理想”归隐自然，因此把他归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或反动诗人；而另一种观点则简单地认为他过于留恋自然山水，他高歌《水仙》等自然景物并因隐居英国北部湖区而得名“湖畔诗人”，因此至多是一个热爱自然的山水诗人罢了。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虽然确实都有一定道理，因为任何作家、诗人和文学作品的创作都离不开社会现实的影响，但是，它们均忽略了影响华兹华斯等浪漫派诗人创作思想的另一个根本因素，那就是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早已对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19世纪末，人类开发自然、掠夺自然所引发的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日益严重。其实，法国大革命又何尝不是这些危机的结果呢？历史上太多例子证明，政治危机总是与生态危机相伴而来，同时又反过来加剧生态危机。华兹华斯等浪漫派诗人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双重危机重压之下的社会，自然环境的破坏、功利物欲对人性的异化、传统道德伦理标准的丧失，这些无疑更加触动着诗人们的创作理念。所以，M。H。艾布拉姆斯就坚持认为，华兹华斯的后期转向在本质上仍然是前期革命理想的继续，只不过对法国革命的幻灭使他将前期的启蒙理想内化成了后期的审美革命。这种审美化了的革命并非是他们革命理想的退化，相反是他们革命理想的一种真正提升。我国学者苏文菁认为：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的《抒情歌谣集》是两位诗人向人类提供的一份法国大革命的答卷——人类的最后解放不仅要靠法国大革命，也要靠人类心灵的解放；人解放自我的途径是：把被理性与工业技术扭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调整过来。华兹华斯将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转移到文学革命中来，他是以拯救人类的心灵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诗学思想的。
华兹华斯认为自然能将诗人引到这一超自然的境界，这一境界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对终极真理、道德感化和崇高理想的深刻领悟和把握，是一条通向理想人性的道路。华兹华斯以自然为主题，探索复归着人性的纯真与善良，歌颂着自然的灵性与神性，追求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相融，在自然与上帝、自然与人生、自然与童年的关系上所表达的一整套新颖独特的哲理，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诗意，一种“情”与“理”的平衡，一种超越时代发展的现代生态伦理思想。
一、华兹华斯的人性自然观
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卢梭首先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并为之后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所接受，这里的“自然”既指自然界又指人和事物的本真和淳朴状态。在卢梭看来，科学和艺术助长了恶习，损伤了风化，玷污了德行，腐蚀了人性。他说：“我们的灵魂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技术之臻于完善而越发腐败。”“……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就消逝了。”科学和技术滋生了邪恶，压抑了人的自由天分，使人的不自由程度随着工业和科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加重。“他还进一步将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是文明把人教坏了。所以卢梭推崇太古时代的淳朴景象，提出‘回到自然去’的著名口号”，以便使人回归到自然的本真状态。“卢梭由‘回到自然’而掀起感性崇拜，提出自我表现，开浪漫主义风气之先，影响了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所以他又常常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华玆华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较早地看到了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类物欲的急剧膨胀并由此产生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失去后的对立关系。他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认为这种文明不仅造成了社会的种种丑恶，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而且使人性中“恶”的一面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人们对金钱和财富的占有欲达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人性被分裂、被异化。如何找回人类“善”的天性，找到通向理想人性的道路？华兹华斯将他横溢的才华和激情投向了大自然。
华兹华斯首先把通向理想人性的道路寄托于田园生活和普通百姓。在《抒情歌谣集·序言》里，诗人明确指出那里的人们生活得最简单、朴实，是初始状态的最纯真、最自然的生存方式，因此，这里的人性最本真善良，他们的语言也是最真实自然、毫不虚假做作，诗人应该“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卫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情谊和爱”。在他与柯尔律治合著的《抒情歌谣集》里，诗人一反传统诗歌热衷表现伟大事件、英雄人物和文人雅士情感的潮流，把创作视线转向了历来被文学家遗忘的英国乡间的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有意选择农村耕夫村姑等普通百姓生活做素材，从中揭示工业文明使得人性缺失的最可贵东西：勤劳、朴实、勇敢、善良等美好自然天性。《致山地少女》（To A H ighland Girl）：
温柔的少女，你翩然出现，
似霖雨把“美”洒落人间！
十四个年头齐心协力，
把山川灵秀钟萃于你：
……
我从未见过什么容颜
能这样明白昭彰地显现
乡野气息与温良淳朴
在一派天真里趋于成熟。
像一粒种子，被信手抛甩
落到这远离尘嚣的所在；
不需要世俗的窘态羞颜，
不需要闺秀的忸怩腼腆；
明净的眉宇分明展示着
你爽朗不羁的山民性格；
欢欣洋溢于鲜妍的面影，
善心表露于温婉的笑容；
……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山村姑娘：“山川灵秀”钟萃于她，“尘缘俗虑”远离于她，一个美妙的生灵、超凡的佳丽尽显“乡野气息与温良淳朴”；在“这远离尘嚣的所在”，“不需要世俗的窘态羞颜，不需要闺秀的忸怩腼腆”，“爽朗不羁的山民性格”洋溢着欢欣、表露着善良。这里没有世故、没有贪欲，有的是乡野气息与温良淳朴。
在《坎布兰的老乞丐》（The Old Cumberland Beggar）中，诗人这样写道：
在阳光下，
在那座小石台的第二阶上，
在那些荒无人烟的群山包围中，
他孤身坐着，一边吃着他的干粮……
（《坎布兰的老乞丐》第12—15行）
由他随时随地随意地就座，
在树下，或在大道旁的
草坡边缘，任那小鸟分享
他的随讨随得的餐饭。最后，
既然他在大自然的注目下活了一生，
那么也该由他在大自然的注目下死去。
（《坎布兰的老乞丐》第184—189行）
面对以上诗句，很多读者认为诗人所呵护的生活状况毕竟严酷了一些：“在那些荒无人烟的群山包围中/他孤身坐着，一边吃着他的干粮”，“任由他的血液/抗击霜气与一场场/任由那横行无阻于荒野之中的疾风/吹打他那灰色的头发，遮住他那干瘪的脸庞”。面对他的状况，我们无动于衷，而是任由他四处游荡，甚至“也该由他在大自然的注目下死去”，这到底是为他考虑还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心理需要？还有些新历史主义者或文化唯物论者竟然指责诗人的道德缺陷。对此，笔者认为老乞丐虽然孤身坐在石台上，但更是“在阳光下”，而且是“随时随地随意地就座/在树下，或在大道旁的/草坡边缘，任那小鸟分享/他的随讨随得的餐饭”。这种状态、这种心境是备受功利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任由”、“随时随地随意”等多次重复，蕴涵着不尽的诗意和诗人那特殊的善意。
批评家海伦·达比舍尔（Helen Darbishire）曾经这样为华兹华斯辩护：“人们常责备华兹华斯无视我们人类的悲苦与艰辛，其实他对此有至深的了解……”达比舍尔认为华兹华斯更情愿注目于“人类内心的欣喜与愉悦，视其为生命的元气（spirit）”。英国学者J。R。沃特森（Watson）在他所著的《英国浪漫时代的诗歌》（English Poet-ry of the Romantic Period）一书中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对生活中的邪恶或悲苦视而不见，实际上华兹华斯是最伟大的悲情诗人之一，他对人类的苦难有着强烈的义愤和深切的同情……”美国教授托马斯·迈克法伦（Thomas McFarland）在其专著《威廉·华兹华斯：烈度与成就》（W illiam Wordsworth：Intensity and Achieve-ment）中的观点也代表了强有力的解读思维。他感悟到华氏的文学思维有一种尊严和高尚的气度，这是由于他“能将人类个体的不幸提升到人间生活普遍状况这一高度。”
华兹华斯在这首诗歌里还写道：“但在为自己的才干/能力和智慧自豪时/别认为他是世界的负担！”因为“任何形式的存在/都会同一种善的精神和意向/同一个生命和灵魂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阅读这些诗句，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诗人对至真人性自由的维护、对老人自然生活方式的尊重，同时更有对时政的讽刺和对“任何形式的存在，都会同一种善的精神和意向，同一个生命和灵魂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关怀。美国现代评论家哈洛尔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这样认为：“老人身处自己的领地……他的命运并非是悲惨的，因为他太深地融入大自然之中，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老乞丐是一位自由的人，在荒山僻野的心脏地带游荡，适得其所”。另一美国现代评论家克兰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在其《华兹华斯与人类苦难》（Wordsworth and H uman Suf f ering）一文中的话也许更代表了诗人的创作初衷：“（华兹华斯）论点的基本语气恰似一种恳求，希望某种高贵的动物能继续享有天赐的自由，并依循自己习惯的方式过完生命的余年。”当他坐在石阶上独自吃他的食粮时，他与荒山野岭、石礅、拐棍、山雀等一起构成一幅宁静的天人合一图画。大自然不仅给他家，同时还赋予他灵光和力量。他不只是一个乞丐，“他成了游荡于湖区共同的安居社会之上的一种自然力量”。在华兹华斯看来，“老人所代表的自然生活形态必然会包含风吹雨打的境况，但因其自然性，我们应确保它的完整”。
在《西蒙·李》（Simon Lee）中，诗人描写了一个曾经神气活现、快活能干的老猎人的悲惨生活。“他病病歪歪，干枯消瘦，/身躯萎缩了，骨架倾斜，/脚腕子肿得又粗又厚，/腿杆子又细又瘪。”他无依无靠，只与老伴相依为命。由于年老，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都无法挖出那截已经朽烂的树墩，而“我挖了一下，只一下，便把/缠结的树根挖出；/而这可怜的老汉挖它，/枉费了半天辛苦”。在《坚毅与自立》（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中，诗人描写了一位以捕捉蚂蟥为业的老人，“他又老又穷，所以/才来到水乡，以捕捉蚂蟥为业；/这可是艰险而又累人的活计！/说不尽千辛万苦，长年累月，/走遍一口口池塘，一片片荒野；住处么，靠上帝恩典，找到或碰上；就这样，他老实本分，挣得一份报偿。”可见，普通百姓的悲苦生活、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人性的失落其实是诗人最关注也是最忧虑的问题。请看《西蒙·李》：
在风光秀丽的卡迪根郡，
离艾弗庄园不远的地方，
住着个又矮又瘦的老人——
从前可又高又壮。
他打猎足足有三十五年，
挺快活，东奔西跑；
两颊中心至今红扑扑，
就像熟透的樱桃。
……
如今，景况变得好凄凉！
他又老又穷，又弱又无力，
无亲无故的，留在世上，
穿的是破旧的号衣。
他主人死了，艾弗庄园
也已经荒凉破败；
人呀，狗呀，马呀，都死了，
只剩下他一个还在。
……
“好西蒙，你已经累得不行，
让我来，”我说，“把家伙给我。”
听了我的话，他满脸高兴，
忙把十字镐递过。
我挖了一下，只一下，便把
缠结的树根挖出；
而这个可怜的老汉挖它，
枉费了半天辛苦。
泪水顿时涌上他两眼，
道谢的话儿来得那么快——
感激和赞美出自他心间，
却实在出乎我意外。
我听说世人无情无义，
以冷漠回报善心；
然而，见别人满怀感激，
我又止不住酸辛。
这首诗是诗人亲身经历的一个感人故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贫苦百姓的同情与怜悯、对工业发展带来的自然破坏的痛心和批判，还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性丢失、世风日下的无奈与忧虑。善良、淳朴的西蒙·李曾是风景秀丽山庄的一位好猎手，“又高又壮”，如今“又老又穷，又弱又无力/无亲无故的，留在世上”；以前的山庄“风光秀丽”，而如今“荒凉破败”；在一个物质追求淹没一切的社会，人性冷漠、人情淡薄，一点微不足道的帮助却让老人“泪水顿时涌上他两眼”，使得诗人心中涌出不尽的辛酸。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生活在苦难、辛劳和病痛的折磨中，他们虽然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却并没有为此而沉沦，而是凭着自己的坚毅和对生活的执著，愉快地接受上帝给予他们的恩惠，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恩惠，也都心存感激、赞美之情。诗人联想到世俗社会中“无情无义，/以冷漠回报善心”的道德关系，他禁不住“泪水涌上两眼”。因此，诗人对下层人民的悲悯绝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对他们在艰难生活中体现出的伟大人性的崇敬。他们的生活虽然卑微，但蕴藏着人性的豪迈与伟大，蕴藏着巨大的道德力量。华兹华斯真诚地呼唤这些被现代社会所泯灭的纯真人性重新成为社会关系的主导力量，成为人类精神价值的最终归属。
华兹华斯关注纯真人性除了表现在对田园题材的热爱、普通百姓苦难人生的关爱之外，还体现在他对儿童自然人性、纯真天性的崇拜与向往上。华兹华斯认为人类的儿童时代是最接近自然与上帝的时期，因而在儿童身上我们能找到人性最本真、最善良的一面。对儿童天性的关注实际上是华兹华斯自然情感的延续和深化，是诗人体验上帝存在的不可或缺而又相互联系的因素。对人类而言，自然是文明前期人类的童年状态，对个体而言，童年又是他未受社会侵蚀前的自然纯真状态，因此，在文明社会中保持对自然的虔诚，成年后保留一份纯真人性，都是实现完美人性的必要条件。华兹华斯在自然中体验上帝的奥秘是他要实现人性完美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以外，他还要在社会生活内部发掘纯真人性，从而使他对上帝的存在在人性中得到更重要、更真实、更完美的体验。
华兹华斯怀着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与探索，不遗余力地去追寻自己童年的足迹。他的许多诗歌都是描写自己童年时期的欢乐情景的，如《致蝴蝶》（To A Butter f ly）通过回忆儿时与妹妹一起追扑蝴蝶的生动景象，把我们带进童年时代纯真的欢乐之中；《致杜鹃》（To the Cuckoo）则通过寻觅杜鹃鸟的踪迹，聆听那神奇的声音，以唤起对自己金色童年的美好回忆；而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诗《序曲》中，诗人一方面衷心感谢大自然对他童年时代的灵魂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始终把童心与上帝联系在一起，认为正是受到这种崇高不朽精神的孕育，才使自己的灵魂变得纯净高尚。因此，华兹华斯成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童心的真诚维护者，在他一生的生活和诗歌创作中，他始终怀着一颗无限虔诚的敬仰之心来呼唤童心永驻。在《我一见彩虹高悬天上》中，诗人写道：
我一见彩虹高悬天上，
心儿便欢跳不止：
从前小时候就是这样；
如今长大了还是这样；
以后我老了也要这样，
否则，不如死！
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
我可以指望；我一世光阴
自始至终贯穿着天然的孝敬。
在诗中，华兹华斯喊出了“儿童乃成人之父”这一有悖常理的惊人之语，这一惊人之语并非出于他的痴狂，而是华兹华斯以其诗性慧眼看到了儿童身上蕴藏着伟大而永恒的灵性。在《我们是七个》中，诗人描写了带着乡野和山林气息的八岁小女孩，她那浓密的卷发和美丽的大眼睛“叫我快活”。于是我问她有几个兄弟姐妹，她回答：“我们是七个，/我们中两个住在康韦，/两个当水手，在海上航行，/还有两个躺进了坟地——/那是我姐姐和我哥哥。”我反复提醒：“既然坟堆里已睡下了一双，/那么还剩五个。”可小女孩就是不理睬，固执地反复回答：“我们是七个。”她分不清生死界限的那份朦胧，似乎使时间成了永恒，宇宙浑然一体，小女孩自己也融入到了绵延无限之中从而获得永恒普遍的力量。
在长诗《永生的信息》中，诗人直接将不朽的上帝与不朽的童心相提并论：“我们的诞生其实是入睡，是忘却：/与躯体同来的魂魄——生命的星辰，/原先在异域安歇，/此时从远方来临；/并未把前缘淡忘无余，/并非赤条条身无寸缕，/我们披祥云，来自上帝身边——/那本是我们的家园；/年幼时，天国的明辉闪耀在眼前；/当儿童渐渐成长，牢笼的阴影/便渐渐向他逼近，/然而那明辉，那流布明辉的光源，/他还能欣然望见；/少年时代，他每日由东向西，/也还能领悟造化的神奇，/幻异的光影依然/是他旅途的同伴；/及至长大成人，明辉便泯灭，/消溶于暗淡流光，平凡日月。”进而，诗人继续强调“婴儿时，天堂展开在我们身旁”。显然，在华兹华斯看来，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披祥云，来自上帝身边”，婴儿时，天堂就在我们身边。然而，随着“儿童渐渐成长”，是什么样的“牢笼的阴影”“便渐渐向他逼近”并进而使得“明辉便泯灭”呢？正如圣经里的隐喻一样，人类的孩提时代是伊甸园时代，儿时的人类不知善恶之分，生存在纯粹的自然之中，与之相伴的是山川虫鱼鸟兽，换言之，免于物质社会的浸染。随着人类的成长，人开始产生了物性的欲望，也正因如此，夏娃才受到了魔王撒旦的引诱，从而走上了歧途。显然，华兹华斯在提醒人们是人类现代工业文明泯灭了人类原有的纯真与自然，成人应从儿童那里得到启示，不要被社会生活变得老于世故，应留一份纯真和一颗敏于感受自然的心。华兹华斯把拯救人类灵魂的希望寄寓于儿童，就是因为儿童具有类似自然的纯洁的心灵。
在诗人看来，这外表柔弱的婴孩刚刚来自幸福的天堂，儿童离天堂也不远，他们仍然处在那生命之始天赐的幸福中，依旧保有天然的禀赋，能直接领悟上帝那永恒而神圣的奥秘。因而童贞里有不朽的征兆，从婴孩那纯真的脸上，可以看到上帝的荣光就蕴涵在其中，而成人只能看到它的一步步消失，“化成了平常日子的暗淡白光”。华兹华斯对儿童的独特理解和阐释，被赋予了神圣的宗教情感。在华兹华斯看来，成年人要找到幸福和价值依托，就必须具有童心，“童年乃成人之父”这一看似有悖常理的命题，实质上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神性价值的追求，但这种神性价值并不存在于外在的上帝中，而是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中，只要人们始终怀有童心，心存本真之心，上帝就一定会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心中，这才是人们获得永久幸福的根本保证。
在人类文学史上，歌颂自然风景的诗歌作品比比皆是，而只有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把外在自然的神性和人的内在自然之本真完美地结合起来，把自然美和人性美结合起来，并将两种美统一于自然界的和谐。一方面，自然界因为人的真、善、美而更富灵性；另一方面，人本身就浸润在自然的无限神性中，从生机盎然的自然万物中感悟到造物主不朽的智慧。华兹华斯的诗歌作品是集自然美与人性美、智慧美与和谐美之大成者。在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中，无论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无论人或自然，都互相联系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自然是连接神性与人性的桥梁。华兹华斯强调大自然与心灵的交融，着力表现自然景色对内心世界的感染与影响，把大自然视作美、生命和理想境界的象征，从中获得创作灵感并感悟人生真谛、透视生活本质，人性、自然、神性在诗人无边的爱心和敏锐的顿悟里达到了和谐统一。我国著名学者苏文菁在其《华兹华斯诗学》里的观点也许是对华兹华斯诗歌主题的最佳总结：“华兹华斯的自然观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自然是人性、理性、神性的结合体，实际上这‘三位一体’也是人的最高属性。人是感性的、有血有肉的人，人也是富于理性与智慧的人，人更是有信仰、有爱有义务的人。完美的人就是这三者的统一体。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要么偏执于理性，要么沉浸于感性，忘记了人类自身的义务与信仰，于是人迷路了。华兹华斯指出，只有大自然还保有这三种属性，人要重获完美的人格，必须重返大自然。人类重返大自然的中介是儿童。”所以，“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既是精神的体系，又是现实的存在”，“是一种力图从精神方面、从人类心灵方面拯救人类的观点”。
二、华兹华斯的神性自然观
精神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西方精神史中的重要问题，任何时代都对这个问题有所反映，但是，不同时代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着截然不同的答案。在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他们并没有把人生与自然完全分开，对自然的反映即是对人自身的反映。
例如，赫西俄德的《神谱》既歌颂了众神的诞生，同时也是对自然本身的歌颂。随着人类对自身智慧的过分自信，人类就越来越与自然相疏远。在中世纪，唯有上帝是最真实的存在；到了莎士比亚，哈姆莱特高唱：人是“万物的主宰，宇宙的灵长！”这种上帝理念的绝对化导致了人在宇宙中地位的急剧膨胀，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观念的严重脱离，使西方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卢梭是西方现代社会第一个意识到人与自然关系严重脱节的伟大思想家，他强烈地批判现代社会只注重科学和理性却忽视了人类最基本的人性的严重错误，从而导致了人类德性的堕落，由此，他发出了“返回自然的”第一声呐喊。同时，卢梭精神世界中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使他从圣洁的大自然中发现了上帝的存在：“这个有思维和能力的存在，这个能自行活动的存在，这个推动宇宙和万物的存在，不管它是谁，我都称它为上帝。”上帝无处不在，世界万物都是由他所创造，他也蕴涵在世界万物之中。这种万物有灵论的泛神论观点是西方上帝观念的一次质的变化，是卢梭在上帝被推下神坛后为失去信仰的西方人寻找的一块精神栖息地。华兹华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精神背景下去寻求精神与自然的交融的，他可以说是卢梭在英国的真正传人，但是，华兹华斯在与自然沟通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要比卢梭前进一步。
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山水并不是单纯的物质对象，是人、上帝与自然的同化，是充满神性和灵性的。我国学者王佐良对华兹华斯诗歌的泛神论有较深的感受，他认为，华兹华斯的诗歌已不属于一般的山水诗范围，“其主旨似乎是，自然界最平凡最卑微的事物都有灵魂，而且它们是同整个宇宙的大灵魂合而为一的。就诗人自己来说，同自然的接触，不仅能使他从人世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使他纯洁、恬静，使他逐渐看清事物的内在生命，而且使他成为一个更善良、更富于同情心的人”。王佐良的这一论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华兹华斯把自然中的一切存在包括最平凡最卑微的事物都看成是有灵魂的，而且它们的灵魂与整个宇宙的大灵魂融为一体。自然被诗人赋予了神性的光晕而不再是客观的自然，诗人通过诗来表达内心对自然的虔敬，描绘他直观与顿悟到的神性自然。
在《自然景物的影响》（Inf luence of N atural Objects）中，诗人将大自然的神性与宇宙大灵魂融合在一起，并称其为“宇宙精神”：“无所不在的宇宙精神和智慧，/你是博大的灵魂、永生的思想！/是你让千形万象有了生命，/是你让他们生生不息地运转！”华兹华斯对自然中体现的宇宙精神怀着无比虔敬的心情，他甚至把它与基督教的上帝相提并论。不过，华兹华斯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有本质的差异，华兹华斯是基于泛神论的立场来理解上帝的，因而，他的上帝并不是基督教那种远离人世的、冷漠、抽象的彼岸世界的上帝。同时，华兹华斯的上帝观是个人体验的产物，他在与自然的情感交流中不由自主地把个人的精神与宇宙精神相互交融在一起，而这种宇宙精神本身在华兹华斯的观念里是和传统的基督教上帝重合在一起的。尽管基督教的上帝被启蒙运动的理性所'毁，但华兹华斯却在自然中重新发现了上帝的存在，他体现在所有的存在物中。华兹华斯的自然体验使他将超出经验世界之外的绝对价值引入自然界中，使自然万物充满着神性的辉映，自然或卑微之物在上帝的神光普照下而拥有了神圣性。华兹华斯的很多诗歌在描绘了自然景物之后，总是将对象提升到神圣的境界。如《致杜鹃》（To The Cuckoo）在描绘了杜鹃鸟的声音及由此勾起诗人对自己童年的回忆后，诗人写道：“赐福的鸟儿！是你的音乐/使我们这片天下/化为奇幻的仙灵境界/正宜于给你住家。”这仙灵境界既是鸟的神圣居所，同时也是诗人精神的永恒栖息地。在《水仙》中，诗人受到突然出现的一大片欢舞的水仙花的感染，从而触动诗人的心灵。在诗的最后一段，这一景象与天堂联系在一起：“这水仙常在我眼前闪现，/把孤寂的我带进了天堂。”此外，虽然有很多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并未直接描写“宇宙精神”，也没有在最后将对象提升至神灵与天国境界，然而，我们同样能感觉到神性的氛围。如《阳春三月》（W ritten in M arch）里“四十头牛儿吃草一个样”，使人感到一种神性的涅槃，因而，在华兹华斯那里，自然永远是人类心灵的伊甸园。同样，在《廷腾寺》（L 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中，诗人也表现了自己对大自然的神性依恋。在阔别怀河美景五年后，诗人故地重游，对景抒怀：“多少次，/在精神上我转向你，/啊，树影婆娑的怀河！”怀河美景不仅在往日的岁月里慰藉了诗人的心灵，给了诗人以精神的寄托，甚至在未来的日子里，诗人也从这美景中吸取“将来岁月的生命和粮食”。
华兹华斯之所以把自然看成自己的“生命与粮食”，乃是由于他真正地在思想上实现了精神与自然的交融。华兹华斯在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重大社会事件中，清醒地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疏离给人类生存造成的严重危机，使人类失去传统信仰和伦理价值依靠。于是，他背时而动，在人们普遍追求功利和贪婪掠夺自然的时候，他隐居湖区，企求在大自然中寻找人类生存的意义根基。华兹华斯在《转折》（The Tables Turned）中，号召人们超越认识和书本，而直接用心灵去感受：
啃书本——无穷无尽的忧烦；
听红雀唱得多美！
到林间来听吧，我敢断言：
这歌声饱含智慧。
唱得多畅快，这小小画眉！
听起来不同凡响；
来吧，来瞻仰万象的光辉，
让自然做你的师长。
自然的宝藏丰饶齐备，
能裨益心灵、脑力——
生命力散发出天然的智慧，
欢愉显示出真理。
春天树林的律动，胜过
一切圣贤的教导，
它能指引你识别善恶，
点拨你做人之道。
诗人一开始就劝告朋友放下书本（quit your books）、奔向自然，“到林间来听吧，这歌声饱含智慧”；接着强调“自然的宝藏能裨益心灵、脑力”，同时还能“指引你识别善恶，点拨你做人之道”。整首诗表面上是以作者友人为对象，而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学界、知识界的号召。在诗人看来，大自然本身就是一首最美好的诗歌，它不仅能够唤起人的激情，而且还能赐予人们智慧和力量，人只有在自然环境中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纯洁的心灵，与束缚自由、压迫个性的工业社会分庭抗礼。诗歌第四节“……Come forth into the light of things，/Let Nature be your Teacher”可谓全诗主题所在，大自然富于灵性和智慧之光，让我们走出阴暗的书斋，进入光明的世界，接受大自然的恩赐。全诗字里行间处处埋伏着理性与非理性、书斋与自然的强烈对比。按传统观念，智慧与真理只能是闭门苦读的结果，而华兹华斯则以其独特的浪漫主义情怀给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全新的解释，主张从自然的领悟中学习；而breathe一词则说明大自然赋予的智慧与真理犹如宜人的清风，毫无令人窒息的感觉，突出了自然之灵性对人性美好影响的生态思想。
华兹华斯的很多作品都将自然景物提升到神灵境界，赋予自然神性的光晕，从而使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客观的自然。华兹华斯认为：“自然界最平凡最卑微之物都有灵魂，而且它们是同整个宇宙的大灵魂合为一体的。”小小的云雀也能“倾泻出对那至高无上的主宰的颂赞”。《致云雀》（To a Sky-lark）：
带我飞上去！带我上云端！
云雀呵！你的歌高昂强劲；
带我飞上去！带我上云端！
你唱啊唱啊，周围远近
天宇和云霓都悠然回响；
带着我飞升，领我去寻访
你那称心如意的仙乡！
我辛苦跋涉于旷野穷荒，
到如今已经神疲意倦；
此刻我若有仙灵的翅膀，
我就会凌空飞到你身边。
你的歌饱含神圣的欣喜，
周围的气氛是狂欢极乐；
带着我飞升，高入云霓，
到你的天国华筵上做客！
这里的自然，是充满了人性的自然，是弥漫着神性的自然，“云雀”的歌声“高昂强劲”，带给我欣喜，消除我疲劳；“云雀”的世界自由自在，“称心如意”，是“天国”，是“仙乡”。在诗人眼里，自然是有感情、有灵性的，自然可以陶冶心灵、提升道德，可以恢复人类完美的人性。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目光超越一切湖光山色、花鸟鱼虫，直接摄取大自然所蕴涵的“宇宙精神”，并将人的思想感情与它紧密地联系起来，使自然景物既渗透着神性又体现着鲜明的人性色彩。1793年8月，23岁的华玆华斯曾独自徒步旅行，到英格兰西布茅斯郡（Mon-mouthshire）游历了风景秀丽的怀河（the Wye）河谷和古老的廷腾寺（Tintern Abbey），创作出《廷腾寺》。请看其中诗句：“这里的清流，以内河的喁喁低语/从山泉奔注而下。我再次看到/两岸高峻峥嵘的伟崖峭壁，/把地面景物连接于静穆的天穹，/给这片遗世独立的风光，增添了/更为深远的遗世独立的意味/……”这里诗人用洗练的文笔和朴素的风格生动展示了廷腾寺的自然风景，并用清晰而又传神的诗句表达了自己起伏不定的心情。从诗歌的第22行到49行，诗人似乎认为最理想的心理状态应是达到物我交融，与大自然完全和谐一致。在这种平静的心绪中，人世上许多阴暗而不可理解的事物在我们的心灵上的沉重负担得以减轻；高尚的感情引导着我们，我们几乎暂时忘掉了自己血液的流动、肉体的存在，而变成纯粹的精神；我们坚信万物和谐而充满了欢乐，于是以平静的眼光观察、洞见事物的本质。请看其中：“……当我孤栖于斗室，/困于城市的喧嚣，倦怠的时刻，/这些鲜明的影像便翩然而来，/在我的血脉中，在我的心房里，唤起/甜美的激动；使我纯真的性灵/得到安恬的康复；……”在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中，无论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无论人或自然，都互相联系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自然是连接神性与人性的桥梁。在《劝导与回答》（Expostulation and Reply）中，华兹华斯这样回答友人提出的“为什么，威廉，在这块石头上/你坐了整整半天工夫/孤零零一个，把大好时光/在沉思幻想中虚度”：
……
同时，我相信：宇宙的威灵
也会留痕于我们心底，
我们唯有明智地受领，
用它来滋养心力。
我们置身于宇宙万物里，
它们都说个不休，
对我们难道就没有教益？
又何需苦苦寻求？
那就别问我：为什么这样
坐在石头上，俨如
与万物交谈，把大好时光
在沉思幻想中虚度。”
华兹华斯强调大自然与心灵的交融，着力表现自然景色对内心世界的感染与影响，把大自然视作“美”、“生命”和“理想境界”的象征。“与万物交谈”，“宇宙的威灵也会留痕于我们心底”，从中获得创作灵感并感悟人生真谛、透视生活本质。人性、自然、神性在诗人无边的爱心和敏锐的顿悟里达到了和谐统一。
华兹华斯的神性自然观根植于基督教传统和他那泛神论思想。基督教认为，自然与人类都同样是上帝的创造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对应的；泛神论思想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认为，上帝的灵光体现在他的每一种创造物上，而每一种创造物都与上帝一样具有神性，并同时相互依存。因此，人不仅要像基督教教导的那样爱自己的同类，而且更要爱世界上所有的生灵，甚至包括非生灵的泥土和瓦块。在《序曲》第一卷，诗人写道：“宇宙的智慧与精神！/你是灵魂，/是超越时间、万世永存的思想，/你将生命与永恒的运动赋予/景物或眼中的形状……”可见，华兹华斯充满着对大自然的崇拜，并把自然视为圣灵存在的最高艺术体现。华兹华斯所要探求的是这种自然界与人类的意识相互依存或者是两者构成的“对应”的力量。对于华兹华斯来说，上帝的灵魂不在天国，而在大自然中，大自然无处不有上帝的精神存在，而人的灵魂又是依存于自然界的，所以，自然就成了上帝与人类的纽带，不仅具有神性，同时也兼具人性与理性。华兹华斯从有限的自然现象中体验到了大自然的无限本质，即他所说的“宇宙精神”，这种体悟完全是华兹华斯个体心灵与上帝的神性交流，是完全出自他个人的心理体验。而强调以个人体验为宗教信仰基础的正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独特的宗教情感。华兹华斯以其深厚的诗性智慧为现代人创造了一种新型信仰模式，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丰富多样的大自然中去感受神性的光辉。
三、华兹华斯的理性自然观
著名英国利物浦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姜奈生·贝特认为，华兹华斯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生态系统的重视和从生态系统利益的视角评价事物。他写道：“华兹华斯绝对不是一个反动诗人，他的政治观根基于‘绿色’，他是我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生态诗人。”他还强调说：“华兹华斯诗歌里对自然神圣性的尊重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生态伦理’（an ecological ethic），在价值标准严重迷失的今天一定要加以重新肯定。”“华兹华斯是个严肃而又有道德感的诗人。他在寻求新的存在的理由，他在考虑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新的关系，在考虑一种新的秩序的依据。华兹华斯把自然神圣化，把上帝的属性转移到自然中来，并将之视为一个有机体，正是这种寻找新的存在理由的结果。”华兹华斯认为，自然与人同是上帝的创造物，是一个整体的不同表现，同是宇宙的组成部分，既然如此，要关心人的生存就必须关心与之共存的自然，当然“爱自然”就自然“通向爱人类”。华兹华斯的诗歌主题表面上是描写自然、歌颂自然的情感表达，实际上是关于人以及人的生存的理性思考。
请看其《责任颂》（Ode to Duty）中的诗句：“‘上帝之声’的严峻的女儿！/‘责任’呵！你是否喜爱这称号？/你是指路的明灯，你又是/防范或惩罚过错的荆条！/当‘恐怖’虚声恫吓，幸有你/律令威严，伸张了正义；/你叫人摆脱了浮华的引诱，/叫世间昧昧众生终止无谓的争斗！/……”这首诗里，华兹华斯强调了人对自然的责任，指出“纷杂的欲望已成为负担”，人类不能靠欲望和希望指引自己，“责任”才是“指路的明灯”、“防范或惩罚过错的荆条”；也只有责任“威严的律令”才能“伸张了正义”、“叫人摆脱了浮华的引诱”。在《早春命笔》（L ines W ritten in Early Sp ring）中，诗人一边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好，“丛林里，我斜倚一树而坐，/听到千百种乐音交响”；同时面对资本主义商业发展致使人类无视自然、破坏自然的现状，心中又涌现出不尽的“怅惘”，“不禁悲从中来，想到/人怎样作践自己”。叙事诗《鹿跳泉》（H art-Leap Well）中这样感叹：“再没有狗儿、羊儿、马儿或小牛/到石潭边上来，用泉水润润嘴唇；/常常，半夜里，当万物都已睡熟，/泉水发出悲悲切切的呻吟。/……”这里诗人叙述了贵族为了自己的享乐纵情猎杀野生动物、肆意破坏自然并以征服自然为荣、以征服自然为乐的故事。诗人警告后人物欲膨胀不仅伤害了自然，也伤害了人自身；肆意改造自然带来的只能是可怕的灾难，无情的时间会把人造的艺术景观变成废墟，生态的美丽与平衡将不复存在。鹿跳泉一带变成了最荒凉的地方，白杨树死气沉沉，“泉水发出悲悲切切的呻吟”，再没有狗、羊、马等小动物来这里饮水润唇。
面对资本主义商业发展带来的人性异化，华兹华斯特别提出了“简朴地过活”，提醒那些为欲望所累的人们，“虽然很幸运、很富有，心中却不快，脚步却沉重”。在一首《无题》诗中，他写道：这尘世拖累我们可真够厉害：/得失盈亏，耗尽了毕生精力；/对我们享有的自然界所知无几；/为了卑污的利禄，把心灵出卖！在《这个世界令人难以容忍》（The World Is Too Much W ith Us）中，华兹华斯明确指出英国社会已经腐败不堪，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人们在冷若冰霜的商品原则面前变得贪得无厌、唯利是图。他这样写道：“这个世界令人难以容忍；近来和未来，/我们追求钱财，挥霍无度，耗尽精力；/我们的世界与大自然格格不入，/我们丧失了自己的良心，卑鄙的实惠！”华氏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物质的需要都应限制在生态系统可以承载的限度内，人类应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少一些欲望，多一份纯真。面对“世风日下”，人们再没有“内心的安恬”，整个英国成了“死水污地”，诗人写下了《伦敦，一八零二》，呼吁“弥尔顿！今天，你应该活在世上”，“回来吧，快来把我们扶持，/给我们良风，美德，自由，力量”。《露西组诗》（Lucy Poems，1799）里描述的那个摆脱了尘世纷扰、摒弃了社会赞许需要的纯自然的女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这首诗表现的不仅仅是入世和出世这类人生选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融入自然、如何顺应自然规律、如何化解人类对生态危机的恐惧进而追求一种超越物质和世俗的更简单、更诗意的生存方式的含义。正因为如此，克洛泊尔才把这首诗看成是所有浪漫生态诗的“根”，并声称它的精神“在整个浪漫诗歌中回响”。
华兹华斯时刻实践其“他是人性的最坚强的保卫者，是支持者和维护者，他所到之处都播下情谊和爱”的诗学宣言，把道德、责任放在诗歌创作首位。华兹华斯在谈到诗与道德伦理的关系时这样写道：“这些热情、思想和感觉到底与什么相联系呢？无疑的，它们与我们伦理上的情操、生理上的感觉，以及激起这些东西的事物；它们与元素的运行、宇宙的现象相联系；它们与风暴、阳光、四季的轮换、冷热、丧亡亲友、伤害和愤懑、感德和希望、恐惧和悲痛相联系。”可以看出诗人作诗不仅仅是要表现个人的热情与思想，他的热情与思想应该是整个时代的、社会的。当然，这里华兹华斯并不只是在探讨诗歌的本质，也不是在强调他的诗作都来源于其生活的时代和社会，他把“伦理上的情操、生理上的感觉，以及激起这些东西的事物”放在诗歌创作的首位，彻底说明了华兹华斯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诗人，他的诗作不仅承载着诗人追求回归自然、诗意生存的浪漫情怀，更是彰显了人类早期关注人类自身生存良性发展的生态智慧。
华玆华斯不止一次地表达对当时的喧嚣人寰的焦虑与不安。1808年，他在写给友人乔治·彼沃蒙特（Sir George Beaumont）的信中把自己视为教师，他觉得事实上每位伟大的诗人都应该首先是一位教师，诗魂亦师魂，并清楚地看到人们“正在堕落”，批评“人们的庸庸碌碌和盲目奔波的生活”，他要帮助人们“创造一种……审美观”，教给他们“艺术性鉴赏力”，使他们变得“更有智慧、更好”。他有时甚至像是在呼喊：“你们啊，再聪明一些！”（Lines Left upon a Seat in a Yew-tree，55行）体现了难以言喻的文学使命感，表现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捍卫纯洁人性、追求诗意生存的强烈责任感。因此，华兹华斯期待的诗意生存应该是宁静和谐的生态与平静恬淡的心态，没有喧嚣、没有浮躁，更没有无穷尽的贪欲，有的是阳光、绿草、溪流、鸟鸣，更有平静而又忙碌的农夫、专注吃草的牛群，“耕田郎阵阵吆喝/山中有欢愉/泉中有生趣/云朵轻飏/碧空晴朗”（《阳春三月》）。
“无论大自然，还是心灵，再还是人类，其作用只不过体现诗人欲依赖自己的资源改进民众素质之愿望，也就是把他们变得更温和、更沉稳、更有同情心、更富于诗意想象力，也因为拥有这些品质而表现出更多的尊严。”以华兹华斯等为代表的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视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美好的，反对压抑和约束，自然与人的关系应是自觉、平等与和谐的，自然是人类的哺育者，也是人类的良师益友和导师，人和自然不但有物质上的联系，更有精神上的关系，浪漫主义诗歌的自由观念和生命意识在“自然”的境界里找到了终极归宿。不过，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会更加感到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在追求回归自然的进程中，其深层不但蕴涵了释放人的非理性内容的潜在欲望，而且更是处处体现着诗人们对人的处境及命运与前途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深层伦理标准的思考，它吻合了当今生态危机时代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价值标准，吻合了生态批评的理论内涵：人类应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认识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和责任。华兹华斯是一位真正自觉的大自然的歌手，但他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停留在表面上歌颂自然景物的自然诗人。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自然万物的极端热爱，这种热爱包含着对遭到工业文明侵袭的自然景物的深切同情、怜悯和尊重，显示了他对良性生态建构的极大关注，对国家、社会健康发展的高度责任感和他对人性异化带来的欲望膨胀、诗意生存萎缩的忧虑与批判。
总之，华兹华斯对自然的热爱绝不同于一般流连于山水风情的世俗文人，他笔下的自然是神性的、是人性的本真状态，同时，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严肃的思考，其中涉及人与自然的信仰关系、价值关系、道德关系、审美关系等。一方面，人通过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通过对自然万物所包含的神性的感悟，通过与自然感官上的直接对话与交流，实现灵魂的净化和人性的复归，使人摆脱工业文明和科学理性对灵魂的压抑和扭曲，回归到原初自然本真状态，恢复人的童心与淳朴，恢复人的睿智与敏感，恢复原有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另一方面，自然在经过了人对它信仰和态度的转变，可以避免因人类的狂妄和无知所带来的厄运，更加充分地展现自然所固有的温和与包容、丰富与和谐，更加充分体现造物主的智慧和自然的灵性，从而给人以精神上的启发和慰藉。华兹华斯等浪漫派诗人以其诗人的敏感和文学家的道德认识到革命的暴力无济于事，人类社会的进步依靠的不是法国暴力革命式的政治手段，更不是英国工业革命式的经济手段，而是重建人类审美价值体系的精神手段。这种终极审美价值体系正是来源于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自然，即自在的自然与人性的自然的统一。只有当人类认识到这一点并为之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全部想象力和情感的时候，才能享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才能体会到这一精神家园的真正价值和实现人类的终极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