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又一位杰出诗人，有人甚至认为他是最具有艺术气质的诗人，勃兰兑斯称他是“英国自然主义最芬芳的花朵”。济慈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对自然形象的选取与英国浪漫主义前期“湖畔派”诗人有明显的区别，同时与拜伦和雪莱也不尽相同。贯穿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济慈诗歌研究的主要观点是对济慈诗歌中唯美主义美学观和艺术观的肯定。批评家们认为济慈不关心现实世界、不关心社会和政治，对济慈诗歌中的现世性、政治性和人文关怀基本上持否定态度。20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济慈诗歌研究的重心也从过去的审美转向了历史。1979年，杰罗姆·麦克甘（Jerome J。McGann）发表了《济慈与文学批评中的历史方法》（Keats and H is-torical Method in L iterary Criticism），从历史的观点出发肯定了政治、历史、社会等因素对济慈诗歌的影响。不过，虽然与新批评所倡导的诗歌内部的审美研究相比，新历史主义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济慈诗歌的政治性确实是一大进步，但是，如果仅把目光聚焦在济慈诗歌的政治倾向上而忽略诗歌中自然因素及其深刻内涵，那同样是失之偏颇的。从生态伦理批评视角来关注济慈作品，我们会发现济慈诗歌的审美是一种至高的生态伦理审美，济慈诗歌的政治倾向包含着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对真、善、美诗歌的艺术追求与和谐精神生态的向往。
一、济慈诗歌的生态关注
约翰·济慈生活在英国19世纪早期，用著名英国批评家威廉·哈德逊（William Henry Hudson）的话说，“从1795到1821年，济慈的生命尽管短暂，却经历了近代欧洲发展史上一段富于伟大思想且有些悲天悯人的时期”。从1816年发表其第一部诗集《恩底弥翁》（Endymion，1818），到最后去世，济慈的创作生涯只有短短的六年，然而由于时代和个人等多种因素，济慈诗歌呈现出卓越的社会关怀、自由情怀和艺术魅力。可以说，如果仅从表层上研究济慈诗歌的审美和政治趋向而忽略其内在的关注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的精神的话，那就如同我们研究华兹华斯只看到其歌颂自然景物、流连于山山水水而忽略其对人性异化、对人类良性生态受到威胁的忧思一样。综观济慈的生活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是个人生活的悲苦和时代危机的现实促成了济慈诗歌的生态关注。
济慈1795年生于伦敦一个马厩主家里，1804年父亲坠马身亡，1810年母亲因生活所迫出逃流亡在外回来又因病离开人世，1818年，他的小弟弟托马斯病死，而年轻的济慈在照料弟弟的过程中也不幸染上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病，从此，他遭受着病痛折磨和家境贫寒的双重负担。济慈的爱情也是苦涩的。他曾经对乔治亚娜情有独钟，但是，家庭的变故让他对现实抱有强烈的戒心，过于强调精神恋爱使得他与乔治亚娜擦肩而过。后来，济慈对布劳恩的爱情虽然非常强烈，但他脆弱、敏感、多疑的性格以及他每况愈下的身体注定了又一次爱情悲剧。同时，作为诗人的济慈，在1816年发表了第一首长诗《恩底弥翁》后获得的不是批评家的赞誉，而是社会各界保守势力对他作品中表达的民主思想的冷嘲热讽和恶意攻击。对济慈来说，生活是痛苦的，命运是残酷的，但是他并没有被厄运所压垮。他在给赫西的信中说，天才诗人不能靠法律和教条来抚养，只能靠自身的感觉和留意成熟起来，达到一种自我拯救。贫困和疾病造成了他命运的悲惨，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也同时培养了济慈异常敏锐的感觉，致使他的听觉、视觉和味觉都非常发达。勃兰兑斯总结说：“对于音乐，他有一对音乐家的耳朵；对于光和色彩的变化，他有一双画家的眼睛。而且，他长于描述一切不同种类的声音、气息、味道和触觉，在这方面，他拥有一个会使任何最伟大的诗人都感到嫉妒的丰富多彩的语言宝库。”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贫困和疾病阻止了济慈在现实世界里创造他生命的价值，但也是它们成就了他在艺术的殿堂里的辉煌。他的人生不幸造就的丰富、敏感的艺术感觉驱使着他在自然中捕捉万物各种细微的生命现象，来体现他那现实苦难与理想世界的断裂。《蝈蝈和蟋蟀》中的蝈蝈、蟋蟀，《秋颂》中的蜜蜂、忽起忽落的小虫、呼哨的知更鸟、呢喃的燕子以及《夜莺颂》中的夜莺，与彭斯的“小田鼠”、布莱克的“病玫瑰”和柯勒律治的“信天翁”等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诗人们均表达了对工业社会下人类对大自然的强势掠夺，对处于被动地位的自然万物的同情和无奈。不同的是济慈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象征自己虚弱多病的身体在面对自然的千变万化时的脆弱。由此，笔者认为济慈笔下的这些弱小生命具有双重含义。这双重含义也许在《今晚我为什么大笑》（W hy did I laugh tonight）中给予了更直接的表白：
说吧，我为什么大笑？啊致命的苦痛！
啊黑暗！黑暗！纵然徒劳我也要呜咽着
问遍苍天冥府和我自己的心灵。
我为什么大笑？我知道这躯体中孕育的
幻想遍布天国的每一个角落；
但我却愿在今晚悄然离开尘世，
现实的华盖已被扯得又碎又破。
这里，诗人自己身体状况的痛苦不言而喻，同时，诗人对现实的极度失望和无奈也跃然纸上。
对自然的关注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学传统，济慈对自然的偏爱不仅来自于他个人的生活苦难，而且与他生活时代的生态危机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转向不只简单地是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政治危机的爆发源于生态危机，反过来又会加剧生态危机。在《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1760—1830年间的英国文学及其背景》（Romantics，Rebels and Reaction-aries：English L 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 1760—1830）一书中，玛里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印证了生态的失衡给英国造成的灾难性社会后果：“1815年至1819年，英国动荡不安，严重的暴力大概比法国大革命期间任何时期更有一触即发之势。”同时，通过翔实的例证，她认为把在此间写下的最著名的诗作，“说成在相当程度上逃避现实是有误导性的”。同时，历史学家、自然学家也都证实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全球气候的异常，1816年甚至被称为是欧洲历史上“没有夏天的一年”（the year without a summer）。在这样一个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共存的多变时代，诗人济慈的作品自然就带上了关注生态、关注社会伦理的现实性特征。《夜莺颂》的开头这样写道：
我的心头压着沉重的悲哀，痛苦的麻木
注入了全身，就像饮过毒汁，
又把满满的一杯麻醉剂仰首吞服，
于是向着列斯的忘川河下沉：
这并不是因为我羡慕你那幸福的好运，
而是你的快乐使我太欣喜，——
你呀，轻翼的森林之仙，
在满长绿荫、
音调优美、阴影无数的山毛榉，
正引吭欢歌，尽情地赞颂着夏季。
诗人一开始就向我们描述了夜莺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与断裂。诗歌中的“我”的处境与夜莺（“你”）欢快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我的心头压着沉重的悲哀”，反衬了“你”的“欢欣”；“你那幸福的好运”更加突显了“我”的痛苦；“你”是“轻翼的森林之仙”，自由飘飞于绿色丛林，而“我”则陷于人生的迷雾，“向着列斯的忘川河下沉”；“你”已经在歌唱着温暖的夏天，而“我”却还在寒意料峭的春日。这两个对立而又难以调和的世界深深地隐埋在“我的沉重的悲哀”的“aches”一词中，并贯穿全诗的始终。“aches”一词多义，可指“痛苦”，又指“渴望”。诗人一方面用之指代这个现实世界给他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又用之来象征对夜莺所在的那个理想世界的“渴望”。现实的世界越是痛不欲生，对理想的世界就越是渴望至极；反之，在“渴望”与“痛苦”之间，诗人就像在饮鸩止渴：“饮过毒汁，又把满满的一杯麻醉剂仰首吞服”。饮鸩不能止渴，吞服鸦片也不能根治痛苦，这无疑暗示着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矛盾对立的无奈。诗人就在这两个世界的撕扯挤压中忧心如焚，因此他渴望饮“一口葡萄的佳酿”，因为“只要一尝便想起了花神和绿野的风光，/还有阳光下村民的欢乐/颂歌和舞蹈”。为什么诗人要借助饮酒？为何要用“想起”二字？春天的世界难道不是春意盎然、阳光明媚、春花烂漫、生机无限吗？鲜花、阳光、春日、杏花吹满头、载歌载舞的场景为什么只能靠酒来“想起”呢？这是不是暗示了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那为什么现实生活中会缺少这些在我们看来非常平凡的事物呢？当这些习以为常、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都散失掉的时候，我们才会倍感珍惜，才会觉得它们的真正价值。而当这些东西都真正失去的时候，生态平衡的破坏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花神和绿野的风光”只能在记忆里寻找了。“绿色”是生命的颜色，没有了绿色也就没有了生命。而“阳光”也是万物生长之必需，对人来说，需要阳光的温暖；对植物来说，需要阳光的滋养；没有了阳光，怎么能见到“花神”？没有了“绿色”、“阳光”和“花神”，怎么会有村民的舞蹈、生命的欢歌？这里最明显地暗示了一个缺乏阳光与绿色的世界，这是一个生态严重遭到破坏的世界，这也许正是对1816—1818年正在经历着严重生态危机的欧洲的影射。面对“这里人们呆坐，听着彼此的悲叹怨嗟；/瘫痪的老人只有几根残存的白发在摇晃，/年轻人变得苍白，消瘦，夭折”的现实，诗人不禁发出“去吧！去吧！我要和你一同飞去”的呐喊，梦想着没有死亡和黑暗、只有永生和歌声的夜莺世界：“不朽的鸟呀，你将与世长存！/苦难的人们相继消逝，你的歌声依然。”然而，随着夜莺歌声的逐渐消逝，诗人又从美好的幻境回到了痛苦的现实当中。可是，他却对自己刚才经历的心理变化感到十分惊讶和困惑：“那究竟是幻觉，还是一场觉醒的梦？夜莺的歌声已经消逝：我是醒着还是睡着？”
二、济慈诗歌的生态理想
如果说济慈对生态危机的关注隐含在诗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断裂中的话，那么，济慈对于生态和谐的期盼与颂扬则是直接地表达在他的诗歌里。无论是《颂诗》（Ode）里“你们坐在极乐世界的草地上谈笑，/草地上只有狩猎女神的小鹿啃着青草；/你们与天庭的树木窃窃私语，/多么优雅自在，多么无拘无束”，还是《幻想》（Fancy）中“尽管严霜相逼，她仍会带给大地/已经失去的美丽；/她会一起带给你/夏日所有的欢娱；/她会从露湿的草地，多刺的树枝上/带给你五月的蓓蕾和花朵的芬芳；/她会静静地/神秘地偷出/所有堆积如山的秋令的财富”，无不张扬着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态和谐的期盼。“草地”、“小鹿”、“花朵”这些象征着自然、纯洁和美好的自然之物无数次地出现在济慈诗歌中，这难道不说明诗人渴望着远离工业文明污染的田园宁静生活吗？而表现这种宁静、和谐境界的最佳作品当数诗人在1819年9月写下的《秋颂》：
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
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
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
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
使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
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
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
好塞进甜核；又为了蜜蜂
一次一次开放过迟的花朵，
使它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
因为夏季早填满它们的粘巢。
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
在田野里也可以把你找到，
你有时随意坐在打麦场上，
让发丝随着簸谷的风轻飘；
有时候，为罂粟花香所沉迷，
你卧倒在收割一半的田垄，
让镰刀歇在下一畦的花旁；
或者，像拾穗人越过小溪，
你昂首背着谷袋，投下倒影，
或者就在榨果架上坐几点钟，
你耐心瞧着徐徐滴下的酒浆。
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
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
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
以胭红抹上残梗散碎的田野，
这时啊，河流下的一群小飞虫
就同奏哀音，它们忽而飞高，
忽而下落，随着微风的起灭；
篱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园中
红胸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
而群羊在山圈里高声咩叫，
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
诗歌开头以各种果子为描写对象给我们展现了一幅悦目的农家丰收在即的秋景。“果实圆熟的秋”、“累累的珠球缀满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葫芦胀大”、“甜核”、“永远暖和”的日子，宁静、丰硕、富足的农家幸福在恬然的自然生态中展现。接着第二节写人，“伴着谷仓”，“背着谷袋”，“随意坐在打麦场上，/让发丝随着簸谷的风轻飘；/有时候，为罂粟花香所沉迷，/你卧倒在收割一半的田垄，/让镰刀歇在下一畦的花旁”。开仓、打麦、捡穗、运粮、在田垄边美美地打盹、看榨果架上徐徐滴下的酒浆。庄稼人秋收后的喜悦与幸福充溢在字里行间，还有什么比这种生活状态更悠闲自在、更让人神往呢？与《夜莺颂》里瘫痪、白发摇晃的老人，苍白、消瘦的年轻人形成了强烈对比。《夜莺颂》里是一幅现实与理想断裂的惨景，而《秋颂》则带给我们一幅生态和谐的美景。接着，诗人用“云”、“胭红”、“田野”描述了乡村傍晚美丽的秋景，又用“蟋蟀”、“知更鸟”、“群羊”、“燕子”的“歌唱”、“呼哨”、“咩叫”、“呢喃”带我们走进了一个美妙的秋的音乐世界，让幸福的人与这美好的景完全消融在一起。这就是诗人的生态观，一种万物诗意栖居的自然伦理观。济慈从秋写到春，又从春写到秋，有早晨和中午丰收的喜悦和迷醉，又有傍晚的悠闲与自在，从累累果实的葡萄架下到夕阳胭红涂抹的田野、老树、河流，人的精神经历了怎样一种清醒、一种摆脱所有尘世纷扰的解放！收割是人的最原始的行动之一，而收割的所得——特别是精神上的丰足则是人的文化能有的最高成就。那么，诗人济慈又是怎样如此快地实现了从现实冰冷的《夜莺颂》到和谐自然的《秋颂》的转变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诗人写信给友人的信中找到答案。1819年8月，济慈写给友人芳妮的信表达了他对生态环境正常化的欣喜：
连续两个月的好天气对我而言是最大的幸福——不再有冻红的鼻子，整天打冷战的身体，只有清新空气里的静心思考。拿一张干净的毛巾，打一盆净水，一天可把脸擦上十来遍，无需过多的锻炼，只需每天散步一英里。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因身体不够好，在距离海边这么近的地方住了两个月了还不能游泳。——不过，我还是非常陶醉于这种好天气的，它应该是我能够拥有的最大福气了。
可见，在济慈看来，人的幸福的最根本的东西应该是好的天气、纯净可洗可游的水和没有污染的锻炼环境。因此，贝特认为，《秋颂》不是一个逃避政权文化破裂的幻想，而是对人类文化如何在与自然联系并相互影响中发挥作用的深思。就济慈而言，他自身与所处的环境的关联以及与构成社会的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
在1819年9月19日写下《秋颂》两天后，济慈在给友人J。H。雷诺兹的信中，又一次阐述了天气与他写作该诗的紧密联系：
现在这季节太美了，特别是空气，虽然仍有些冷劲。真的是，不开玩笑，纯洁的天气，戴安娜般的天空，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喜欢这收割后的田野，它比春天那冷冷的绿色好多了。不知怎的，收割后的田野给人以温暖的感觉，就如同一些看上去给人温暖的绘画一样，这一点在周日的早晨散步时得到了最深切的体会，由此写下了这首诗。
这些话更加表明了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对体弱多病的诗人济慈。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与社会人文环境对人的影响一样举足轻重。1816年欧洲历史上“没有夏天的一年”（the year without a summer）当然带来的是饥寒交迫的残酷现实，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1818年，因此济慈《夜莺颂》里现实与理想断裂的不可调和便不难理解了；而1819年美丽夏日和随之而来的秋收的喜悦便成就了《秋颂》这一代表和谐生态的伟大诗篇。
济慈对自然的感悟是多层面的，他总是善于通过声音、色彩、触觉、时间等多种意象来表达对自然的多重情感，这或许也是他常被批评家们冠以唯美主义诗人的原因之一吧。首先，各种飞鸟和昆虫的声音在济慈那里就是自然界中最和谐、最美妙、永不停息的生命大合唱。蝈蝈和蟋蟀不分寒暑的吟唱、夜莺在黑暗中的高声歌唱、飞虫的哀音、知更鸟的呼哨、燕子的呢喃、尼罗河滚滚向前的声音和大海发出的永恒絮语等，汇成了一个理想中的生态和谐大世界。其次，诗人还善于通过大自然的颜色，尤其是绿色来表达自然中生命力的和谐与永恒。绿色在大自然中是一种春意盎然、充满生命力的色彩，在《蝈蝈和蟋蟀》中，诗人描述了自然中的树荫、草地、草叶、草丛、林莽、田野、晶亮的河以及与自然颜色融为一体的蝈蝈和蟋蟀身体的颜色，都是自然界的“绿色之邦”，它既蕴涵着无限的生机，又给人以安宁、平和与慰藉，从而给人以一种生生不息的永恒之感。《秋颂》中，麦田、谷穗和圆熟果实的明丽色彩同样赋予了一种生命的满足和慰藉之感。最后，济慈还善于通过敏锐的味觉来体现自然界的永恒魅力。《夜莺颂》中饮“一口葡萄的佳酿”，“只要一尝便想起了花神和绿野的风光，/还有阳光下村民的欢乐/颂歌和舞蹈”给读者留下了不尽的回味与思考，是怎样一种美酒只要尝一口就能让人忘记世间一切丑恶与忧伤而融进一个布满花神和绿野的世界？
总之，济慈正是怀着这种对自然的无限眷恋之情、热爱之情对大自然的神圣和美进行礼赞的，同时又将自己激越饱满的生命感悟诗意地抒发出来，从而使其诗歌闪现着生命的永恒光芒。
三、济慈诗歌本质的真善美
济慈诗歌艺术包含了真、善、美的丰富蕴涵。“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是济慈在《希腊古瓮颂》（Ode on A Grecian，1819）中对诗的本质的总结，是他著名的美学思想。济慈的这一美学理论既是他热爱自然的报偿，也是他生命的结晶，甚至可以说这是济慈用生命换来的诗歌果实。他在给范妮·布劳的信中曾经写道：“‘如果我死去’，我自言自语道：‘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不朽之作，没有什么可以让我的朋友为我感到骄傲的东西，但是我一向热爱一切事物中美的本质。要是我过去有充分的时间，我是会让后人记得我的。’当我身体健康，每一下脉搏都为你跳动的时候，这样的思想来得很微弱，而现在你可以与这位（我可以这样说吗？）‘崇高智者中的最后一位病夫’分享我的一切思想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天才诗人用短暂的生命焕发出来的生命的光芒。
济慈认为：“真实的事物指的是像日月星辰与莎士比亚的诗剧这样的存在对象；半真实的事物如爱情、云彩等，它们需要心灵的呵护方能获得完整的存在；而虚无的事物则需要由炽热的追求来赋予它们伟大与尊严。”为了表现这一美学思想，济慈通常把历史上的美丽传说或神奇而美丽的大自然与对现实生活的观点结合起来：“太阳，月亮和天真的羊群/长出披着绿荫的老树和新林；/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绿色王国里的水仙；/为自己备好凉荫用以御夏的淙淙清泉；/那密密的到处生长着的矮小的树林，/在它们中间麝香玫瑰开得多么喜人：/还有我们所能想象的伟大先哲；/命运的壮丽，我们所听到的一切/美妙动人的故事和传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好事物：/从天的边崖源源不断地涌向人间，/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琼浆的源泉。”（《恩底弥翁》）济慈的“真”和“美”时间上包容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空间上包容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并利用情感的交感使二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使之在深度上达到了探索人类精神的效果。
济慈诗歌本质“真”与“美”的实现与济慈“善”的价值观密不可分，“善”是其对社会伦理的根本认识。综观济慈诗歌，生态危机、生态和谐是其关注的主要内容；同时，追求自由、反对暴政也是他的诗歌精神。1814的《咏和平》（On Peace）这样写道：“啊，欧洲！决不能让握有权力的暴君祸首/再把你变成原来那暗无天日的旧欧洲；/让锁链就这样断裂，勇敢地说你已自由。”在1815年《李·亨特出狱之日而作》（Dedication。To Leigh H unt，Esq。）中，济慈又写道：“那又怎么样呢，为了向喜好阿谀奉承的政权/阐明真理，和蔼的亨特身陷囹圄，/但却犹如一只搜索长空的云雀，/欣喜自由地在他不朽的精神里翱翔盘旋。”如果说前者是对当时欧洲强权实力的控诉和批判，那么后者就是对自由民主精神的礼赞和向往。可见，济慈的“善”就是关注自然、关注人生、关注社会伦理，是建立其“真”与“美”的基础，也是“真”与“美”的最佳境界。换句话说，也就是只有在“善”这一充分展现人文关怀精神的基础上，济慈诗歌的美才具有了具象的呈现。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济慈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如同其他浪漫派诗人一样利用想象的力量将艺术与生活结合起来，这就使得济慈的诗歌艺术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与思考紧密相连，并且暗喻了对生活形态发展走势的启示；对善的揭示，也并不是停留于伦理上的说教，而是通过人物行为在诗歌文本中的展示，来披露人性灵魂中善恶交织的复杂性，展示社会善恶之间的相互冲突乃至于相互促进的二律背反的关系；对善的认识与崇尚，是诗人基于恶对善的毁灭所带来的凄惨后果。在表层上，济慈诗歌的描写对象似乎过于集中于神话传说、远古故事和对大自然的歌颂，但是在深层上却是以迂回的方法来透视人类灵魂的本真面目，并以此为视角，深入到深远的社会关怀中去，从而从小我之爱过渡到大我之爱，之也就大大地提升了济慈诗歌的内涵和意义。
总之，诗歌处于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视界中，影响诗歌生成的因素是多元的，有心理的、无意识的、语言的、文本的，当然更有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批评都只能是一种可能或选择，而对济慈诗歌的研究应该是综合的。济慈诗歌始终贯穿着活跃的自然审美特征和政治意识，两者的并存与交融既是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又是互动的、相互渗透的，其中蕴含着诗人对个人生活、对现实社会的体验感悟，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和对诗歌艺术美的追求和向往，这实际上是诗人审美意识和渴求精神生态和谐的表现，是诗人宽泛的人文精神的展示，只不过这种表现和展示潜在、隐蔽在其诗歌的审美表达之中罢了。因此，应该说济慈诗歌对自然的向往、对崇高审美情致的向往与他对自由和民主政治的追求在精神上和潜意识中达到了一种和谐，形成了崇尚自然的人文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