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Lord George Byron，1788—1824）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一个具有独特反叛性格的诗人。他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个浪子，他挥霍掉上辈的殷实家产后，搞得贫困潦倒，最后离家出走。母亲靠着极其微薄的收入与儿子苦苦度日，因此而怨恨，有时因孤寂和失意而发狂。拜伦先天畸形足，然而当他长到十岁时意外地成了勋爵，并就读于英国九大名校之一的哈罗公学。由于他的先天缺陷，拜伦强迫自己参加游泳、骑马、击剑、格斗和拳击等方面的体育活动。他雄心勃勃，非常自负，动辄怒不可遏，但对自己的朋友却非常坦诚，对贫苦的人也怀有一颗同情之心。
拜伦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发表了充满青春气息的诗《懒散的时刻》（Hours of Idleness，1807），但《爱丁堡评论》对这位年轻的诗人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拜伦对此大为震怒，写了一首讽刺长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予以回敬。在诗中，他对支持该杂志和得到该杂志支持的所有主要作家都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由于拜伦拥有勋爵的社会地位，使他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他几次在上议院发表演说，对工人罢工和破坏机器的行为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他说：“你们把这些人称为暴徒、亡命之徒，说他们危险又愚昧，似乎认为平息多头群氓的唯一办法是砍掉一些多余的头。但即使是一群暴徒，要使他们恢复理智，用强硬加怀柔的混合对策，也会比进一步激化矛盾和加倍重罚效果更好。我们心里可明白自己承受了暴徒的恩惠？正是这群暴徒，在你们的田地上劳动，在你们家里伺候你们；给你们的海军补充兵员，使你们今天能向全世界挑战。如果因为遭受漠视和灾难而陷入绝望，他们也会向你们挑战。你们尽可以把人民称为暴徒，但是不要忘记，暴徒往往是表达人民的感情的。”
但是，拜伦这种与统治阶级对立的立场以及他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态度遭到了他们的普遍不满。如果说拜伦一开始的言行还受到他们谨慎的附和的话，那么，在后来的时间里上议院已经没有一个人同他站在一起了。此外，拜伦还在爱情和家庭问题上陷入了窘境，这使他遭受了众多流言蜚语的攻击。由于拜伦自然承受了其父母的遗传，致使他在生活方面比较放任自流，但绝没有达到有损社会伦理道德的程度。然而，拜伦夫人与他的离异更使得人们对流言添枝加叶。拜伦感到他一个人的嘴是说不过众多经过精心修饰的伪善者的大合唱的，由于他不可能进行辩护和反驳，拜伦无路可走，尽管他平时恃才傲物，但面对这种造谣中伤，他也感到无计可施。他曾经悲哀地说：“我感到，假如人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的一切全是真的话，我就不配住在英国；假如这些全是造谣中伤的话，英国就不配让我居住。”他于1816年4月25日乘船悄然离开故土，活着的时候再也没有回来。
一、拜伦的自然观
虽然拜伦没有像其他前期浪漫派诗人那样咏唱自然、关注自然，但是，作为一位不折不扣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总是把对自由的终极追求与对自然的顶礼膜拜交融一起。当拜伦由于孤傲而不愿屈服于任何权势而被迫离开英国后，他游历了欧洲大陆的西班牙、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希腊、瑞士等地，诗人在享受着精神自由的同时，感受着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山山水水，试图通过自然美景找到自己的精神归宿，实践着对自由精神的向往。
……
船儿呀，带我乘风破浪，
横渡波澜起伏的海洋；
随你把我送到哪一处，
只要不是我的故土。
欢迎你们，蓝色的海波！
我将赞美石窟和荒漠，
待到渡过重洋抵达彼岸！
祖国啊，祝你晚安！
拜伦就这样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开始了他的自然之旅，寻求着人类自由的精神家园。他“静坐在岩石上，/对着滔滔的河水和广漠的荒原沉思冥想”，他攀登上渺无人迹的山峦，俯看着泡沫飞溅的瀑布，以一个都市人的经历体悟着自然的力量。在形同陌路的人群中，唯有大自然的宽广胸怀才能接纳这无家可归的游子。“大自然始终是我们最仁爱的慈母，/虽然她温柔的面容总是变幻不定；/让我陶醉在她赤裸着的怀抱里头，/我是她不弃的儿子，虽然不受宠幸。/啊，粗犷的本色使她最显得迷人，/因为没有人工的痕迹把她亵渎；/不论日夜，总是对我笑脸盈盈，/虽然只我一个向着她的形象注目，/我是越来越向往她，而且爱她，当她发火恼怒。”拜伦生性孤傲，唯有在自然的怀抱里才能感受生的温暖和快乐。他提醒自己：“最不合适与人们为伍，在人群中厮混；/他同人们格格不入，志趣迥异；/岂肯随声附和，虽然他的灵魂/在年轻时，曾被自己的思想所战胜；/他特立独行，怎肯把心的主权/割让给心灵所反对的那些庸人；/在孤独中感到骄傲，因为即使孤单，/人在离群索居时，别有一种生活会被发现。”拜伦似乎看透眼前的一切，一向追求自由的心灵不允许他与庸人为伍，在自然的世界里，诗人的心灵才能得以抚慰。所以，他写道：“起伏的山峦都像是他知心的朋友，/波涛翻腾着的海洋是他的家乡；/他有力量而且有热情去浪游，只要那里有蔚蓝的天和明媚的风光；/沙漠、森林、洞窟以及海上的白浪，/这些都是他的伴侣，都使他留恋；/它们有着共通的语言，明白流畅，胜过他本国的典籍——他常抛开一边，/而宁肯阅读阳光写在湖面上的造化的诗篇。”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说湖畔诗人们是因厌恶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自然破坏和世风日下而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的话，那么，拜伦对自然的热爱也许更多的是基于对社会黑暗、当权腐败的痛恨和反抗。
大自然不仅使拜伦得到精神上的无限慰藉，而且更使他心灵上得到一种净化和愉悦。“月亮升起来了，然而夜幕还没下降，/夕阳和她两个平分了整个的天空；/蓝色的弗里乌利山脉的高峰顶上，/灿烂的晚霞像一片大海似的汹涌。/天上万里无云，而色彩变幻无穷，/西方，白日渐渐投进那儿织成一道彩虹；/另一方，在蔚蓝的太空中浮动徐徐，/是一弯柔和洁白的眉月，像一个幸福的岛屿。”这里诗人在静观自然景色的同时，似乎是站在人世之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体会人生深刻的奥秘。诗人融情感于自然景物，不知不觉就受到大自然的熏陶，因而其灵魂也自然获得了净化和慰藉。“一颗星辰出现在她的身畔，/和她一起统治着半边可爱的苍穹；/可是另一边夕照之海还在翻卷，/它的波浪溅泼着遥远的拉新山峰，/仿佛白日和黑夜两个还在争风，/直到造物把秩序端正；布兰塔河上，/浓浓的水悄悄流着，天上彩色缤纷，投下新开的玫瑰似的紫色和芬芳，/漂动在她的流水上边，闪耀着亮晶晶的光芒。”对自然景色细致入微的观察充分显示了诗人的自然之情，与此同时，置身于这些美丽景色之中，在拜伦看来就如同与知心的朋友倾心聊天，充分享受着精神上的愉悦。
不过，与其他浪漫派诗人比较，拜伦更喜欢狂野的自然，他热情奔放和受压抑的个性致使他不由自主地投向这种异常而又非常刺激的景色。比如他写大雷雨的来临：“天色聚变了！多么剧烈的转变！/夜、雷雨和黑暗啊！你们惊人地雄壮，/然而你们的力量又值得人爱恋，/好比一个妇人的黑眼珠闪射光芒！/从这峰到那峰，在喧嚣的崖石上，/活的雷电跳纵着！并非出自一片云后，/却是每一座山都张大喉咙在叫嚷，/瑜拉山透过那云雾的帷幕，在她四周，/答应着大声呼唤她的欢腾的阿尔卑斯山头！”这气势是多么的雄伟壮观！置身其中，自然的威力就能清晰地被体验、被震撼。同样，拜伦也喜爱那波涛汹涌的大海，那恶浪滔天、狂风怒号的大海承载着多少深不可测的奥秘！吸引着拜伦心向往之。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拜伦深情地写道：“我一直爱你，大海！在少年时期，/像你的浪花似地，依靠住你的胸膛，/由你推送前进，就是我爱好的游戏。/从童年起，我就爱玩你的波浪——/我喜欢它们；如说汹涌不止的海洋/显得多么可怕，也可怕得令人高兴，/因为我，打个比喻，就是你的儿郎，/完全信赖你的波涛，不论远或近，/敢于抚摸你的鬃毛，就好像我现在这种光景。”拜伦热爱天空雷雨的雄壮，热爱高山的伟岸，更热爱大海翻滚的波涛，充分体现了诗人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个性。此时的拜伦，心灵与身体已与大自然完全融为一体，高山、天空和大海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而他也是它们的一部分。拜伦深情地爱着自然，自然同时又安抚着诗人孤寂的心灵，这也许是他感到的最纯洁的幸福。难怪勃兰兑斯这样写道：“在茕茕孑立的孤寂中，他其实是最不孤独的；在这种时刻，他的灵魂意识到了宇宙无穷这一由它自身得到纯化的真理。”
二、拜伦的自由观
然而，拜伦对现实的关注使他不可能真正停留在自然的怀抱中，享受着自然赋予的快乐。他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不由自主地引发他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他说，他绝对不要安闲，静默对于一颗激动着的心来说无异于一座地狱。在充满不公正的社会中，自由对人类来说更为宝贵。因此，当拜伦在自然中获得了精神的疗伤后，他就开始把对自然的热爱升华为一种对人类精神自由的至高追求，并直接导致了他参加意大利烧炭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最后客死在异国他乡。
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自由”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早在17世纪末，英国伦理学家洛克就响亮地提出：“所有人都生来就是自由的。”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自由”明确化：“自由就是去做你的意志绝对必然要求的事情的那种权利。”拜伦虽然对伏尔泰本人及其哲学思想颇有微词，却没有完全拒绝启蒙理性的责备，并且用厄尔普斯的弦琴弹奏出了一首辉煌的自由之歌：“因为面对死亡我又何所愁，/死亡会使我重获自由。”可见，他对于自由的精神与自由的境界是非常推崇的，并且为了自由可以不拒绝死亡。
作为一个诗人，拜伦在追求自由的旅程中，一直期盼着能够打碎人民身上的枷锁，赶走他们身边的困苦与贫穷，还人民大众以自由和谐的幸福生活。他认为“自由”应该是意志的根本，是一个人心灵取向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无论是理性的认知判断还是情感的感知印象，首先都必须具有自由的主体意识，否则理性和情感都将失去真实的基石。休谟这样论证了“道德区别不可能导源于理性，只能导源于情感”；弥尔顿也曾经这样强调“自由”：“要想形成并完善道德，最合适的东西是自由。”然而，就像拜伦的观点那样，自由是没有规范的，他完全属于个人的情感取向。因此，要想实现自由的理想，就必须唤醒广大群众的自由情感和道德意识。在拜伦所处的时代，地主为了地租对农民实行疯狂的压榨，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资本对工人实行残酷的掠夺，海外殖民利益的争夺让人民颠沛流离，人们的自觉意识还没有完全苏醒。因此，崇尚自由的拜伦要想不成为精神荒漠上孤独的流浪汉就必须在丰厚的人文遗产上，用现代的理性精神、人本的道德关怀去鼓舞人们。在《唐璜》第三章《哀希腊》中，拜伦写道：“希腊群岛啊，美丽的希腊群岛！/火热的莎弗在这里唱过恋歌；/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狄洛斯崛起，阿波罗跃出海波！/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成金，/可是除了太阳，一切已经消沉。”然而，在痛苦中沉迷本不是诗人的真心意旨，他要激励人们反抗：“自由的事业别依靠西方人，/他们有一个做买卖的国王；/本土的利剑，本土的士兵，/是冲锋陷阵的唯一希望”。拜伦指出，在浮华、熙攘的国际关系后面，存在着的只是肮脏的交易和残忍的欺骗，真正的自由只能在血与火的交响曲中诞生，“让我像天鹅一样歌尽而亡；/我不要奴隶的国度属于我——/干脆把那摩萨斯酒杯打破”。这样，拜伦的自由思想就不再是个体的价值取向，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引领世人向一个精神的圣地探寻，对社会不平的指责也就不再是个人的复仇泄愤，而是整个人类的正义的讨伐。因此，他的诗歌具有前所未有的战斗力量，“自由”是其伦理思想的根本底蕴。
拜伦的诗歌摆脱了现实利益的纠缠，他将艺术置于一种自由的境地，始终没有放弃对社会黑暗与腐朽的揭露和批判。在拜伦那里，诗歌成了讽刺政府的投枪、争取自由的檄文、宣扬正义的美文，这就使得他的诗歌真正成为自由意志的艺术载体和心灵自由呼吸的通道。在《十四行：咏锡雍》的开头，拜伦这样写道：“锁不住的心灵哟！永恒的精神！/在地牢里最光辉夺目的是你，自由！/因为在这里，你栖息在人的心头——/这颗心只听命于对自由的热忱。”无论当权者怎样黑暗与腐朽，人类追求自由的精神是永恒的，追求自由的决心更是改变不了的。同时，拜伦没有将诗歌供奉于朝廷的宗庙里，也没有将诗歌纳入感官与超理性的玄想，而是将其与广阔的生活相勾连，英国当时诗歌的表现领域也随着拜伦探寻的足迹和自由的思想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从英国乃至欧洲的历史、地理、人文、现实情况到风俗人情，如此种种在他的诗歌作品里都有真美的艺术再现，如《东方叙事诗》（The Oriented Tales）、《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等。拜伦不光是用“脚”和“眼”来扩大诗歌的表现主题，更是用心灵去耕耘人类内在精神的深层意蕴，故而其诗歌里波澜壮阔的艺术场景也能体现其不役于物的自由情怀。让我们看一看其长诗《审判的幻景》第24节：“他扑击着双翼，有如雷霆万钧/笼罩着覆舟累累的荒凉的海滨；/眉宇间有大海的风暴浪涛汹涌/……他一顾一盼就有幽冥弥漫苍穹。”诗人把追求自由的力量比作直击自由长空的双翼、雷霆万钧的海滨、波涛汹涌的大海，赋予了诗歌无限张力的同时又使得诗歌中表现的“自由情怀”拥有了积极的伦理价值与意义。
三、拜伦自由旗帜的终极指向
拜伦自始至终都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他对自然的情有独钟、对人类精神自由的坚定不移，其实都是基于对人类自身的热爱。“自然画面因有人物而显得更加生动、更崇高、更富于诗意。”《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中旖旎的山水风光、地方人情、风俗习惯，无一不令人流连忘返，《审判的幻景》（The V ision of Judge-ment，1822）、《曼弗瑞德》（Man f red，1817）等诗也都充满了艺术想象的魅力。
拜伦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社会尖锐的批判，对物质欲望的抵制，都表明他渴盼一个新的伦理王国的重建。虽然诗人对人性本质的认识趋向于简单，但他特别注重诗性之美的建立，要把人类从上帝与罪恶之中解放出来，从而拥有自由的“诗意的栖居”。“她女儿，在较为柔和的阳光抚育下，/像夏天的浮云，银白、柔滑而秀丽；/……/她有生以来，一直是娇柔温雅；/如今激情和绝望撕裂着胸臆，/烈火便爆出这怒米低亚的血管，/像热带飓风横扫大漠荒原。”拜伦的诗中这位美丽女性和她的甜美爱情犹如“夏天的浮云，银白”“柔滑而秀丽”，在“柔和的阳光抚育下”恬淡、自然地享受着人生。然而，不幸的是，这种宁静和魅力却被她残暴而淫荡的父亲残忍地扼杀，使得她“激情和绝望撕裂着胸臆”，愤怒之火就像“热带飓风横扫大漠荒原”。通过诗中具有强烈伦理冲突的情节，诗人想唤醒人类维护美、追求善，同时也警醒了那些为所欲为的统治阶层；哪里有压迫和奴役，哪里就有反抗。诗人的目标是建立更好的“美”、“善”一体的社会。在《岛》（The Island，1823）中，拜伦以深刻的抒情笔触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水乳交融、和睦无间、幸福愉快的富于诗意的世外桃源的图景。拜伦的艺术匠心是很明显的；幸福不在于勾心斗角的利益褫夺，而是简单自然的生活；美好不在于烽烟战火的奴役和掠夺，而在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灵魂的自我拯救不能依靠人民困苦的哀号和上层社会的良心发现，而是要靠内在意志的提升与个体自由意识的加强。
拜伦虽然不像济慈那样融关注社会与人生于至高审美的艺术形式里，也不像雪莱那样高举道德理性的大旗，但是他却以自己高唱自由的诗歌精神，一直被批评家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中最具社会责任感的一位。他关注自然与人生、关注时代和社会，他诗中流淌着的是正气、勇气和侠义之气，所表现的是人生哲学、社会心声、时代精神，因此我们说他的诗表现了一代诗人对于伦理道德的思考，对于人类走向的关怀，当然也包括他对于自己的祖国命运的探索。更为可贵的是，他不光是诗歌的咏唱者，还是行为的实践者，他后来作为希腊民族解放军队的总司令而战亡，一个英国诗人能有如此英勇的行为，的确是让人难以忘怀的。苏曼殊曾经这样评价过拜伦：“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拜伦注重诗歌的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关注社会的解放与人类的精神健康，执著地寻求实现理想的道路，吟唱出了人类的心声，其功绩确实辉同日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