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论智伯之亡（臣光曰之2）
三家分晋之前的晋国，政权掌控在六大家族手中，称六卿——智氏、赵氏、魏氏、韩氏、中行氏和范氏。六家以智伯为首，晋室基本上靠边站。晋出公l7年（前454），智伯与赵、魏联手灭了范氏、中行氏，平分其地。晋出公大怒，邀来国际同盟军——齐、鲁，准备与四卿火拼。结果被四卿趋逐出境，晋出公死在奔齐的路上。智伯立姬骄为晋君，即哀公。
这回智伯越发牛气了，上至晋哀公，下至朝中大臣，没一个在他眼里。只要他看中的东西，胆敢不给，一个字：灭。智伯先后向魏桓子、韩康子要了土地，又看中了赵襄子的一块地皮。吃了豹子胆的赵襄子竟然不同意。智伯大怒，胁裹韩、魏，围攻赵氏家族的老巢晋阳（今山西太原），引汾水灌城。城中“沈灶产蛙”，悬釜而炊，然而大家都感念赵家的好，“民无叛意”。
智伯在魏桓子、韩康子的陪同下，视察前线，说了一句让魏桓子、韩康子皆感寒心，进而引火烧身的话。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了肘康子，康子踢了踢桓子，因为汾水照样可以灌安邑（今山西夏县，魏国老巢），而绛水可以灌平阳（今山西临汾，韩国祖居地）。恰于此时，赵襄子派人乘夜出城，以唇亡齿寒的道理策反魏、韩。公元前453，三家遂灭智氏。
司马光在“臣光曰”第二篇里承认智伯有才，但智伯之亡，恰恰是因为他太有才的缘故。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圣人、愚人、君子、小人。
什么是圣人、君子与小人呢？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司马光给出了政治学上的定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有品位的人，其才足以促成善良。而高才低品之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才恰为他的为非作歹“虎而翼”，兴大风作大浪，比谁都历害。智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当初智宣子要立嗣智伯，族人智果坚决反对，提议不如立宵（智宣子庶子）。宵表面上看起来凶巴巴的，其实是好人。而瑶（智伯）不露声色却狠在心里面。心狠败国，“若果立瑶也，智宗族必灭”。智宣子不听。智果翻脸，与智氏划清界线，“别族于太史为辅氏”，不沾这个光。后来智氏全族被诛，辅氏躲过一劫。
司马光此论意在告诫领导者，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愚人顶多办事不力，小人则力足以亡家灭国。慈禧太后就曾当着袁世凯的面，说过同样的话。可是清末那个乱局，也只有袁大头能够收拾得了，或者说他羽翼已成，最终是连江山都收拾到他的屁股底下去了。所以唐朝的李勣，临终前交代後事，警告弟弟，如果发现子弟中有品行不良者，先拉出去杖毙再说，免得遗祸全族。
不幸的是，北宋王安石主持革新，所倚重的吕惠卿，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司马光告诫过王安石，吕惠卿“憸巧，非佳士”，且心术不正，劝王安石慎用。司马光说：“夫忠信之士，于介甫（王安石字）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有卖介甫以自售者，介甫将何择焉？”可是王安石没听进去，并以吕惠卿为谋主，凡事都与他商量，对他言听计从。没想到后来，对王安石打击排挤最力的，恰恰就是之前引为腹心的吕惠卿。
因为有此一节，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及张须《通鉴学》，均认为司马光此论是针对新法诸人而发。然事实不是如此。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正月，司马光向宋英宗进呈《通志》八卷，相当于《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臣光曰”2即载《通鉴》卷一。而新法诸人是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参政变法时，才开始崭露头角的。比如吕惠卿，是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九月才向神宗荐任“崇政殿说书”一职的，与司马光写此论，前后有三年时间差。
注：魏桓子，名魏驹，是魏国第一任国君魏斯的父亲。
韩康子，名韩虎，是韩国第一任国君韩虔的祖父。
赵襄子，名赵无恤，是赵国第一任国君赵籍的叔祖。
附：臣光曰2：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通鉴》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