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论卫鞅不废徙木之信（臣光曰3）
卫鞅变法之于秦国，其意义等同于秦始皇之于统一战争，对秦国乃至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自不待言。然而《通鉴》写变法的措施，着墨不多，倒是花很大的笔力去写卫鞅的徙木之赏。司马光写第三篇“臣光曰”时，也不去评论变法本身，却是有感于信赏的价值，认为卫鞅在“天下趋于诈力”的攻战之际，“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这个态度很值得肯定。
“臣光曰”首一句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这个观点见于《论语·颜渊》。子贡问夫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足食（使粮食充足），足兵（使军备完善），民信之矣（使老百姓信任政府）。”子贡好象有意刁难夫子，问：“必不得已要三去一，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兵。”二去一呢？“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司马光完全绍承了夫子的这个思想，认为如果“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 则这个国家非完蛋不可。他在嘉祐六年（1061），给宋仁宗上了一个折子，论“致治”之道，措施只有三条六个字：任官、信赏、必罚。其中做有“信赏”一条。
司马光一生行己也讲一个“诚”字。一次，他问邵雍邵康节：“光何如人﹖”邵雍说：“君实（司马光字）脚踏实地人也。”司马光深以为知言。司马光卜居洛阳时，让老仆将他所乘的一匹马卖了。然而叮嘱说，如有买家，且告之，此马夏月有肺病。所以邵康节又曰：“君实九分人也。”
国家要以诚待民，交友之间亦要有信。同样，旧时商界也以“诚”来儒染。有一句谚语说“但愿世人千般好，哪管架上药生尘”，这真是一个好世道。因此，1911年之前的商人多有儒商之说。但商人毕竟以营利为目的，因此与“无商不奸”的一部分，均被政府排斥在行政体系之外，不得为官。即使花钱捐个功名，也是虚衔，可以在客套的场合显摆显摆，却始终没有实际的行政权力，也就无由将他们惯于盘剥的伎俩用到行政上来。
这样大体就维护了“圣读而庸行”的读书人的整体价值观念。卫鞅变法，其中有一条说：“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没有军功，钱再多，也只得穿布衣，胡乱摆阔就是违法。这个体系好不好？窃以为在当下，更值得推重，免得官员的“价值观”全盯在利上，滥生权钱交易，将政治搞得跟市场一般。而08年的那场三聚氰胺，让我们对儒商无限想念。
同样是08年，席卷全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使一些经济类的书籍很是走俏，据说三卷本的《资本论》很多地方都脱了销。而这期间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罗斯柴尔德家族了。这个起家于德国法兰克福的神秘的古老家族，通过发行债券、贷款等方式迅速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更是控制了多个国家的金融业。当时，欧洲大陆上的每一次战争的背后，都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活动的影子。许多国家几乎都要依靠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作，才能维持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这个神秘的家族在两百多年金融、政治和战争的残酷旋涡中所向披靡，建立了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金融帝国，对欧洲和世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章纪《：揭秘真实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时至今日，世界的主要黄金（资讯，行情）市场也是由他们所控制。这个家族到底拥有多少财产，外界从无人知道，他们也从不向外界透露。这个家族的人行事低调，如潜伏在水溏中的鳄鱼，也同样具有鳄鱼的残忍与杀伤力。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家的血腥。老罗斯柴尔德的三儿子内森，在英国扩展银行业务，1815年，他利用滑铁卢战役，狂赚了英国人一笔，其在一天之内所取得了股票收益，相当于拿破仑和威灵顿在几十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总和。可他是使用在中国古人看来最无耻的办法来获取利益的，即奸诈。内森通过他灵通的讯息网络，在第一时间获知威灵顿将军打赢的消息，却装作是输了，示意手下人狂抛英国公债，当英国公债在瞬间变成一堆垃圾时，内森又不动声色的开始狂吃。第二天，当威灵顿将军打胜的消息传来时，公债身价倍增，内森也完成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最著名的、也是最无耻的敛财壮举。
中国古人讲，“君子生财取之有道”，而西方商人则是唯利是图，在这一点上说，中西文化的确融不到一块去。这使我想起春秋时期，郑国的商人弦高。他赶着一群牛去洛邑做买卖，途中遇到秦军前去攻打郑国。于是灵机一动，用四张熟牛皮及十二条牛去犒赏秦军，说是奉郑穆公之命而来，一面差人报信，最终救了郑国。且不说文化，单就利来说，中西商人之差异如此。
附：臣光曰3：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通鉴》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