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论荀彧之死（臣光曰51）
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董昭认为，曹操多年征战，匡扶汉室，有震主之功，如果久居臣位，难保别人不猜忌曹操是否有篡夺之心。于是与诸大臣商议，提出曹操应进爵为国公，由皇帝赐给标志特权的九锡，以表彰其殊勋。荀彧提出异议，认为曹操之所以起义兵，本是为了“匡朝宁国”，我们既然帮曹操，就应成全其“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之令美，不应帮倒忙，所以不必如此。曹操因此很不高兴。是年，曹操出兵打孙权，上表朝廷派荀彧来前线慰劳军队，借机将他留在寿春。随后曹操命人给生病的荀彧送来“盒饭”，打开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空器），荀彧于是自杀。
司马光在第51篇“臣光曰”评论了荀彧的死，主要表达了二层意思：
一是赞荀彧之忠。司马光将荀彧与管仲进行了对比。齐桓公猪狗一样的人物，管仲却去臣事他，因为管仲知道，只有齐桓公才能让他一展抱负，实现大济民生的理想。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全不凭武力，孔子因此赞他“如其仁！如其仁”。孔子是轻易不许人以“仁”的，连子路、冉求、公西赤这些孔门高第都不配“仁”的评价，由此可见管仲的能量。仁者爱人，只在口头空喊我要爱人我要爱人，实际于苍生无益，不是仁的境界。仁，便是要身体力行去做，这是孔子对“仁”的理解。
而东汉末年，王室情形比春秋时的周王更衰，周室起码还有王畿，而汉献帝什么都没有，连首都他都掌控不了。自己也被人随意拎来拎去，如猫一样，眼下正被曹某人拎到许县（河南许昌县东）。荀彧慧眼识人，他知道也只有曹操或能尘定天下。于是一心一意辅他，出谋献策，举荐才良，帮了曹操很大的忙。司马光说：“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称荀彧比管仲更出色。而管仲不死公子纠，荀彧却尽忠汉室而死，其“仁”境又高过管仲许多。
二是荀彧的忠是真忠。针对唐人杜牧在《书后》一文中提出的批评，司马光据理反驳。杜牧认为，荀彧反对董昭的做法，不过是想赚取名誉，其实质就是曹操的帮凶。犹如教别人去飞檐走壁，虽然自己坐在家里不曾动手，难道就不是贼了么。司马光不同意杜牧的看法。他认为，如果曹操真当成汉高祖，以荀彧的功劳，何异萧何。荀彧不要佐命元功，却为了所谓的名气而遭来杀身之祸，有这道理吗。司马光肯定荀彧有士大夫心结，命宁可不要，也要保住气节。
司马光于此亦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观，他不把曹操当奸雄看，当奸雄看的是杜牧，还有后来的朱熹。从兴亡百姓皆苦的角度来说，我同意司马光的看法，汉末那么乱，曹操一扫北方群雄，有多少生灵籍此而免遭离乱之苦。
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河南许昌）人，名士荀淑的孙子。荀淑有八子，号称八龙，这样的家庭出身，荀彧少时就了得，说神童也不为过。南阳名士何颙见到他，大为惊异，称有“王佐才也”。
但凡乱世，有才学有抱负的读书人老躲在深山老林里，也少有刘备这样的人会去请，比不得天下太平时有征辟，只得自己出山找个好主顾。因此就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游说之风，孔子也不能例外，楚汉相争时亦是如此。西汉末的邓禹仗策追刘秀，他追得那么起劲干什么，无非良臣也要择主而侍的。汉献帝时期，天下读书人鉴于袁家的门望及袁绍之为人，多投靠他而去。荀彧的弟弟荀谌以及同郡人郭图、辛评都在袁绍帐下做事。独荀彧冷眼将群雄逐个排查一遍，认为袁绍难成大事，于是投奔曹操而来。曹操与之倾心一谈，大为高兴，称荀彧就是我曹某人的张良。
荀彧投奔曹操之前，曾劝父老乡亲说，颍川郡地势平阔，四面受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应当早点躲避。但父老们故土情深，舍不得离去，荀彧只带着他的家人走了。而后董卓兵锋所指，不走的那些人多为乱兵所杀。于此可见荀彧之智慧。
史载，荀彧佐曹操之元功有三：
首功是促成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汉献帝此时虽已无实权，但还有皇帝的名份，天下只他一人，正如最后的帝王宣统，天下也只溥仪一人。管仲最早发现周王的这个价值，劝齐桓公打着天子的旗号来征剿不服者，这样扩张势力就师出有名。而后多有师法者，如项羽杀义帝，刘邦就披麻戴孝为义帝发丧报仇，打得项羽自刎乌江。
东汉末年，发现汉献帝价值的一共有四个人。第一个是赵昱，徐州刺史陶谦的手下。他劝陶谦：“求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贡。”陶谦蠢货，听不进去。第二个是徐玠，曹操手下第一谋士，我认为其智谋在荀彧之上。汉献帝初平三年（192），曹操自领兖州刺史。十二月，击败黄巾军，收降其残部三十余万人，曹操自此肥大起来。陈留毛玠，职务是“治中从事”，他给曹阿瞒定的国策只有二条：“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曹操之所以能够平定北方，这两个计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第三个是沮授，字公与，袁绍阵营的人。也发现汉献帝是个宝贝，于兴平二年（195），劝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精确提出“挟”字的，即是沮授其人。郭图、淳于琼反对，搞个小屁孩来供着，无多大实用，且还得事事请示，碍手碍脚，不如放开手脚大干一场。沮授说，我们不早做决定，必有人捷足先登。袁绍不听。公元196年，果然有人捷足先登了。先登的人便是曹操。
促成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县的，即是荀彧。他的担心和沮授如出一辙，劝说曹操：眼下正是迎汉献帝的好时机，否则让别人先得手，我们就被动了。问题是袁绍听不进去的话，曹操听进去了。而汉献帝的这块金字招牌确实给曹操带来了不少人气，东吴的张昭就说：“曹操，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袁绍后来也发现了这一点，但悔之晚矣。
其次是荐贤才。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十月，曹操感觉手下人才不够用，让荀彧推荐几个合适的人选。荀彧就推荐了自己的侄儿荀攸和伊川人郭嘉。荀攸字公达，曾与郑泰、何颙一起合谋杀董卓，事败被投入大狱。何颙忧惧自杀，荀攸却言行自若，没事人一样，会董卓被诛而出狱。郭嘉字奉孝，早先在袁绍手下做事，发现袁绍好谋无断，估计成不了气候，住了几十天就开溜了。
而曹操见到这两人，相当的高兴，称荀攸“奇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称郭嘉“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亦喜曰：“真吾主也。”两厢情愿，一拍即合，共图起大事来。荀攸和郭嘉这两人也是了得，屡出奇计，比如献计活捉吕布、平定乌桓、消灭袁绍诸子等，力促曹操完成大业。
其三，计定官渡之战。官渡之战是袁、曹实力大翻盘的转捩点，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曹操凭籍此役，将袁绍之实力一举击垮，为进一步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双方在官渡（河南中牟县）摆开阵势。战役初期，曹操不利，兵少粮少，士卒又纷纷叛逃袁营。曹操大为忧虑，写信给荀彧诉苦，打算撤回许昌，另做打算。荀彧复信以刘邦、项羽相持为例，给曹操打气，要他务必顶住，只要能顶住半年时间，战场形势一定会出现翻转。结果是袁绍溃败，只带了八百名骑兵逃过黄河。
也因此，司马光才将荀彧比作萧何，有运筹帷幄之功。而杜牧据此认为，荀彧先是将曹操比作汉高祖、光武帝，后又称与袁绍之争为楚汉，明摆着是鼓动曹操当皇帝。而后又来反对封国公一事，这不是邀名是什么。而司马光认为，谁也不知道荀彧当年是否真说过那样的话。孔子说“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凡是写历史的人，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辞，一定会加以修饰。把曹操比作刘邦、刘秀，是史学家的文字，以此来罪荀彧，实在说不过去。
我想，荀彧后来之所以反对曹操封国公，或是因缘于他的名士出身吧。东汉之名士首一条必以气节相劝，否则何以成名士。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后，汉灵帝就骂太监们无用，还里通敌人，倒是你们认为该杀的党人们在前线为国效力。于是下令解除党锢。荀彧有先世的名士家风，又处身推崇名士的风气，才起而反对董昭，他是要曹操做治世之能臣，而不是乱世之奸雄。而曹操杀荀彧，是认为荀彧此时已与己异心。比如曹操逼杀崔琰，毛玠非常感伤，曹操也把第一谋士给抓了起来。荀彧的结局，缘于他们对这一事情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倒不是曹操真想篡夺皇位。
清初王夫之认为，荀彧那么做不是忠，只是良心未泯的缘故。愚意，有良心总比良心全被狗吃了好。
附：臣光曰51：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诸候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涂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舍魏武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后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为“彧之劝魏武取兖州则比之高、光，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汉，及事就功毕，乃欲邀名于汉代，譬之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臣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于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通鉴》卷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