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论曹操畏名义不敢篡位（臣光曰52）《通鉴》卷68，司马光写有第52篇“臣光曰”，以聊聊六百余字之短文，却将东汉二百年之治化尽收笔底。如中庭之观月，空阔无边，又如扳指数前朝，了无滞碍。其大手笔如此。南宋朱熹云，“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斯篇尽得司马氏之笔意矣。
东汉一朝之风俗治化，全赖光武帝刘秀细心滋润得来。当时兵戈之际，天下未靖，即于民间起用老实人卓茂，拜以太傅之职，位在三公之右。建武五年（29）十月，初起太学，十二月征召天下处士。宾延儒雅，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起之明、章二帝，亦是佑文之主。永明二年（59），汉明帝于专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大学——辟雍，初行养老之礼。明帝躬自迎候三老、五更到来，亲自前面带路，手割祭肉献于三老，捧酒向三老祝寿。仪式结束，明帝亦亲自讲论经书，儒生问难。于辟雍外，旁听沾沐之士人不计其数。
古代设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致仕者，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是以司教化之职。
建初四年（79）七月，章帝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之异同。当时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刘羡皆与会。最后异同提交章帝亲自裁决。之后班固总其成，撰《白虎通义》，亦称《白虎通德论》、《白虎通》。自是士人以读经相尚，连武士都通《孝经》，匈奴子弟亦来太学，向风慕化。由是风俗日趋淳朴，人心归厚。忠厚清修之士，不但见重于士人，平民亦是尊慕之。行有不端之辈，非唯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因而有清议之风，再阔的士大夫都不敢轻易干犯其锋。
名士许邵在汝南搞了一个“月旦评”，每月初一日，对天下士人作一番评价，得其好评者，身价百倍，得其恶评者，无异于纪委请喝茶，算是玩完了。曹操年轻时就曾找许邵，要他也品品自己。许邵的话是，乱世奸雄，治世能臣。曹操屁癫屁癫地去了。以故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向曹操称臣，劝曹操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不干，称孙权是想把我曹某人放在火炉上烤。陈群也认为，汉家气数已尽，殿下功德如山，称帝也是应该。曹操还是不同意，如若这样，那我就当周文王吧。曹操久蓄无君之心，然犹畏名义而连皇帝都不敢当，司马光说：“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设使曹操不在建安二十五年死去，他会学王莽先虚情假意，然后亲自动手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曹操为人尽管白脸，尽管耍心计跟变魔术似的，但此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说人话，讲实话，从不矫饰。建安十五年（210），有人劝曹操交出兵权，回到他的封地，以平息外界的流言。曹操就以大实话来答复他们。他说：
我本只想做个名士，隐老山林，待天下平定时再出来做官，可是天下乱相超过我的想象，不得已只得改变初衷，为国效力，希望死的时候可以在墓碑上写上这么几个字“汉朝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十几年，我东征西讨，平定北方，设使国家没有我，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现在我身为丞相，位居人臣之极，超额实现当初的愿望，我已心满意足。我掏心窝子跟你们说，我真没想过要篡位自立。但要我交出兵权，这决计办不到。因为我知道，一旦这样，不但会危及国家，连我自己的性命都难保。我有四个县的封地，可以让出三个，以明我的心志，但我不能图虚名而使自己处实祸。
谁说曹操上面的一番话就是假话。设使曹操当时真的鬼迷心窍，给自己安上名士的头衔，要再出个把董卓、王允之类，天下局势只会更糟，而不会更好。有时想想，曹操当真很冤，自动接受公议的约束，换来的却是当时之士、后来之人的一致猜疑。如果曹操也做后来的宋太祖，那么情况会怎样呢？或许会大不一样吧。
司马光感到可惜的是，东汉至和帝之后，外戚、宦官轮番作贱，遂使政事不可收拾。然尤比秦王朝长命，何以故？朝堂之上有士大夫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置生死于外，敢和宦官斗，以公义匡扶其危。民间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卲之流，立私论以振起颓败之俗。以故两次党祸，视死如归者，大有人在。坊间为掩护张俭，甚至不惜自身杀头，家族夷灭。至建安十七年（212），尤有荀彧自杀以殉国。司马光说，假使桓、灵二帝不至于那么昏（灵帝之昏更甚，竟至于称太监张让是他的父亲，赵忠是他的母亲），有稍聪慧能干一点的主子出现，凭刘秀的遗风余韵，“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
只是历史不容假设，一路绝尘而去。然从东汉一朝的历史可知，民间风俗之好坏，其实就是政治的晴雨表。再粉饰太平，再贴金贴银，在事实面前也只是粉碎。所谓“教立于上，俗成于下”者。
附：臣光曰52：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光武遭汉中衰，群雄糜沸，奋起布衣，绍恢前绪，征伐四方，日不暇给，乃能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虎贲卫士皆习《孝经》，匈奴子弟亦游大学，是以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搢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延，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緜緜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卲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当是之时，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雠；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进召戎，董卓乘衅，袁绍之徒从而构难，遂使乘舆播越。然州郡拥兵专地者，虽互相吞噬，犹未尝不以尊汉为辞。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通鉴》卷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