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章说到段光清经过与李芝英的面见述说，认清了这次采勘之任的重重内幕，决定回宁波城向府台徐知府作禀报了。
回到了宁波府上，在结束采勘之任前的例行禀报中，段光清采取了李芝英所献的对策，对德知县盐业更改政令的不妥推出一事，及“商引”盐铺应退出“肩引”之地的想法等真的避而不谈了。
段光清虽然对徐知府在这次派遣中没有给自己说清采勘意图，而有着给自己的设套做法深为不满，但因徐知府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所以没有也不敢将这一不满情绪表露在脸上，仍是亲昵地尊称徐知府为大老爷。
他禀报说道：“大老爷，卑职奉命前去采勘，业经查明，肩贩们在引地上售盐，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事实昭然也。肩贩们提出的对原有引地的重申与确定的要求想是合理的。”
在接下来的徐知府问以作何处置时，段光清按照原定的思路，仍是不提盐业新政令与“商引”盐铺进驻“肩引”之地是否正确之事，而只说若不对肩贩作些照顾与安抚的话，长此以往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
他答道：“从采勘中来看，‘商引’与‘肩引’两者经营之地不甚明确，宜作一次重新认定为好。现在民日多，户日穷，此肩贩地方隐民多取食焉，为之徒迁者众矣，日久慝作，事不可知也。”
徐知府闻听此言，已知了段光清的难言之处与言下之意。
徐知府的原有本意是想让段光清以采勘为名来虚挡一下，平缓些民情，以免在有巡抚、学宪等大人在宁波期间因此事而闹出事端，生出麻烦，对地方上产生不利影响，对此涉及朝政的案件他是根本不想插手解决的。
徐知府知此时巡抚大人在阅兵后已返回了省城，学宪在巡视考试事宜、完成“按试”任务后也早已离开了宁波，原有的担心已经没有了，“诉争引地”之案也可以搁置不理了。
“诉争引地”之案的核心问题是“商引”盐铺侵占了“肩引”之地，徐知府对此哪有心地不明之理，然对时局的了解和其中的复杂原因使他并不真的想接手办结此案。
他看到段光清对此作了回避，也已知了段光清对此案内中奥秘的掌握与应付对策的灵活。
徐知府十分清楚段光清在禀报中提出的重新认定“商引”与“肩引”两者经营之地中的要害所在，深知这是段光清所采取的躲避烽火策略，从表面看没有提及德知县所作的盐业新政令，对“商引”盐铺侵占“肩引”之地也没有作出对与错，是否应予纠正的看法，但已摆出了一个明显的能误人入套的迷魂阵。
他想到若是按段光清的所说去认定，明确“商引”与“肩引”之地的经营区域，那就势必先要认定“商引”盐铺能否进驻“肩引”之地的这一要害问题。
段光清的此举实是太高明了。
“商引”盐铺不能进驻“肩引”之地，你说他说过了没有，确是没说过；你说他没说过，其实他的话中就是这一意思呵。
对于这一十分敏感的问题，段光清在李芝英的参谋下，作了极其聪明的回避，但对应付勘查后的禀报，有这种说法已经足可应付了。既点到了问题，又完成了任务，也不会产生麻烦，其最大的优点在于不将自己放在风口浪尖之中。
徐知府更是清楚自己暗中所想的让段光清用“许以委员采勘”的方式，在东乡民众面前所虚晃一枪的这一枪，又被段光清十分巧妙地逆转送向自己而来，他对段光清的思事缜密与处事能力有了刮目相看。
当然他不知道这其中的功劳应算在李芝英的身上。
不过，徐知府还是以为段光清所用的方法和禀报的内容确也无懈可击，再说自己原所用的手段也不地道，将这块烫手的山芋交他去处置，而段光清识破其中的玄机，不想趟这一浑水，不动声色地作了些暗中还击也无不当之处。
双方间所用的手法基本上是同一的，而又都是按照着官府的行事规则在办事，上司令下级去采勘，下级采勘后作就事论事的禀报，如此而已，十分正常，徐知府心知是拿段光清无可奈何的，也就不想说破其中的秘密。
事后的处置怎么办？自己是不想解决此案的。段光清也不过是个奉命采勘者，勘查明了也可走人了。即使不走人，凭着段光清对此案禀报内容的处之来看，也是不会尽力的。徐知府深知这一点。
然而“许以委员采勘”的行动是个惊动社会的大举动，各方关注度较大，行动前自己也曾向社会作过公开承诺，勘查结束后是不能不向社会作出交代的，至少在公众舆论上能有一个可以说得过去的遁词。
城府颇深的徐知府望着段光清，脸上堆着笑，心中已是有了新盘算。
令段光清去乡间作采勘的虚招用过了，拖延时间计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了，但这一虚招还未失效，仍可继续使用，所不同的是原用于向下作勘查，现可用在向上作禀报了。
徐知府打算利用向上作禀报的方式，将这一“诉争引地”的案件拖上他几年，拖过自己的任期，使这一极其麻烦的案件不沾到自己的手中来。
他已估算到在涉及“部案”律例的案件上，多数的官员都是不会拍板的，其结果也就只能是一个，这一案件会被无限期地拖下去。
主意一定后，徐知府就虚表激情地对段光清说道：“我与尔同详省中，苟利于民，无畏受上峰批饬也。”
此后几日，段光清偕同徐知府同往杭城向省府作了禀报。
禀报所说的仍是用上了李芝英向段光清做参谋的那一套，禀请省府明确“商引”与“肩引”之地的界限，减少“商引”盐铺与肩贩之间的摩擦，以让肩贩能得以自由地贩卖些税后食盐，以贻他日之忧。
省府接报后按惯例派员与鄞县知县德竹楼商之。
德知县见段光清的向上禀报中未对修改政令之事提出非议和责难，而只是就事论事地提出了一些明确“商引”与“肩引”之地界限，让肩贩得以自由地贩卖些税后食盐”之类的说法，也就有了应对的策略。
德知县在接待省府来人时拿出了县署所作的后一次的盐业修改政令，并以此为文本证据对来人说道：“县署是允许肩贩在‘肩引’之地上贩卖些税后食盐的，政令文本也可证明这一点，这些肩贩太不像话了，怎的能如此胡说八道。”
对于明确“商引”与“肩引”之地界限一事，德知县是知晓这内涵的，知道这一说法不仅仅是指界限的明确问题，而是直指“肩引”之地能否进驻“商引”盐铺的这一要害上，也就不绕弯子，不打幌子，干脆向省府来人直接挑明说道：“部案可以更改否”。
德知县坚持认为自己颁发的盐业新政令是准确的，肩贩们在打的“引地诉争”官司是没有理由可以不作理睬的。
在德知县的一再坚持下，省府对徐知府与段光清的禀报不以为意了。
对徐知府来说，这样的结果正求之不得，当然对此也不闻不问了。
以盐贩张潮青牵头的与汪百万所打的“诉争引地”的官司，也就此成了悬案，被长久地搁置了下来。
段光清闻知之后，虽则觉得属于意料之中，然还是叹曰：“李监生说得是，恐众怒不可犯也，而案终不定，遂贻他日之忧矣。”
不过，段光清说归说，事归事，他在李芝英的提醒下，采取了明哲保身的策略，较好地从这次事呈艰难的勘查任务中安全地脱身而出，未遇上多大的麻烦和影响。
然而对于鄞县的百姓中日后是否会出现“日久慝作”，“贻他日之忧”的状况，段光清也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无须负责任的了。
因为从这事后，段光清没有被改任在鄞县任职，而是在回到慈溪县之后的当年九月里，又被省府的抚宪大人调往海盐县任知县职去了。
鄞县知县德竹楼呢？他虽然竭力反对勘查“诉争引地”一案，嘴上也硬气得很。但说归说，然因商引盐铺内有着自己的猫腻在，到底也是有些心虚的。
他担心若如事件的再持续与升级，将不利于自己任期内的社会稳定与任期满后的职任调动。
在将省府来人顶回去之后，德知县又找来了刁师爷作了番商议，私下要求汪百万所开的盐铺不要再去挑衅小盐贩们了，双方间要尽量减少些摩擦，以利自己的任期稳定。并指令县署稽查巡丁放松了对肩贩们挑卖私盐的查禁与拘捕力度，不使事态继续闹大。
此后的时日里，尽管汪百万的盐铺店占据了鄞东的各个集市街村，然肩贩们还是凭着售价相对低廉与走乡穿村的灵活经营方式，受到了东乡人的喜爱与支持，仍在四处挑卖食盐，艰难地过着时日。
虽然是东乡境内的汪记盐铺店与肩贩们，在引地纷争和售盐业务中摩擦不断，有时也甚为激烈，但还是因官府的未过分插手与偏袒，在磕磕碰碰、吵吵闹闹中度过了好几年。
时间一晃到了咸丰元年，即公元1851年。
这一年，风雨飘摇的清朝朝廷虽则换上了一个新皇帝，然此时的国力更加衰弱，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局势更为动荡不安了。
此年前，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清政府被迫屈辱地向外夷赔款了。
然这一沉重的财政负担，最后还是被全部地转嫁到了百姓身上。加之战败后商埠的开通，鸦片和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中国农村出现了大批流民、饥民。
身处绝境的百姓不断反抗，并发生了多次起义。
据记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1851年间，这短短的十二年时间中，见之于史料的农民起义就多达110多次。
其中最大的一次起义是太平天国起义，而这次起义也就发生在咸丰元年。
这一年的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于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率众起义。闰八月甲申朔，入永安州城，建国号“太平天国”。
这次农民起义曾震惊中外、纵横十七个省、历时14年（公元1851-1864年）之久。
为扑灭这股迅猛发展的农民起义烈火，刚登临帝位初主朝政的咸丰帝，在看到官兵力量围剿不足，难以阻挡太平军的攻势和农民起义之火的蔓延，希冀动员基层社会民团力量，来阻击太平军的进攻行动，以求保护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遂连续降旨要“务当严防，勿令窜逸”；“官军全力攻剿，壮练分段兜擒……”
而这一年，宁波府与鄞县的官府官员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宁波府的原知府徐知府已换成了一位姓罗名镛的新知府。
鄞县的原知县德竹楼，即“德不饱”大人，利用从盐商处得到的奉送钱收获，及利用职权所谋取到的大量民脂民膏，在肥私的同时向朝廷要员大肆行贿，在鄞县任职期满后，又谋取到了一个好差使，调往浙江省首县，前去仁和县（杭州）任知县了。
这位德竹楼，即“德不饱”大人调离之后，鄞县又来了位新知县。
1851年的这一年起，在鄞县主政的知县就不是“德不饱”大人了，而是一位姓冯名翊的冯大人。
“德不饱”大人的调离，对深受苛捐杂税盘剥之苦的鄞县百姓而言，应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之事。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前门刚走了虎，后门又来了狼。这一位冯翊大人的到来，使挣扎在苦难中的鄞县人民不仅没有减少丝毫痛楚，反而又多了几分凄惨，几多悲情。
这位冯知县与曾来鄞县任过勘查盐业禁令事的原慈溪知县段光清系同乡，均是来自安徽宿松地区。
这位冯知县，虽则已步入中年，然在吏途中无好的建树，也无点滴可供民称颂的政绩。尤其是在鄞县的任职期间，在敛财方面却与前任知县“德不饱”大人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想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缘故吧，又抑或是权钱交易是历代社会腐败的毒瘤，在权贪恋钱、钱依仗权，这一权力与金钱的双向诱惑力的巨大作用下，冯知县上任之后，又与那盐商汪百万迅速地勾搭在一起。
俗话说得好，得了钱财，就得要给人家消灾；拿了好处，须得要给人家办事。为酬答汪百万的献钱之举，同时以得到更多的奉送钱收入，冯知县就利用咸丰帝的连续降旨之机，吩咐官吏和巡丁在东乡一带以巡防检查为名，加强了对肩贩们的稽查和惩治。
官府派出的巡丁不但人数多了起来，且在汪百万以“辛苦钱”为名、暗供贿金的金钱作用下，巡丁们又对穿村走户的肩贩们，以侦缉贩卖私盐为借口，稽查也更为严厉起来。
巡丁们虽则算不上官吏胥员，充其量也只是些奉命干事的差使角色，然而因手中拥有官府所委派的侦缉权和一定的自由裁决权，处置肩贩们来倒是能随心所欲、得心应手的。
再者，这些巡丁们也多是些看上司眼色行事、深知官场陋习的家伙。
他们看到前任德知县在离任之前，因虑及到离任期的安全，不想对肩贩们严查了，即使汪百万再怎么说，送再多少的“辛苦钱”，为了自身饭碗的安全计，也是放松了对肩贩们的查缉。
冯知县上任之后，他们又看到冯知县很快地与汪百万打在一起，甚至比德知县还要亲密三分，不用冯知县吩咐，就对汪百万眉开眼笑，给予格外的卖力服务和关照了。
巡丁们查到了汪记盐铺店在大量地偷卖着私盐，虽然知道这是严重违犯国法的行为，但是心知这里面有着县太爷的利益在，是不能去趟这一浑水的，于是按下不提，谁也不敢前去招惹了。
对肩贩们啊，巡丁们却没有了这番好心肠。
他们在冯知县的督令与汪百万私下所送“辛苦钱”的作用下，按照汪百万的吩咐与要求，滥用手中权力，对这些肩贩们，不顾有无违法活动，也不顾是否在合法地经营，均给予了百般的刁难。
巡丁们没有理由制造理由，没有疑点就编造疑点，稍有理由和疑点更是逮住不放，不是罚款就是拘禁。可谓绞尽脑汁，使尽解数，借侦缉私盐为名，不让肩贩们能正常地合法地贩盐、售盐，不让他们能过上一天安稳的日子，欲图将肩贩们赶出鄞东市场，借此来答谢汪百万所送“辛苦钱”的厚爱。
在此情势下，肩贩们想要走乡穿村卖盐、借以度日就更为艰难了。
这段日子里，盐商汪百万又得意洋洋起来。
他依仗着金钱的魅力，依仗着冯知县的这一靠山与双方间的利益所在，又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了。
这一日，汪百万估算着东乡境内的食盐市场已被自己所开设的“商引”盐铺店基本占领了，肩贩们的贩盐活动也只能是零零碎碎地转入了地下，整个东乡境内的食盐销售市场是自己一手遮天、一锤定音的天下了。
汪百万决定在东乡境内再次抬高食盐的销售价格。
自从上次被俞能贵砸了盐铺店之后，汪百万见原知县德竹楼因害怕由此而激起民变，担心出现新的社会动荡，未遂自己心愿，没有派官兵等人前去捉拿俞能贵，心中极为不快，也曾因此而心痛得不得了。
事后汪百万为了不失去东乡境内的这一农村食盐市场，不过分激怒民众，在五乡碶街区重新开张这家被砸的盐铺店时，盐价也不得不从每斤的30文钱，降到了每斤25文。
此后的日子里，汪百万在东乡境内的“肩引”之地上又陆陆续续增开了不少家新盐铺店，拓展了东乡市场，占领了这块富庶之地。然为了与肩贩们展开竞争，他也不得不以每斤25文钱的食盐售价，来作为各家盐铺店的统一售价。
这一次，汪百万认为有着县署冯知县的坚实靠山在，有着巡丁们在为自己作效劳，提高盐价已是时候了。
同时他又觉得，盐价不提则已，要提就得一次到位，是时候实行城乡同价了。
在这一次的食盐提价时，汪百万没有将盐价提高到被砸盐铺店前的价格水平上，而是决定比上一次的售价还提高3文，与宁波城区内的食盐价格每斤33文钱持平。
食盐提价后，汪百万开的“商引”盐铺店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肩贩们抢走市场份额的事了，而是与鄞县东乡百姓民众们的利益发生大冲突了。
处于贫穷线上挣扎的东乡民众们，本来就是囊空如洗，缺食少穿，在平日的生活开支中，对每一个铜板钱的支出往往都是抠得很紧，算了又算，恨不得一个掰作两半用，紧捏着钱尾巴而舍不得放手的。即便这样，也往往是入不敷出，愁心重重，苦捱时日的。
汪百万的盐铺店将盐价提高后，原来能买一斤盐的铜板钱只能买到七两半了。在购买每斤食盐需多掏出八个铜板钱的情况下，东乡民众们怎能不再一次被激怒起来。
民众们在指摘汪记盐铺店赚取黑心钱的同时，纷纷以转买肩贩们的挑盐这一方式，既用来减轻自己的生活日常所需的支出负担，又表示对“商引”盐铺店的不满与愤慨。
韩岭市镇后街的一条巷弄内，一名肩贩正摆放盐担在售盐，一名当地的农户匆匆跑来，说是街市盐铺店的伙计正领着县署稽查巡丁向这里来了。
于是乎，待到稽查巡丁们赶到此巷弄内准备侦缉之时，那肩贩已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与掩护下，早已挑着盐担离开此地而不知去向了……
下水街头，有十来个农妇围绕着一处盐担在买卖，又刚巧被前来稽查的巡丁逮了个正着。
然而正当稽查巡丁准备刁难与处罚那肩贩时，买盐的农妇人等站了出来。
她们纷纷指摘盐铺店的价高心黑，并发挥了妇人们的特长，群体围住稽查巡丁，边指摘笑骂，边拉扯着稽查巡丁不让脱身，让卖盐的肩贩乘机挑起盐担一走了之……
在东乡民众的支持与声援中，原本处于弱势群体的肩贩们又可喘口气了。
肩贩们在东乡民众的帮助和掩护下活跃起来，凭着不提价、低售价的销售优势，使食盐的贩量一下子升了上去……
当年旧历十一月初的一日里，石山弄盐贩俞能贵又挑着一担食盐前往五乡碶卖盐。
这一日，俞能贵在当地民众与盐贩们的帮助下，已获知县衙派出的稽查巡丁去了横溪与韩岭一带稽查，离五乡碶较远，不会前来骚扰，也就放心地在五乡碶的街头上摆起盐摊，吆喝着售起盐来。
然而，正当俞能贵以为避开了巡丁们的稽查而可以放心地售盐时，那原被砸而后又重新开张的盐铺店掌柜与伙计人员等，再一次领人前来抢夺盐担，双方间随之又产生了冲突。
继而冲突不断升级，矛盾迅速激化，俞能贵久藏在心中的愤怒之火再次爆发。他在村落民众的声援和参与下，又一次领众动手冲砸了汪记盐铺店。
俞能贵的这一动手啊，使汪记盐铺店老板汪百万叫苦不迭，伤心不已。
上次汪百万的盐铺店啊，被砸的也只是五乡碶街上的这一家，在别地却未被波及。
然而这次则不同了，随着被俞能贵领众冲砸五乡碶盐铺店的这一开头炮打响，似多米诺骨牌效应似的，在各地随之引起了连锁反应。
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在东吴、莫枝，韩岭、横溪、天童、下水等地，又有多家盐铺店的店铺牌匾和柜台等物，受到了恼怒的肩贩们以及对盐价提高极为不满的当地乡民不同程度的毁损，有几家盐铺店还不得不因此而临时关门息业，停了生意。
这一砸啊，直砸得汪百万束手无策、痛心疾首。他在极端恼怒之下，又带着金银钱财等开路之物，跑到县衙来哭诉了。
汪百万在重贿官府与冯知县的同时，恳求冯知县要为盐铺店做主，给自己报仇，去尽快处置那些砸毁盐铺店的“暴徒”……
是时，恰逢浙江巡抚大人常大淳留驻宁波。
不过他此行的到来，并非是为了处置“诉争引地”这么一点小事；也不是为了解决“商引”盐铺店与“肩引”小贩们之间的摩擦纠纷；而是为着一项重大的决策行事而来的。但却因他这一次在宁波的留驻，诱发了这一“诉争引地”之事事态的无限扩大，最终又导致了更为重大的群体事件发生。
不过此是后话，现先将巡抚常大人此来宁波之事说一说。
巡抚常大人姓常名大淳（1792～1852），字正夫，号南陔。衡阳人，道光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1833年（道光十三年）任山东道监察御史。1837年任福建督粮道，署按察使。鸦片战争期间，驻防漳、泉，抵御英军。1842年任浙江盐运使，后任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1850年任浙江巡抚，奏免粮运折漕，整理盐政。1852年（咸丰二年）六月调任湖北巡抚。
同年腊月年底，太平军攻陷武昌，常大淳与家人一起投井自杀。
不过是年1851年，即咸丰元年，这一巡抚大人常大淳尚在浙江任上。此年中，他在主政期间遇上了一件极其伤透脑筋的烦心事。
当年闰八月里，一支在东海岸逞凶日久且势大性凶的海盗船队入侵浙江海门，直逼至黄林洋。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海门因此而被海盗攻陷。
上岸后的海盗们在海门滞留了十天，洗劫了所有的商铺，临走时还放了一把大火。
尔后海盗们又带上俘获的女人和物品，向着宁波府属地的象山石浦港而来……
要说到这股海盗，还得将其来历和声势说上一番。
大凡上了年纪的宁波人均知道地方老话中有这么一说，对某个凶残的暴徒瞪起的双眼，常说成是“眼睛像‘绿壳’”，而不像其他地方所说的“眼睛凶得很”，或说成“眼睛像‘灯笼’”。这是为何呢？其实这是有着一段惨痛的史实在。
在这段惨痛的史实里，说的就是海盗横行的历史。而这“绿壳”两字，其实指的就是海盗的借代词。
据记载，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东海岸，有着那么一群群的海盗，他们打着刺耳的唿哨，杀人越货，无恶不作。
而横行于浙闽沿海的广东籍海盗更是凶悍无比，驾驶着一艘艘船形如蚱蜢，船身漆绿色的海盗船，以凶猛好斗出名，手提刀剑火枪，在海域上呼啸来去，追逐着货物和女人，搞得孱弱的清朝水师简直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久而久之，人们对这些外壳漆为绿色，十分醒目的海盗船视为凶神恶煞，并以“绿壳”称之，到了谈绿色变的地步。
在东南沿海地区人们的方言中，更是将“绿壳”两字用来指代海盗，并延伸为形容一个人很凶狠暴戾的专用词。
人们常将那暴戾之人的凶狠神色与目光说成是“该人凶得像绿壳”。其言下之意是为这人凶得像海盗。
另据记载，到了19世纪40年代，这些绿色蚱蜢海盗船沿着漫长的海岸线曲折北上，蔓延到了长江口外。他们的巢穴集中在浙江沿海一带，装备精良、凶狠狡诈、贪婪无比。
其中最具盛名的一支海盗，是由一个俗号称“阿爸”，实名为布兴有，及人称“阿郎泰”，名为布良泰的兄弟俩所带的船队。
布兴有兄弟俩所带的船队有千余号人，上百艘“绿壳”，还拥有一艘装备有重吨位火炮的“金宝昌”号武装海盗船。
对于这样的一支武装船队，其战斗力是积贫积弱的清廷政府军所望尘莫及的。
这些海盗们成群结队地抢劫商船、渔民，还不时地窜上岸来，对沿海一带地方进行抢杀烧掠，残害居民，根本不将当地的官府放在眼中。
有时这些海盗们还对落了单的洋人下手，气焰极为嚣张。
据记载，在1847年，美国北长老会教士娄理华在从乍浦回宁波的途中，就被海盗抓住后杀死。
曾在中国先后生活了62个年头（1850～1916，中间有4年不在中国），在北京多年出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1898年又被清朝皇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也就是北京大学教务主任的“中国通”丁韪良，在早期任美国北长老会教职时，在宁波的传教期间，也曾遭到过海盗的袭击，并险些丢了性命。
那是在1855年即咸丰五年，丁韪良与英国圣公会的陆赐主教俩一起携带妻子去普陀岛度假，因有要事处理而提前返回。
事前他俩因获悉途中有海盗出现，遂将妻子留在普陀岛上以防不测之后返回了宁波。
在办妥“乘省会举行乡试机会，将散发宗教书刊的小贩派往杭州”等要事之后，丁韪良与陆赐主教又想再往普陀岛上与妻子相会。不想在再往普陀岛的途中，他俩真的是遇上了海盗。
其时，海盗们剥去了丁韪良的上衣，还抢走了陆赐主教的鞋子和手表。
幸运的是那个抢劫的海盗头目在未为海盗前，曾在广州附近的一个传教使团教堂内听到过传教士的布道，认为传教士是为耶稣传道的好人，心底里存有着对传教士的一种好感。
当这一海盗头目在抢劫审问中了解到丁韪良与陆赐两人是传教士时，就不想要他俩的命了。
这一海盗头目令手下海盗归还了丁韪良被抢走的上衣和陆赐主教被抢走的鞋子以后，又于次日交给了他俩另外一只抢劫来的小船和一坛酒。
丁韪良与陆赐主教两人方才大难不死，有了活命，在海上颠簸飘荡了几天后回到了陆上。
不过这些事有的当属于后事，因述说完整上的需要姑且先聊之。
说了海盗之事后，又要回到那1851年即咸丰元年的闰八月里，正在浙江任上的巡抚常大淳，获悉有海盗船队正在向石浦港进犯，就急令宁波知府罗镛领兵击之。
其实这支来犯的海盗船队正是布兴有兄弟俩所率领的。
宁波知府罗镛在明知实力不济而又上命难违之下，采取了故意慢腾腾上路的拖延对策，不想也不敢与强盛的海盗进行直面交锋。
盗情的发展似乎也正遂了罗知府的心愿，待到罗知府领兵赶到时，海盗们已经在上岸抢劫到手之后，潮水般地退去了。
本来嘛，罗知府只要据实向上禀报盗情已退也就可以了。
然而在此时，罗知府却动了个歪心思，欲贪天之功为己有。他向省部奏报，说是出兵大捷，并像煞有介事地谎称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募船募勇，又是怎样怎样地打退了海盗。
结果呢？倒也一时骗取了在杭城主政的常巡抚的信任，罗知府凭空得到了一大笔的银两赏钱。
然海盗仍在，未过几日又卷土重来，且这一次的来势更为凶猛。
罗知府的谎言不攻自破了。
常巡抚得知自己受骗上当之后，在极度震怒之下，边向上疏劾黄岩、温州、乍浦三镇总兵，边上报主管福建、浙江两地的闽浙总督大人，将罗镛知府撤改为巡道职，令毕承昭为宁波府知府，并严责毕承昭尽快消灭海盗。
然闹了几十年的“绿壳”海盗能有那么容易地被消灭吗？刚上任的毕知府感到焦头烂额、举步艰难。
正当毕知府束手无策之间，一条来自海盗内情的信息使他看到了希望。
毕知府从有关渠道获知，海盗头子布兴有其实早有归顺朝廷之意。
他同时获悉，布兴有于近期内在沿海一带之所以闹得这么凶，其实也是在炫耀实力，为自己作一个晋身之阶而有意地在造些声势。
经过派员与布氏兄弟的不断暗中接触，毕知府摸到了布氏兄弟真的是想招安的这一确切情报，并初步了解到布氏兄弟开出的投诚价格和所索要的官职官衔等条件要项。
见海盗有心想归降事情属实，又因收编海盗事属特别重大，再者布氏兄弟所索要的官职官衔等条件又远非是宁波府能于定夺，毕知府就向省城的常巡抚作了紧急的禀报与请示。
常巡抚接到宁波府的禀报之后，听到能不动兵戈而把为祸海疆多年的“绿壳”海盗平定下去时，觉得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合算的。
再说就常巡抚本人而已，也是以善良出名的。
《清史稿》记载，他“出为福建督粮道，署按察使（时）。晋江县获洋盗三百八十余人，总督欲骈诛之，大淳力争，全活胁从者近三百人。司狱囚满，大淳曰：‘囚不皆死罪，狱无隙地，疫作且死。’乃分别定拟遣释，囹圄一清。”
所以常巡抚对海盗的收编有着很大的兴趣，并作为省府的一件重大事项来处置，亲临宁波领导并实施了这起收编海盗事的成功。
于是，布兴有得到了巨额现钱和官衔承诺。
同年农历年底前，布兴有带着他的船队归降，本人被授以六品顶戴。闹了多年的“绿壳”海盗船队转眼成了官府武装，被纳入了大清海军的正式编制。
腊月初四，即公历1852年1月24日，《清史稿》本纪二十《文宗本纪》中也就有了这样的一笔记载：十二月己酉日，时任两江总督的陆建瀛奏，“海盗布兴有缴械投诚，拨营安插”。
不过这官府收降布兴有与“绿壳”海盗船队，并“缴械投诚，拨营安插”之事长达数月，又当属后事，因叙述上的方便故也先说之。
现回到巡抚大人常大淳在听了罗镛知府谎报击退海盗之军情事后，自己又因不明事件真相而信以为真，于闰八月庚戌日，即公历10月21日，向朝廷递送了“盗船在石浦肆劫，知府罗镛击走之”的奏折。
对此，事后知道击退海盗事为子虚乌有的真相后，常大淳巡抚也因自己被罗镛所骗而谎奏朝廷之事深为内疚，害怕朝廷对此事加以追究，在撤换罗镛知府的同时，对宁波府的会剿海盗事予以了格外的重视，并多次与提督一起前来宁波商议、安排会剿事项。
当他从新任知府毕承昭的禀报请示中，知悉了海盗头子布兴有欲归顺朝廷的情报后，在高兴之下又生怕情况不实，再次被骗上当，遂带着提督一起又一次亲赴宁波前来了解实况，以掌握第一手情报。
到了宁波之后，常大淳巡抚因对海盗欲归顺之事需经再次多方核实，对布氏兄弟开出的投诚条件和所索要的钱财与官衔等事，也需作接触、沟通、商议、定夺和向朝廷禀报，也就没有返回杭城，而在宁波城内借用宁绍台道行署为行台衙门驻留了下来。
留驻期间，常巡抚为扫清后方障碍，确保陆上安定，以利对海盗的收降成功，就多次训示宁波知府与鄞县知县，要缉捕一批积年未获的惯犯、逃犯和社会不安分子，以维护地方稳定，防止不测之事的发生。
而此时又正是石山弄盐贩俞能贵领众冲砸了五乡碶盐铺店，东乡各地因民众恼怒盐铺店的售盐提价而纷纷损毁所布设的盐铺店之时。
当鄞县县令冯翊接到盐商汪百万送上来的大额贿金，并听了汪百万的哭诉之后，顿感现时正是处置这些肩贩们的良好时机。
冯翊知县感到，现时即使是自己想不处置这些肩贩们也是不可能的了。
冯知县觉得，巡抚大人此时因收编海盗正在宁波，在这一敏感时期里，社会上的任何不良响动必会引起巡抚大人的高度关注。
且这一砸毁盐铺店事件尚有蔓延之势，若是自己不去迅速处置，加以惩处的话，那势必会使事件继续扩大，给知悉事件后的巡抚大人留下个极坏的印象，说不定自己也会像罗知府那样，头上戴着的乌纱帽啥时说摘就得给摘掉了。
更何况冯知县还觉得这位给自己送了大钱的汪百万，也需作些安慰，帮他出些气，挣些脸。
无论从于公还是从于私论理，冯知县都想迅速地采取行动了。
冯知县以巡抚大人所指示提出的、可缉捕一些“积年不获”之犯为由，派出了衙役与巡丁先去抓捕那些捣毁五乡碶盐铺店的乡民。
他想治一治自己所认为的不法之徒，将那些捣毁盐铺店的乡民抓捕归案，以扬自己的官威，让巡抚大人有个好的印象。
遵上司之令前去抓捕人犯的衙役与巡丁们，在汪百万的陪同下先去了五乡碶。
衙役与巡丁们察看了被砸的汪记盐铺店现场，作了些勘查笔录。他们本想找几个当地的乡民，再进行现场了解和访问笔录。
不知是民众不愿配合，还是害怕株连到自己，这一原本处于街市中心，闹猛之地的盐铺店所在地，事发后竟会家家闭门，户户落窗，不见有一个大人出来走动，甚至连来看热闹的小孩也没有。
衙役与巡丁们想让人作了解和访问笔录的想法落了空。
衙役与巡丁们又不得不根据汪百万的意见，转道赶往石山弄村。欲去抓捕砸盐铺店的领头人俞能贵及相随者石山弄村的村民了。
在石山弄村，那些曾参加过捣毁盐铺店的俞能贵与村民们，因提前获得了官兵前来抓捕的信息，又见官兵从五乡碶赶了过来，遂见情况不妙，就利用近山处的地形，纷纷躲避到了村外的采石场所开的石塘窟穴等处，使前来抓捕的衙役与巡丁们扑了个空。
衙役与巡丁们不得不空手而返。
归途中，衙役与巡丁们又碰巧遇上了正挑着盐担在走乡穿村的横泾村人卖盐郎张潮青。
这个张潮青在贩盐的生涯中常不服官府的无辜处罚，是一个常进衙狱的“熟客”，更是被衙役、巡丁及官吏等人视之为东乡的“刺头”人物。
此时衙役与巡丁们正因未能完成抓捕任务而发愁，担心回去后难以给知县大人有个交代。一见到张潮青便喜上眉梢，决定将他逮住，回去抵数交差。
衙役与巡丁们一拥而上，不由张潮青分说，用绳索一套，绑了起来，并将他按上了一个参加捣毁五乡碶盐铺店之罪名，拉拉扯扯地押着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