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很多朋友还在过国庆长假，我昨天看到报纸说，今年神农架国庆长假的旅游门票收入在全省排第二。神农架如今是一个旅游热门地。据说，我因为写了一系列与神农架有关的小说和散文，对他们的旅游有些帮助，当地的领导很高兴。他们的书记经常讲“陈应松是对神农架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用小说表现神农架文化》，那么——
一、何谓神农架文化
大家知道我写的小说是表现咱们鄂西北山区神农架生活的，被文学界称为“神农架系列”小说。许多评论家就认为我表现了神农架文化，又说我的小说就是楚文化的代表，里面写得神出鬼没，神秘奇崛，浪漫恣肆，语言飞扬灵动，等等。这种种说法只能是批评家的一家之言，我对此持保留态度。因为写小说没有这么容易，而且楚文化又大又广又泛，只是一个概念。如果作家这么去写楚文化，他的小说十有八九会失败。作家只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文化资源变成为小说创作资源，那可是要动很多脑筋的。文化这个东西，是面双刃剑，弄得不好，鸡飞蛋打，颗粒无收，还会刺伤自己。现在写地域文化的作家非常之多，写什么里巷文化、山区文化、平原文化、小镇文化，各地又有各地的文化，鄂东、鄂西、东南西北。弄出名的只有那么几个，是极少数、极少数人。很多搞了一辈子，想把他的地域文化宣传出去，可一辈子，还是默默无闻地这么过去了。我今天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问题：怎么才能把你掌握的文化资源弄成小说，而且是好小说，能够在文坛有点轰动的好小说。
什么叫神农架文化？这个问题是个难题，你身处的那个地方的文化特质你怎么把握？好在每个地方都有一批本土文化研究专家，有许多现成的研究成果。神农架如果你们去，就会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书，都是当地文化人写的。关于神农架，我想无外乎就是它的森林，它森林里的神秘。神农架文化就是一种森林文化。在这片原始森林中所生活的人们，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饮食结构，他们的生产生活，他们的民歌、民间故事，他们的道德准则，他们的世界观，应该都算作那种森林文化的范畴。
因为我不是文化研究专家，我只是一个作家，作家只是凭感性的，而且我对神农架文化的热爱，只是出于一种本能。也并不是说我要去搞一个课题研究，国家给了我多少资金。所有的神农架文化都是为我的小说创作服务的。也就是说，要把神农架所有一切都化作你的小说。我们所熟知的神农架，就是它的风景很美，它有野人的传说，它现在成了或者即将成为旅游的热门地。你去神农架，看一看它的风景，组团去，有人接待，有导游，吃吃它的土菜；现在神农架的土菜是很有名的，我当年在那儿深入生活的时候，土菜还没有开发。我今年5月和9月去的时候，到青天泡，那里的土菜馆什么都有。好像是第二次发现神农架了。像什么野花椒叶、花牛儿腿、玉簪花叶包荞麦粑。野花椒叶凉拌，下火锅，那真是绝了；这些土菜很有名，还有森林，有云雾，云海——我就写过一篇《神农架云海》，有奇特的景色，买点神农架土特产，香菇啦，木耳啦，百花蜜啦回来。但是神农架如今搞旅游开发，被弄得不伦不类了，仿佛神农架就是由几个景点组成的，什么神农坛、天生桥、大龙潭、小龙潭、神农谷——过去叫巴东垭，后来改成风景垭，现在改成这个名，还有板壁岩、太子垭、香溪源、燕子洞、天门垭等等。其实神农架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深厚的、你研究一辈子也许也探不出个究竟的一块神秘王国。
我以神秘为例。除了我们知道的它的自然生态中的诸多不解之谜外，比方说那里有条很有名的川鄂古盐道，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一路上有多少神奇的故事？这条数百年藏在森林中的贩盐小径，实际上就是一条走私通道。过去我们湖北人吃的盐大多是川盐，颗粒大，腌肉最好。盐从来都是被国家控制的，因为有大量的税收，所以就催生了走私。这条古盐道留存了许多文化，每次去的人都会有新的发现。再说神农架的民歌，仅举它的锣鼓。锣鼓分为阴锣鼓、阳锣鼓、花锣鼓。花锣鼓是喜庆锣鼓，阳锣鼓是薅草锣鼓，阴锣鼓就是丧鼓。而丧鼓中的最大的鼓词就是一本《黑暗传》。《黑暗传》是在神农架发现的，这可是不得了的一个东西，一发现就轰动了世界，因为它是我们汉民族的创世神话史诗。过去说汉民族是没有史诗的，但现在神农架的发现给打破了。但也有争论，说那不叫史诗，不过大部分人还是承认它的。它就是一个丧鼓词的唱本。我刚从甘孜回来，那里的藏族有个《格萨尔王》，也是一个藏民族的英雄神话史诗，有一百多个版本。现在《黑暗传》发现了10多个版本，数千行、上万行不等。另一种薅草锣鼓也更丰富，有一首叫《黄瓜花》。是这样唱的：“姐在后园薅黄瓜，郎在外边撒土巴，我的冤家，打掉我的黄瓜花。打掉公花不要紧，打掉母花不结瓜，我的冤家，哎哟也，回去我的爹妈骂。”这首歌词跟神农架的其他民歌比并不是十分精彩，如果要看神农架精彩的民歌，可到我的小说里去看，我引用了许多，荤的素的都有。但这首歌的曲调非常有特色。它基本上属于高腔，初听就像是吼秦腔；因为陕西离神农架很近，这里的文化有秦文化的影响。神农架人根据它的曲调，现在改编成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山歌《神农架梆鼓敲起来》，也是一台神农架歌舞剧《神农架梆鼓敲起来》的主旋律，气势磅礴，令人震撼。而神农架梆鼓，是农耕文化和狩猎文化的遗存。何谓梆鼓呢？梆鼓就是一块木头雕空，像我们演出时敲的梆子，比它大不了多少。但很响亮，是用夜藁子木做的，敲起来清脆悦耳，但无法表现神农架那种大山的气势和氛围。它是护秋驱兽的，是一种农具，或者说是一种普通的森林中的用具。到了秋天，庄稼成熟了，野兽如野猪、熊、猴子都下山了，吃来不及收割的粮食。但现在我们看到的神农架梆鼓，一个梆鼓就是用一筒整木雕空后，用来敲击和演奏的。大幕一拉开，一根用原木雕刻的梆鼓放在舞台上，很有气势，有观赏性，可视性，有一种撼人心魄的感觉。梆鼓和梆鼓的旋律，都是从神农架民间的文化中挖掘、改造来的。
再比方说它的野人文化。野人传说在世界各地都有，四川有，陕西有，西藏也有，西藏叫大脚怪。在湖北以神农架最为突出，多如牛毛。可是，神农架人对野人的认识非常特别，他们认为野人不是人，也不是动物，是鬼怪。它叫山混子、山鬼、山精，是介乎于人和野兽之间的一种物质。有说是一些树木石头年深月久变的，成了精；有说是秦朝避乱的人在神农架呆久了，成了精，经常跑出来问：长城修完没有？你碰见了野人，只要说“修长城，修长城”，他们就会吓跑。他们最害怕的是修长城。
因为人处在那种原始和蛮荒中，又与各种野兽杂居在一起，每天看到各种各样的野兽。神农架人还有一个生命观，那就是笃信人一天有两个时辰是牲口，如果野兽要吃你时，你就是牲口；不敢吃你时，你就是人。与野兽打过交道的人知道，野兽是怕人的，包括老虎豹子，见了人躲着走。但不怕牲口，牲口就是羊啊，猪啊这些软弱的偶蹄类动物，草食动物。人一天有两个时辰，就是四个小时是牲口，你想想看，多么神奇。人兽一体，人就是兽，兽也是人，它对我们的文学会有宽阔的启发，你慢慢进入就会构思出很好的小说。如今世界是不是有些人兽混杂？人兽颠倒？人有时候比野兽还凶残，而野兽呢？有时候比人还精明。你说他蠢得像猪，猪现在不蠢，特别是野猪，精明过人。我正是根据神农架人的这种生命观写成了一个长篇小说《猎人峰》。
再说它的酒文化，也是很奇特的。上个月我去了沈阳，都说东北人能喝酒，其实神农架人才是中国最能喝酒的人。神农架人喝的是自酿的苞谷烧七八十度，一般的人喝八两斤把，是儿戏。有没有喝死的？有，每年都有这方面的报道，但神农架人还是得喝；神农架人待客，也是天底下最热情的。住在深山老林，来了一个人，对你是很热情的。我在神农架时，在山里跑，走到哪吃到哪，住到哪。到了一个地方，会有农民热情邀请你去他家吃住，那在村里他就是有脸面的，因为他家里有贵客来了。你如果要走，他想留你，就会强行把你的鞋脱掉，藏起来，这叫脱鞋留客。在山里，没鞋可就寸步难行了，你必须呆在他家里。而神农架的酒规，是世界最繁缛最细致的，有一百零八种；可能是个虚数，我数了数，也不下几十种。这个我在小说里已多次写到。有什么转杯、跳杯、催杯、发杯、留杯、隔山杯、连环杯、双响炮、急流水、赶麻雀，等等。我去时，是感到很纳闷的，所谓敬酒，是你把自己的酒喝干了，再倒上一杯，送到被敬者面前，让他把你杯中的酒喝干。一个人在一个桌上，要喝所有人的酒杯，不很卫生，但很科学。过去深山老林，许多土匪、打劫的。一起喝酒，他喝了，再斟一杯还你，这表示是从一个瓶子里出来的，没下毒药，没下蒙汗药呀。这就叫敬酒。还唱歌：（唱）小的来敬酒，大的来接杯，喝了这杯欢心酒，明日再相会。这歌很简单，可改成任何敬酒词，如村民来敬酒，干部来接杯；外甥来敬酒，舅舅来接杯；妹妹来敬酒，哥哥来接杯；媳妇来敬酒，公公来接杯……。这个在神农架导游小姐不会唱给你听，她们不知道，我这是在农民家里学来的。我说的酒文化不过是饮食文化中的一种。可酒文化能弄到如此精细复杂的地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神农架地处高寒山区，要不停地喝酒抵御严寒，时间很多，生活节奏慢，可以慢慢喝来。一顿酒可以喝一天，要把客人待好。之所以把饮酒弄得如此复杂，这也反映他们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淳朴和真诚的程度，把酒喝好，就是把客待好了。而这，正是我们当今人际关系淡薄的时代最需要的，这就是我下面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二、神农架文化对我们是一种召唤
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商品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的疯狂冲击下，我们的文化正面临着被摧毁的危险。商品经济使我们的价值体系、道德传统严重扭曲变形，而西方文化侵略性的掠夺，我们民族文化几乎丧失了最后的地盘。比方说，我们在电影院只能看到好莱坞的电影了。我们这个年纪往上走的人都知道，毛泽东时代，不是像报纸说的，只有八个样板戏，不是，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电影，朝鲜的、越南的、罗马尼亚的、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的、法国的、印度的、古巴的，许多小国的电影都进口，让我们记忆犹新的像朝鲜的《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南斯拉夫的《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苏联的《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阿尔巴尼亚的《宁死不屈》。经典台词也很多，最著名的比方说《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瓦尔特的口头禅：谁活着，谁就能看见！后来七十年代末打倒四人帮后就更多了，《安娜卡列尼娜》、《漂亮的朋友》、《白痴》、《铁面人》、《简爱》、《王子复仇记》、《魂断蓝桥》、《牛虻》、《警察与小偷》、《海岸风雷》、《橡树十万火急》、《冷酷的心》、《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巴黎圣母院》、《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悲惨世界》、《叶塞尼亚》、《傲慢与偏见》、《水晶鞋与玫瑰花》等等等等。现在呢？可悲，我们只能看美国大片了。一部《哈里·波特》的书，我们还要配合他们全球同时发行。我们不是在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吗？我们不是在每天教育人民吗？可是我们的电影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只进好莱坞的大片？我们的宣传管理机构在干什么？我们的娱乐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念基本上是美国式的了。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美好的东西，比如礼义廉耻，善良贞洁，信誉良心，悲悯同情等，已不是人们心中坚守的东西。文学和文艺的商品化以后，为了迎合人们的心理和追逐利润，文艺作品中将道德的反叛误认为是艺术的反叛和创作，不讲信誉，不守诺言，坑蒙拐骗，醉生梦死，贪赃枉法，买官卖宫，笑贫不笑娼，等等大行其道。在电影电视中，婚外情似乎成了艺术必不可少的点缀。人类的普世价值，我们民族几千年建立起来的精神体系，纷纷瓦解，真是可悲。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必须重新找回我们的精神支柱，也就是支撑我们社会的最有力的东西，我们的作家，必须在重新修复和建设我们的文化中，充当探寻者和前锋。我认为，神农架它虽然地处偏远，落后，也有些愚昧，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保存完好的、还未被污染和侵犯的美好的文化体系和道德体系，正是这个时代所亟需的；
另外一点，我们看到的如今城市盛行的旅游热，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其实这中间潜藏的是人们心灵的一种渴求。风景是一方面，灵魂得到净化却是最主要的。这种森林文化、农耕文化、狩猎文化中纯净的、安宁的、美好的东西，可以医治商品经济给人带来的各种顽症，抚平你内心的惊恐和烦燥。山里的孩子是怎么生活的，山里人是怎么待人的，他们的社会结构和对世界的认知，他们的生活态度、生存方式，他们的劳动，他们的欢乐，对那些走近他们的城里人，会产生巨大的冲击，主要是心灵的冲击，有时候会使他们彻底改变人生的命运。
以我为例，神农架应该是与我没有关系的，一个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家乡。我过去写过，写过我们的江汉平原。但是，我是一次偶尔的与神农架相遇，就再也离不开它。我记得我第一次到神农架去的时候，的确刚开始就对它的自然景观产生了强烈的热爱和冲动。一走到神农架，树上全挂满了苍苔，那些人面目古朴，形象谈不是完美，可他们的表情却是我从未见过的，跟我们江汉平原的农民又不相同，可以说，只有桃花源里的人才有的那么一种安乐祥和的表情，他们的表情让我迷恋。上了山，我看见那些柿子树挂着一树树的红果，一队红腹锦鸡在天空中滑过，有十几只；走进箭竹林，更让我惊奇，那些箭竹是一丛丛生长的，每一丛大致都是长方形，长方形与长方形的间隔又是大致相等，往山上看去，像是人工栽培的。问当地人，说是自然生长的。我当时就感觉这是神仙们栽下的，这个地方绝非人呆的地方，而是神仙们住的地方。这个山有许许多多的神仙。看来，山是有暗示的。后来我才知道，神农架人是将一切如树木、石头、山、草，都神灵化了的，万物皆有灵。可以将一棵树拜寄成干爹，一块石头也可以当干爹。
从那以后，我就想到，以后我一定要到神农架去。这一愿望在本世纪之初终于实现了，我突然决定，一定要去神农架，挂一年的职。在那里，我这个城市饥渴的人，一个作家，我认为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养。有评论家说过，你陈应松过去也写了不少小说，为什么一去神农架，你的小说就突然受到了关注？一个作家的写作应该是有连续性的，可我的神农架小说与我过去的小说完全不同，找不出一点蛛丝蚂迹，比如《松鸦为什么鸣叫》、《狂犬事件》、《豹子最后的舞蹈》、《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太平狗》，几乎篇篇都被选刊选，获得了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国内的各种中篇小说奖，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也在问自己。
原因就是：神农架是一块极有营养的土地，而最大的营养，就是它的文化，它的人民。就是这些山民和他们创造的文化，你进入进去了，你对这座神奇、神秘、神话般的大山就有了更深的体会和了解。你所接受到的文化信息就非常丰富。我记得我在神农架之初，一个当地朋友对我说：凡是到神农架来的人，各行各业的，最后都是满载而归，都搞出了名堂。他举例，有研究鱼类的，到神农架来，就发现了几种山溪河的新鱼种；研究植物的，也会发现新的植物；研究民间文学的，还有外国汉学家，回去写神农架，引起了轰动。上海华东师大一个叫刘民壮的教授，九上神农架，写了一本50万字的书，叫《中国神农架》；十堰有个摄影家，开个破吉普，在神农架山里钻来钻去，后来出了三本精美绝伦的风光画册，把神农架的神韵拍得淋漓尽致。那位朋友说你肯定能回去后写出好东西来。结果此言不虚。我想，原因多种多样，最主要的就是神农架的东西太深厚，你去挖掘，有无数丰富的宝藏。我的小说也只不过证明了神农架朋友的预言是对的。虽然目前神农架是个旅游热门地，但它的人文景观绝不比它的自然景观差，我认为还依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发现我们自己本土的文化，用它来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我们的文学必须深深地植根于我们自己的土壤，它才会有振聋发聩的力量，高瞻远瞩的目光，它才能发出它独一无二的声音。有一句说滥了的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千真万确。
三、文化与现实的生存和草根性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在这里讲的文化，是一种活的文化，是活在当今人们口头中和生活中的文化，而不是一种僵死的、成为了历史的文化形态。文化只有流传，只有使用，才能有光芒，才能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就算某种文化是死的，作家也要将它复活，它才能有意义。我这里要讲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文化是一种现实生存。
有研究地域文化的说，神农架文化也是一种楚文化，而我的小说明显是带有强烈的楚文化特征，这个我也不否认。但一个作家，为了去在作品中有意突出他的地域文化，他肯定会失败。写作者只能关注现实中的生存，而比楚文化更加深奥、繁杂、特殊、神奇的某一狭小地域的文化，对作家来说，也许更有益处。你不要戴一个大帽子，更加具有特殊性。真正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也许是一首民歌，也许是一个传说，也许是一个民间故事，也许是在山里碰到的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只狗，一棵树，都有可能成为作家活生生的素材，引发他的创作灵感。
地方文化只是一种小说的经验，而不是小说的全部。也就是说，地方文化可以使小说更丰满，更丰富，更丰厚，它是为小说服务的。何况，地域的文化本是从人们的饮食、习俗、宗教、道德的坚守中透出来的，他坚守着这些东西，才形成文化形态，而不仅仅是某些形式，如宗教的仪式，婚丧嫁娶的仪式。一个作家所要书写的文化空间，是靠物质填充的，也就是说是用整个生存现场去演绎完成的。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换言之，不要去刻意表现文化。我们过去看到过许多这样的小说，靠文化来堆砌，写什么风景的，写码头，写里巷，写来写去就是不写思想，不写真实生活的严峻性，不写现代人们思考什么，我们的社会究竟向何处去。沉浸在地域文化的品质中固然是一种热爱，但作家必须把你的灵魂加入进去，浸透进去，这样，你才可能体会得到更深邃的文化所蕴含的民间智慧，它里面所透出的巨大信息。以我新写的一个小长篇为例：它叫《到天边收割》，前面引用了一首神农架民歌：“娃儿乖，你各睡，隔山隔水自己回，虫蛇蚂蚁你莫怕，你的护身有妈妈……”这首民歌有着许多令人遐想的内容。它是一首摇篮曲，唱的是怕小儿梦中睡着了，他的魂走远了，小孩子玩性大，回不来，魂就掉了。做妈妈的就这样唤回小孩子的魂魄，不让他迷失。千万不要走远哪，走远了要回来呀。你看，我这么说了，是不是有广阔的书写空间了？我先是从这里虚构了一个中篇叫《望粮山》，现在则是把它写成了一个长篇。这个小说就是写的寻找母亲的故事。这位神农架母亲是被这孩子的父亲打跑的——神农架深山老林家庭暴力是很厉害的。后来这孩子就去找妈妈，妈妈找到了，由于对原来家庭的恐惧，母亲不认这个孩子。这孩子去时剃了个光头，而这孩子的父亲过去也是剃光头。母亲离开家时这孩子才5岁，现在是20出头了，极像他父亲。这就吓倒了他妈。他妈就不认这孩子，内心的恐惧本来忘记了的，一下子又唤醒了。就给了这孩子6000块钱；这母亲过去在神农架喂猪，现在喂猪发了，成为了养猪场场长。孩子拿了这6000块钱哭着离开了母亲，到十堰市去打工。山里的孩子，没见过世面，不会忍耐，因为长期没有母爱，人格出现问题，性格变得乖戾，狭隘，思维还停留在母亲离开时的5岁的时候。后来与人生了仇，被人打伤，但他也把别人杀了，开始了逃亡之路。后来跳崖捡了条命，但最后还是被抓住了，判了死缓。他要求再见一次妈的面，这个愿望实现了。我写的是一个没有母爱的孩子的悲惨经历，这个小说就是一首民歌给我的启示。
我的另一些小说，有的是根据某个事件有感而发的，比如《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有的是一个民间故事的启发，比如前面提到的《猎人峰》；有的是因为认识到某一个人，比如《云彩擦过悬崖》，就是采访了几个神农架了望塔守塔人后，写了这么一个恪尽职守的守塔人。
有了这些灵感和素材和构思，你怎么保证你能把这些小说写好呢？光讲文化别人还是无法对你的文化产生兴趣。我前面用了一个词叫“生存现场”，用通俗点的话就是要有大量的好故事，好细节来填充你的小说。许多看过我的小说的人说，你的小说中那么多神奇的东西，神农架真是神秘呀。这就对了，我表达了神秘这种神农架文化的特质。比如《松鸦为什么鸣叫》中那块挂榜岩上的天书，还有一到要死人翻车前松鸦就会大叫，路上会有与你开玩笑的死去的冤魂；《狂犬事件》中，人得了狂犬病会怀狗崽，吐出的血块和屙出来的血块都是狗形的，死后肚子爆炸，炸出来的是三个小狗崽；《马嘶岭血案》中一遇刮风下雨山顶就传出来的万马嘶鸣和枪炮声、喊杀声；《吼秋》中，快滑坡时大山开裂，千万只蛐蛐跑了出来等等。这些看似与文化无关，可它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化，是形象化的文化，是神秘文化，是生活化的文化。有的人正是看了我的这些小说中神奇的故事，才跑到神农架去旅游的，我多少为神农架旅游做了点好事。
此外我还在小说中尽量原汁原味地写了山民的生活，虽然有点贫穷、脏乱，但对神农架文化的宣扬和传播，却是起到的正面作用。
我认为一个作家不是刻意地去写文化，但用鲜活的艺术形象去顽固地宣扬某种文化，是这个作家成熟的表现。因为地域文化的浑沌状态和民间智慧，它的草根性质是文学真正的筋骨，也是文学的氛围，失去了它，文学就失去了特色，就会变得贵族化，没有生机，失去活力。通过文化的这一个通道，我们很容易进入到我们中国社会的深处，与时代形成紧密的呼应，就可以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在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和营养，汲取激情和思想。
草根性正是我们地域文化的又一特质。我们的文学目前正在成为某种社会发展进程的障碍，还不仅仅是边缘化的问题。前几年我说过需要寻找一种野生的小说，就是说在小说中找到一股很浓的大野草莽的生存气息。作家在这几十年里，渐渐地去迎合和适应主流话语，让文学变得乖巧；有一部分是主动迎合的，有一部分是通过摸索，找到了一条适者生存的路。因此，文学的气候与政治的气候合流了。八十年代不是，伤痕文学当时远远走在政治的前面，它唤醒了社会的良知，才有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各种改正，拨乱反正。但是文学永远是被动的，政治有可能会带给社会意外的惊喜，但文学的这种迎合姿态，就当然只能永远成为了某种附庸，甚至是累赘，不会有什么惊鸿一瞥。我们如今的作家是被圈养的，稍微有点成就的作家，几乎全是体制内作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慢慢变得循规蹈矩，贵族化，或者装模作样的假贵族化，正在作家中蔓延。这些作家经过数十年的挣扎，由知青，由教师，由工人，由农民，由右派分子，渐渐成为了当前社会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对现实采取了缄口不语的态度。所谓亲近工农大众，只是在某个精心安排的活动中、场合中，做做样子。但是有些作家正感觉到这种危险性——这种姿态可能会毁灭自己，于是尽量地使自己保持战斗的、野性的、草根的、散养的、民间的姿态。我说的是包括政治立场和艺术态度两方面。小说必须是粗粝的，而不应是精致的；是民间的，不应是官办的；是山野的，不应是庭院的；是底层的，不应是上流社会的。基于此，我们只有走到田间地头，深山老林，去拥抱地域文化，就像杂交水稻一样，用野生稻作为父本，这样它才有抵御病虫害的能力，植株强健饱满，才会有优良的品种。
我希望在座的朋友中，有立志于文学创作的，应该多研究我们的本土文化，多进入底层的现实生活中，让我们的作品成为底层社会的代言人，成为具有生气勃勃和大野草莽气息的“草根性”作家。呆有家里客厅里阳台上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不要抱侥幸心理，不期望有捷径，不指望胡编乱造能让自己名利双收。只有你的双脚沾满了泥巴，你才真正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什么是文学，你的作品才有可能是好作品，这个文坛才有你的立足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