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文学现状
我今天谈的是非文学时代的文学痛苦。文学是痛苦的，也是非常严肃的，大家可能感到有些枯燥，但是文学它又不能不是严肃的东西。昨天孙晓忠老师给我讲，他正在审读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有两本是写我的，其中有一个论文——它是要隐去学校和姓名的，可能是华东师大的学生吧，写的是《论陈应松的苦难叙事》，八万多字。苦难叙事也是很沉重的，今天都是沉重、痛苦加在一起了，你们听得会更加枯燥和疲倦。我想上海大学主办方之所以邀请我来，我自己想可能是因为批评界把我划入了底层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那么底层文学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如果我的演讲有一点枯燥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忍耐，忍耐一个多小时，不要让我这个从遥远的湖北神农架深山老林来的老农民难堪，好不好？
我想说文学的痛苦无外乎就是三种吧。一种就是社会的生态环境对作家带来的痛苦；二是作家思索造成的精神挣扎的痛苦；还有一种是，文坛有一批搅屎棍子，把文坛搅臭，他们好从中获利。败坏文学的声誉，让文学臭不可闻，让纯文学作家痛苦不堪。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痛苦，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那些故意的封杀和禁止，为一首诗，一篇小说获罪，把你杀掉，把你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都没有了。有的只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涣散而导致文学的凝聚力崩盘，让文学滚蛋了，滚出了人们关注的视线和精神活动的中心。但是写作它又是必须的，我是说一种文字表达，它是人类的一种倾诉方式，是一种习惯。文学同样是一种传承，就像一门技艺。既然文学是一种事实的存在，从业人员又很多，研究者也不少，形成了产业和阶层，国家还有臃肿的机构来管理这些作家和作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传统精神劳动方式，一种夕阳产业，一种不太景气的、可以由商业兼并、政治驯化、特殊保护的行业，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
在这里，为了便于表述，我还是把文学的痛苦拎出了个一二三。一是：作家成了沉默者。作家本来是发言的，说话的，可如今所谓的作家几乎都潜水入海了，他们成了集体的哑语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事件的关头，你们能看到一个作家来发言吗？他站出来说话吗？他们懂得了沉默是一种对自己的庇护，实际上，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人民抓住了他们自私的小辫子，也是因了他们的写作姿态让我们的文学逐步的蜕化成大时代的软体组织、爬行动物。第二是：文学三心二意，乖巧无比。我们的写作本来应该是果断的，专注的，勇敢的，可如今却有了太多的犹豫和算计，不再是单纯的写作和作品的呈现，加入了许多非文学的因素。比起八十年代的作家，现在的作家内心复杂得多，势利得多，现实得多，也丑恶得多；三是：作家抛弃了人民。我说抛弃不是一个简单的丢失，而是一种大的彻底的割离。作家离人民越来越远，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是可怕的，结果是人民让文学滚得越来越远；四是：文学的商业化势不可挡。一部作品要靠炒作和吆喝，仅仅埋头写作已经不行了，没有经济实力和条件的，没有各种关系，哪怕作品很好，写了也白写；五是：文学不再是思想的产物。作家本来是思想者，在每一个时代他都是思想的启蒙者，引导者，可现在文学界与思想界渐行渐远，文学变成了没有思想的文字表达。而八十年代的文学却带有思想爆炸的意义；六是：写作更困难。靠一篇作品轰动和走红的现象不可能再现了，作家的成功要付出比过去任何时代的作家和诗人艰辛数倍的努力；七，最重要的是这个时代没有一个文化的旗手，没有一个文坛的领袖。文坛的精英们始终都在坚持着他们自以为是的矜持、冷漠和暧昧。而现在的文坛又特别需要一个主持正义、评判是非、振臂一呼的文坛领袖，但是很遗憾，至少这样的人物我还没看见。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却没有一个敢于承担，敢于牺牲，心胸开阔，站出来为大家说几句话的人。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
为了对付上面我总结的这些所谓痛苦，我们这种充满个体艰辛的劳动和喃喃自语的写作生涯，需要自我调节的精神力量和强大的神经支撑。这种写作的痛苦就是一种恐惧和精神折磨。写作就像一个人走夜路，胆量，韧性，不屈不挠的内心狂热是必要的前提。我们深知，文坛其实最是一个黑白颠倒，价值混乱的地方，作家所谓精神坚守的意义已经荡然无存，强烈的世俗化和功利主义已经将作家们的头脑都漂洗过了。比方说，如今作家们在一起，不会去谈什么文学了，作家们谈文学被认为是一件幼稚可笑的事，很过时的事，一种乡下业余作者才干的事。作家们的交往大多虚与委蛇，互相提防，敷衍。所谓笔会也不再写小说搞创作改稿子，而是喝酒打牌、讲黄段子、游山玩水，洗脚按摩。这是在文学的内部；而外部，当文学退出整个社会的话语中心后，它的霸权心态和神圣光环没有了，由高处往下跌落的结果是自卑和封闭。我想文学为什么远离了人民，它自身惊人的封闭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利用自己的手腕切断了与人民交往的路途，所以它不受人民欢迎，不再那么入群激越。
文学当然是伟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没有文学，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文学。可文学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虚构。他会让作家不自信，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真实的事情、耸人听闻的新闻什么都可以看到读到，但文学还是个虚构的东西，仿佛写作者就是个说谎者。“作者是骗子”，美国批评家米勒在《文学死了吗？》这本书里就有这个小题目。他说文学仿佛是谎言，因为文学作品与谎言都是与事实相反的，没有对应的指称物。他评论普鲁斯特的一章就叫“作为谎言的文学”。他批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这部曾感动过无数人的小说，他说普鲁斯特常常对谎言和文学说同样的事情。因为这样，作家觉得无论怎样的表白都不能令人信服，作家对题材的选择，对语言的使用就会出现心理障碍，会出现强迫症和忧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紊乱的紧缩症状。精神疾病的一种就是广场综合症，怕见人，怕这个社会，不愿到广场上去与大众交往。这样与人民和社会现实的隔阂会越来越严重，作家也就失去了情感交流的对象。这当然造就了一批作家向内挖掘的深度，向内走，走向自己的内心深处；但是文学必须要向外，向现实，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硬着头皮也要做的事。向内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于是，作家在选择读者上面，在引诱别人欣赏自己的作品上面便像无头苍蝇。各种奇怪的文学主张，奇谈怪论都出现了。在这样的读图时代，你很难把读者拉到字里行间和一本书里。由于商业的介入，让我们的文化现场变得极为糟糕。吹到天上去了的作品，那些所谓名家的，有市场号召力的却发觉很烂很差，读者一次一次地感到上当受骗。又是“狼来了”。狼来了的时代就这样来了。那些想亲近读者进而想亲近时代的作家遭到了心理的重大打击。自闭症更加严重，对读者充满了怨恨，而读者仗恃着这个商业社会的强大后盾，和拥有互联网可以任意骂大街的优势，更瞧不起作家，对作家不屑一顾。作家与读者的紧张关系犹如文学与时代的紧张关系。它们是一回事，是一个悲剧的两种结果。
我现在要说到坚持。有一种坚持是精英文学对那块地盘的唐吉诃德式的坚守。这还多少值得赞许；另一种坚持是自欺欺人的悲壮狡辩。恕我直言，我要直捣一些作家写作的老巢——这就是当下文学现状存在的弥天大谎：小说就是虚构，小说就是回忆。这两个观点不是产自中国，是外国的胡言乱语。我去年在上海的城市文学讲坛上说过这些，我没使用弥天大谎这四个字。这两个观点一个是马尔克斯的，一个是博尔赫斯的，现在成了一些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尚方宝剑和圭臬。但是，在文学遭遇如此尴尬的境地时，与人民产生了对峙和隔绝时，你要一种新的让他们产生好感的交流，一种极亲切的、理解他人悲欢的手段恢复人民对文学的信心。虚构和回忆，成了文学的潮流，也成了文学使人厌恶的标志性产物——虽然这种潮流的裹挟带有一种集体的力量，但我不认为这种力量有什么历史重量。当作家们在那儿喋喋不休、连篇累牍地回忆他那点儿童年和少年的烂事时，并且说童年的记忆可以写一辈子，这绝对是放屁。如果真的这样，作家的智慧和智力也就保持在童年阶段了。成了永远长不大的病态儿童和少年。这样的坚持有何意义？
自闭绝对是一种退守，退守就是承认他人对自己地盘的入侵、扩张。说重一点就是放弃阵地，缴械投降了。自闭不仅是在掐断自己，也是对文学前景的扼杀。这使得文学面对我们的社会现实不敢担当，失去了起码的职业勇气，胆怯而麻木。面对这个如此变革而动荡的时代，这样激烈残忍的生存博弈，我们不想挺身而出，没有一种与社会对话的渴望。我们为什么不去思考一个曾经自给自足人人平等相亲的社会今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裂痕？富人和穷人、官员和老百姓、底层人和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之间为什么产生了如此之大的隔阂和如此之深的仇恨？文学难道真的不能对这些做点什么吗？文学是不是真的无能为力了呢？绝对不是的！
当然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文学真的是很难，它首先是要解决生存的问题。也就是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存在为什么是合理的？它要用作品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不可以进行逆向思考呢？生存和主动的出击，生存和思考为什么不能同时进行？你主动的出击你生存的空间才会扩大，你和人民一同思考，你才有生存的土壤。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为文学献身？我们为什么要走近这种职业？文学作为人类历史和生活的顽强记录者，作为坚定的人类崇高生活的推进者，它本身就具有进攻性和叛逆性。它只是作为书斋书写的方式，而不是书斋生存的方式。那些追求历史定位的作家应该明白，我们的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文学应该穿透到社会的底层。文学家是孤独的，但文学的本身不能孤独，它必须以千万人的呼喊和挣扎为依托。
风平浪静的心态必然产生死水微澜的文学。有一部分作家真的是解除了武装，从内心获得了少有的安宁和舒适。仗着才华和运气的铺垫，他们拥有一切。相当规律的生活起居，良好的身体，无忧无扰的写作环境，源源不断的文字生产……他们什么都不缺，没有危机感，没有江郎才尽的担忧。这些人希望文学是常态化的一种职业，是千千万万职业中的一种。文学不能再拔高了，拔高到神圣的地位。文学与政治生态正常化的过程，的确是经过几代人的血泪奋斗才换来的，应该倍感珍惜。他们认为今天才真正回到了文学的故乡，文学终于获得了它应该有的宁静、秩序与尊严。因此作家不要内心充满不安、激愤和痛苦，对文学不应作过多的苛求，文学不应承担与其身份不相称的重量。否则，文学要是重新沦为政治生活的工具和打手、害人者和被害者，成为社会集体癔症的发泄通道，那对文学和作家将是又一场灾难。
这话是对，我不否认这种说法。他要过分强调这种说法，他可能已经是这个庸俗的消费时代和商品经济社会里的幸福者、幸存者和幸运者，他们已经是利益集团中的一员，对日渐兴起的权贵资本和权贵政治所造成的社会不公，见怪不怪了，他们的内心保持着绝对的松弛和闲适，他们有足够的资格和本钱陶醉在自己的版税、别墅、工作关系、级别待遇、社会头衔和几乎贵族化的生活方式中。在全世界，只拿工资不上班的作家，怕只有中国。在国内，只拿工资不上班的职业，怕只有作家。这些作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终于成了世界各地的观光者、度假者，各种会议的主持人和佳宾，各种筵席、宴会的座上客，成了喋喋不休的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名人，同时，他们也是主流政治话语的解说员和辩护者。他们那种被驯化后的沉默是文化的无德，是文学制造者的无良，是所谓文学精英存在的彻头彻尾的无耻。
另一方面，文学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失落感，就在于政治对文学失去了兴趣。过去在我们国家，文学和政治是一对连体婴儿，也是一对生死冤家。现在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对文学实践活动的容忍，使得中国文学与政治贴近的传统被打碎。作家找不到愤怒的对手，也找不到了他拍马屁的对象。有些傻瓜，如这次山东作协的王兆山，写了一首被称为超级马屁诗：《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天灾避难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你以为我们的领导人就高兴？这不是帮倒忙是什么，这一下拍到马腿上了。政治的容忍就意味着淡化和淡漠或者漠视你的存在。过去要么狠批你一通，把你抬出名；要么狠赞你一通，你也出了名，什么都有了。现在这种出名的方式没有了，国家领导人不会对哪一篇作品发话，你也无法去看谁的脸色行事，市场经济取代了政治推力。你尽管在那儿翻筋斗，扮小丑，瞎吆喝，即便是你扯破了嗓子，政治也是懒得理你。我还要说，这不仅是一个容忍的时代，还是一个纵容的时代。而纵容导致了非文学前所未有的畸形繁荣。将纯文学的空间挤压得更窄小了。“非作家”——也就是不是作家的作家成为了最活跃的作家，直观地说，也就是伪作家，是所谓的作家。非作家的作品成为了最畅销的小说。比方说韩某、郭某某的小说，比方说从百家讲坛起家的某某某的小说，都卖得忒好。这也没什么，可问题是当这些小说流行的时候，其他的小说躲在角落，人们以为他们的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小说，以为当下的文学界也就只有这点本事，说现在的作品还不如过去的《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没有一本有这样的影响，没有一个可以记住的名字。比电视剧还不如，现在电视剧还能记住一个许三多，小说你能说出一个人名吗？《红岩》里面有江姐、甫志高，《青春之歌》里面有林道静，《红旗谱》里面有个朱老忠，《创业史》里面有个梁生宝，《艳阳天》里面有个弯弯绕。现在有谁能不假思索地告诉我《白鹿原》里面有个谁吗？《秦腔》里面有个谁吗？《狼图腾》里面有个谁吗？
有一句古诗说：“相逢不下马，各自奔前程。”说的是过去为官走马上任时的情景。现在的文学就是这样，各自显身手，各找出路，整个文坛都是一派激斗踊跃的场面。文学的军阀混战、封建割据、残酷重组，终于让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彻底分道扬镳。由于商业的强势介入，作家们在各种环境的引诱、胁迫下，进行了写作策略的调整甚至是大转向。于是有了校园文学、惊悚文学、奇幻文学、动漫文学、网络文学、通俗文学、私小说、下半身写作、主旋律写作、官场小说、商战小说到现在的恐怖小说、盗墓小说等等……文学的商业化活动一波接着一波，许多人因此借文学之名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成了社会的富翁、文坛的教主，而相反的则是更多的纯文学作家因此成了穷光蛋，被时代吞噬了，大浪淘沙得无影无踪，他们的作品出不来。在这场硝烟弥漫、刀光剑影、个个赤膊上阵的战斗中——我说的赤膊上阵还包括部分女作家，精英文学中的某些作家也不甘示弱，当他不能且不敢在政治上发声的时候，商业的发声倒是很积极响亮的，不遗余力的，声嘶力竭的。为他自己的作品推销、造势，甚至买通媒体，想方设法吸引大众眼球，以期引起注意。作家既要钱，也要脸，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至于写作的信念和道义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文学是什么也不需去操心。文学就是印数嘛，就是印数。印数就表示你在文学界是一个成功人士。你畅销，你就是一切。你没有印数，你就彻底完蛋了，你的高调说什么都没用了。文学过去傍政治，现在傍商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藏獒》，它的确是一本小说，艺术上也说得过去，可它的发行量之所以这么大，靠的完全就是文学的外力或扩张。一个搞安利营销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公司要求每一个人，必须人人都读，必须人手一册，叫学习团队精神。安利营销的人大多应不属于文学读者，许多是家庭妇女，甚至是下岗大嫂，她们竟然成为了今天忠实的文学读者。我的《太平狗》与股市完全不相干，写的是一条神农架赶山狗的传奇经历，但一个被称为财神爷的有名的股民弄了一篇文章叫《太平狗与股市》，说这篇小说让他感慨万端，说中国股民就是那条伤痕累累被主人揍得死去活来还忠于主人、不离不弃的太平狗，并要广大股民都读读。文学被商业社会牵强附会，被商业社会借尸还魂，以文学的智慧去行经济之实，当作文学之外的赚钱指南，这是近几年出现的新鲜事儿，小说成了经济的教科书。再比如像《狼图腾》，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艺术上也值得商榷，却因为策划营销的成功，成了发行量超大的一部“长篇小说”。这在出版业中，是一个一再引用的成功策划的经典案例。而所谓狼道，又被商业引入，说商业需要狼性，以此带动了许多商业指南式的狼系列书籍。
在这个文学的消费主义时代和实用主义时代，写作者真的是一片迷惘。作家本应有的独立性被商业裹挟和劫持，使得文学/读者间的相互欣赏渐行渐远，使得文学/历史间的互相激励渐行渐远，使得文学/生活间的双向哺育渐行渐远。如果说过去的文学要么与政治合谋，要么与政治对峙，有着挑战政治的企图，那么当下的文学为了自己的生存，采取的是与政治和现实和解的策略。这种和解，使我们的立场倒退了一大步，使我们的精神疲软了一大截，使我们的气节丧失了一大半，使我们的形象被剥蚀得面目全非。文学依附于政治，承恩于政治，取悦于政治，和文学参与政治生活的重建，寻找正义和公平是根本不同的。有一个危地马拉的作家、写过《玉米人》的阿斯图里亚斯这么说：“我们的小说的冲击力可以比作灾难性的魔力，它要毁掉各种不合理的结构，为新生活开辟通路。”他说的是灾难性的魔力，这就是小说，像灾难一样，毁掉那些不合理的结构。结构肯定是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两种。有美国文坛“心脏”之称的马拉默德——他是个犹太作家，认为小说的作用就是要摧毁并改换读者的心灵。“摧毁”和“毁掉”，这都是破坏性的、让我们很不舒服的很刺眼的字眼。“摧毁”和“改换”别人的心灵，毁掉不合理的结构，文学不就是要承担破坏和重建的双重重任吗？可我们认为这与和谐社会的良好气氛不相符。陶醉于眼前，并且认可我们现实的合理性，逃避尖锐的、痛感的事物，这就是我们的普遍心态。而文学的存在和努力就是要改变现状，而不是维持现状。
我们的作家对寻找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热望从未消减过。在那种漫长寂寥的精神体验中滋生的孤独感、痛苦和悲愤的情绪，日积月累，以此形成的作品，必是大情感和大投入，一定具有思想独到，艺术上乘，超越人文视野极限的品质。
有关于文学的两极分化，李陀先生早就有过预言，他说作家在现阶段一种是非常有立场的，非常政治化的；一种是完全模糊了作家立场的。无立场的作家适应或者顺应了这个消费时代的矫情、舒适、小康、白领、市民、休闲甚至是暧昧的炫耀的生活方式。一个人本应有的政治立场和写作立场在这种销磨意志的生存环境中，很容易让自己卑下和疲倦的社会生态中与现实同流合污，与不义和罪恶沆瀣一气，或者说，他认可了一个社会为追求无是非观和原则性的所谓的“和谐”。这个社会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立场和梦想，只要你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你的角色就够了。殊不知，在当下的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只是属于少数人的，它属于剩余价值的拥有者和权贵资本的流通者，想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无疑于痴人说梦。我不想说失去立场和没有立场就是堕落，就是投降。远没有这么严重，这只是社会心理对个人心理的折射。事实是：人们对某些政府官员的失望，对政治改革缓慢的心灰意冷，对两极分化等社会积怨的麻木，大都见怪不怪，心如古井，波澜不惊了。加上文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过分控诉和过于狂热，热情已经耗尽，文学在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遭遇，能够成为一丁点儿心灵慰藉和宗教的残羹剩汤就相当不错了，就心满意足了。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人们不再有以文学干预政治的野心，不爱听社会发言，进行徒劳的思考，因为这样的话，只会造成神经衰弱，自作多情，忧愤成疾，于人于己于事无补，对家庭生活的改善也毫无帮助。他们会被周遭的人骂为神经病，落拓的文人，呆子，没有睡醒。作家也就不自觉地加入了“酱油党”：我只是出来买酱油的，这个世界关我屌事！
一句话，作家在文学之外挣扎，这就是我们的痛苦的文学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