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武帝的个人兴趣。就当情况来说，汉朝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汉帝国的合法性问题；一个是重新构建汉帝国的统治基础。就第一点来说，汉帝国是通过推翻秦朝暴政和打败霸王项羽而成就起来的，被黄老学说认为是不合法的。因此，汉朝皇帝急需解决这一问题，到汉武帝时，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就第二点来看，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建立强大的汉王朝，主要依靠他的军功集团。这些人牢牢地控制着国家基础，而到汉武帝时代，军功集团基本失去威望，他们的子孙已无志向。因此，汉王朝的国家基础变得不稳定，汉武帝忧心忡忡，渴望建立起一个稳定的、长久的，能为国家发展带来巨大利益的新利益集团。
在这种情况之下，汉武帝曾多次听取权臣的建议和辩论，最终，产生了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感。一开始，他就重视儒学，但苦于窦太后等黄老学派势力强大，使他总是不能得心应手。汉武帝明白，要想建立一支稳定的、长久的国家基础势力，就必须对黄老思想开刀。而儒家学派本也对汉朝有过贡献，并显示出很强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叔孙通帮助高祖刘邦制定朝仪，贾谊一生主要精力都耗费在撰写《过秦论》上，等等。这些人都对大汉江山产生深远影响。但事实情况是，纵横之气远远强于儒礼之风。判断其主要原因，就是儒生未在思想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就汉朝前期的儒学地位来说，基本是处于一种实用主义的层面上，在思想和道德上无法对汉朝产生深远影响。制定朝仪和撰写《过秦论》都是有形地影响汉帝国，受到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因此，很容易被人否定。在这种情况之下，儒家思想需要一种深层次的内涵，进而在精神上影响皇帝和朝廷。董仲舒的出现以及《天人三策》的提出，使儒生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他开始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利益集团，并对汉王朝和一切产生深远影响。
就儒家思想而言，自然秩序？（天）与社会秩序（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他们探讨的核心话题。所谓“天人感应”，也绝非董仲舒首创。早在西汉初年，贾谊就对“天人感应”学说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却未得出一个让皇帝和朝廷满意的理论结果来。就此推断，汉朝前期，“天人感应”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学术名字，众多儒生都在探讨。
为什么只要董仲舒阐述的“天人感应”理论是成功的呢？其实，还是得从汉王朝的国情进行理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没有法律地位是不能获得天下人认同的，因此，汉武帝渴望提出一种新理论，来端正汉王朝的形象，使之成为合法国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就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点。他提出上天看到一个国家背离道德，滥用刑罚时，它就会降临灾异到人间，如果帝王终不悔改，那上天就会更换帝王。秦朝无道，适刑践酷，人心惶惶，所以才看重刘邦，将天下交予他管理。
这一理论的提出，汉武帝欣喜若狂。汉王朝的法律地位获得了确立，并让天下人认为，汉王朝是顺应天理，汉武帝是当之无愧的天子。从此，“天人感应”理论成为汉王朝的御用国家意识，并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上千年的政治思想。
儒生们不断地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进行填充、发展，形成了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政治主导思想。也是从董仲舒开始，儒生开始在法律和官方层面上主宰古代中国意识形态。汉武帝对他们的重视，让儒学成为朝廷的本根学说，并对国家各个方面产生有形和无形的影响。儒生从此成为皇帝的思想智库，成为政治家的监督者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者。
“天人感应”理论首先解决了汉王朝合法性问题，让汉武帝真正地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天子”。就汉王朝国家架构来看，汉武帝时代已非常不稳固，老一辈军功利益集团基本瓦解，所谓的“官二代”、“官三代”，不过是游手好闲的公子哥，无法支撑起大汉江山的威仪来。而刘邦一手建立起来的军功利益集团给大汉朝的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汉武帝强烈地意识到，重新建立一支庞大的人才队伍，并形成一股强大的集团力量，才能稳固汉王朝的国家基础。当然，此时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再是军功利益集团，而且是一支有思想、能担当，可以实现王朝统治思想的知识分子集团。
在汉武帝看来，只要能支撑起一片天，并未汉王朝带来巨大贡献，使之长盛不衰，就是一个优秀的利益集团。就思想性来说，这并不是他重视的。儒生是有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认为这就可以在汉武帝面前炫耀，并成就儒生们史无前例的功绩。而汉武帝却不重视，他不在乎儒生的思想，只要能解释出汉王朝的合法性地位，那就是一支优秀的政治力量，在朝廷上，只要臣子们提出有理有据的政治主张，并有正确可行的路径，他便能接受，并不在意这股力量是什么学术流派，也不关心他的政治背景。其实，只要能实现政治抱负，一切思想流派汉武帝都可以认同。而当时，儒家思想更适合他，因此，他青睐儒学，但不片面强调它的作用。
在政治理念上，汉武帝尊崇儒家思想，一登基，便着手建立太学，修筑明堂。儒生们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其学问开始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学问开始展现优越性。但汉武帝并不看重这一点。他一边任用儒生，将朝廷改成儒家政治，一边坚持刑名法术，在管理国家方面使用法律为主导的政治工具。于是，一种局面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表面上看，朝廷是清一色的儒生朝廷，而实质上，则是刑名学家的政治管理。历史上，汉武帝时代出现的酷吏一个比一个强悍、凶狠、出名。
在意识形态上，汉武帝操控儒家思想；在政务处理上，汉武帝利用刑名法术；在个人生活上，汉武帝则采用黄老学说。在他晚年时，曾不止一次地感慨：“嗟乎！如果可以像皇帝那样得道成仙，离开妻子儿女对我来说不过如同扔掉破鞋。”由此可见，汉武帝是一个有着强烈生活幻想之人，心理上的完美、政治上的强硬和生活上的幻想，让他强烈地认识到，单一的国家思想不能让自己产生强烈的个人欲望。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汉武帝虽然重视儒家思想和儒生，却不拘泥它之中。就历史事实来说，汉武帝的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理念。事实上，他只是将儒生看成一个政治力量，并为汉王朝的长期发展提供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力量。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历史学家们始终对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进行批评，甚至认为《天人三策》是毁灭古代中国政治成就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正汉武帝与董仲舒的一问一答，成就了《天人三策》的美名，并非学者们认为的那样，是古代政治思想的枷锁。就是从《天人三策》开始，汉朝儒生才拥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形成了一支政治力量的转型，并为汉帝国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影响力。谁也没有想到，它会对古代中国政治产生如此深远影响。汉武帝的本意只是渴望儒生集团的树立，强化汉王朝的政治统治，就这一点而论，汉武帝是英明的。
儒家的成功，往往表现在它对社会的关注，以及社会成员对政治的无形影响，并让皇帝的人生意义最大化。所谓“天人感应”，就是人心向背全部上升到神灵的高度。皇帝自然产生崇高的荣誉感，而这种荣誉感又能获得天下人心的归顺。事实上，人心向背决定着天子的政治倾向。天子如果得不到民心，那他就会受到上天的谴责，上天是皇帝的圣灵，而这神灵的思想往往表现在民心上。
这就让汉武帝不得不寻找一条顺应民心的政治道路。在这条道路上，越来越的儒生在开拓，汉武帝成为他们最强大的保护者。在这种情况下，儒学思想熠熠生辉，现实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政治家汉武帝的心中，儒学思想已是普世哲学，儒生集团渐渐主宰了汉朝政府。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儒生政治思想的开明，不但能顺应汉王朝的统治理念，而且能代表汉武帝的大部分政治主张。
就历史层面来看，儒学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主要是董仲舒的功劳；就汉武帝来说，之所以能成就一代盛世，主要是利用了开明的儒家思想，并使之成为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