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位于兰州西果园的西北农业专科学校奉命撤销，盛彤笙从中为西北兽医学院（员怨缘园年原国立兽医学院更名）延揽了一批人才，崔堉溪就是其中的主要对象。从此，他终生服务于这所学校及以后的甘肃农业大学，把毕生精力都用在培养畜牧科技人才和振兴祖国的养马事业上。他在马匹育种和鉴定方面造诣之深名播国内外，以至于美国一家报纸将他称之为“中国马人”，一个为马而生的人。这个名字对他来说，实在是既形象又贴切，也是他一生爱马的生动写照。
崔堉溪，山东省日照人，生于1914年。由于家境较好，他在山东济南及北平等地上完高中，1936年考入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940年成为西北农学院首届毕业生，并留校任助教。在家庭的资助下，他自办畜牧场，研究绵羊育种和羊毛改良。为了提高自己的学业水平，他努力学习英语，争取出国深造。1944年底参加农林部留美农业技术实习人员考试，经两榜定案，第一榜名列第二，第二榜名列第一而被录取。1945年3月留学美国中部的艾奥瓦州立农工大学畜牧系，其中有一年的时间到多个畜牧场、研究所、西部大草原进行考察和实习，特别是接触了一些马场，他被那在辽阔的大草原上疾速如风、雄健俊美的精灵深深吸引，从此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下决心要在自己的祖国也培育出优良的马品种来。
1946年8月，崔堉溪返回国内，母校西北农学院院长章文才专程来到上海，邀请他回校任教，聘他为畜牧系副教授兼系主任。1948年崔堉溪接受当年的老师路葆清邀请，来到甘肃兰州的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被聘为畜牧系教授兼畜牧场主任。1950年春，西北农业专科学校撤销，大部分专业并入西北农学院，其中的畜牧科和牧草科及10名教师、23名学生并入西北兽医学院，学校“借水和泥”，随即以此为基础成立了畜牧系，崔堉溪被盛彤笙聘为副教授兼会川畜牧场主任，一年后被聘为教授。
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很多老师都传闻崔堉溪当年和蒋介石的公子蒋经国有些渊源，而且关系不错，其实也确有其事。从本人档案中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为了出国深造而形成的一段历史。抗战时期，蒋中正为了培植“太子”蒋经国的势力，在重庆办了一所三青团干部学校并自兼校长，蒋经国出任教务长。崔堉溪被招生简章上所列“一年期满，成绩优异，派出国留学”的条件所吸引，觉得这是获得出国留学的极好机会，于1944年5月赴重庆参加学习。在一年的学习时光里，他比任何人都要刻苦努力，又是学习专业，又是训练英文的会话和写作。崔堉溪的学习劲头在学校引人注目，当教务长的蒋经国自然也看在眼里，喜在心中，认为这是棵好苗子，想物色成自己的亲信，特别是见到了他写的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发展河西走廊的意见”后，对他更为欣赏，还提出让他到甘肃河西某县当县长。但崔堉溪对从政不感兴趣，再三申明想出国留学，蒋经国亦未再勉强。1945年3月崔堉溪如愿以偿留学美国，蒋经国多次给他提供经济上的资助，并希望他回国后到中央政治大学任教。这在别人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结果他又未允应，而是回到母校搞专业。一度，蒋介石想让蒋经国取代盛世才到新疆当省主席，在考虑新疆工作的班底时，崔堉溪又进入蒋经国的视野，拟让他去当一个地区的专员，结果这件事因张治中兼任新疆省主席而作罢。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前夕，蒋经国还没有忘记这位当年的学生，从杭州寄来参加“青年救国团”的表格和宣言书，但又被他一一退回。看来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崔堉溪终于还是留在了大西北这块令他向往的土地上。
来到西北兽医学院的崔堉溪投入了畜牧系的创建工作。他和同仁们一起设置课程，编写教材，购置设备，筹办校内畜牧场，同时还经常往返于兰州和一百多公里外的渭源县会川牧场，管理和繁育西北农专移交过来的各类家畜。建系初师资力量较弱，他一人同时讲授了家畜饲养学、品种学、屠宰学、牧场经营学、养马学等5门课程，从而也奠定了学院动物生产学科的基础。崔堉溪治学严谨，健谈风趣，讲课深受学生欢迎，40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畜牧科技人才。
崔堉溪性情直爽，敢说真话。1952年带学生在东北辽宁的铁岭马场实习，对马场从苏联进口的种公马和牛的新品种进行鉴定。之前很多人都说苏联的种马和奶牛的品种这也好那也好，唯独他却发表了不同的见解，认为这些马和牛从头型、脖子到四肢等外形条件都不太理想。他说，“柯斯特罗姆牛肉墩墩的，这算什么优良奶牛品种啊？弗拉基米尔马也不是很好的挽马。”在当年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下，说真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会戴上“挑拨中苏关系”的大帽子。大概是马场把情况反映给了学校，回校后学校还组织畜牧系对他进行批判，但他还坚持说要实事求是，不好就是不好，不能说瞎话。后来，那匹苏联种公马繁殖的后代真的不怎么好，证明他的鉴定是正确的，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养马学界有“马界三杰”之说。他们是谢成侠、崔步青、崔堉溪。谢成侠是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教授，中国养马业的开拓者之一，家畜繁殖学奠基人，率先编著了《中国养马史》《中国养禽史》等书；崔步青是吉林农业大学教授兼畜牧兽医系主任，著名养马学家，我国现代马政建设和马匹育种改良事业的奠基人，擅长相马和育种，对我国现代马政建设、马的育种改良和畜牧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兄崔步瀛为国立兽医学院筹委会五委员之一。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畜牧系师资力量的增强，各门课程都有专任教师，崔堉溪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养马的研究上来。多年来，他广为收集国内外大量相关马的资料，多次主持了对全国马驴品种资源的调查工作，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马场，帮助陕甘青新4省5个国营马场制定了马匹育种方案，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指导和参与了马的新品种的鉴定和选育工作，为陕西“关中马”、甘肃“山丹马”与“河曲马”、青海“门源马”、新疆“伊犁挽马”以及西南马保种育种的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使许多新品种通过了国家鉴定。
古之相马有伯乐、九方皋，他们能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善为世间识别千里马。而崔堉溪通过多年来对我国养马业的深入研究，对马同样从身高、体型、肌肉、头颈、四肢、运步等方面一望而知其优劣，成为“现代的伯乐、九方皋”，在养马业界一言九鼎。1956年青海省门源开始“挽乘兼用马育种”的研究，海西州聘请他为总顾问。此后，他经常奔波在海拔3000多米的门源大草原上，经十几年的努力，选育出体型优美、紧凑结实、运步轻快、动作灵活、适应性强、适合军需民用的门源新品种马，1989年获青海省科委二等奖。1961年，甘肃山丹军马场开始培育军用马品种，由该马场政委担任“山丹马”育种委员会主任，崔堉溪任副主任，全面负责技术工作。他深入草原调查研究，帮助制定育种计划，鉴定马群，将其中的理想型马品种横交固定，在1983年培育出优良的驮挽、驮乘多种性能的“山丹马”，使举世闻名的东汉“踏飞鹰奔马”为之复活，这项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指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昭苏马场开展“伊犁挽马育种”，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并参加了多个马新品种的鉴定，为我国西北养马生产乃至全国畜牧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崔堉溪在养马领域中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发表论文39篇，多次在全国性的农牧业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兼任过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甘肃省分会常务理事、全国《养马杂志》编委、《甘肃畜牧兽医》杂志编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务。主编有全国统编教材《养马学》及《中国现代养马》《养马学及实习指导》等著作，参编《家畜饲养学·马匹饲养》《中国马驴品种志》《中国畜禽品种志》等，被全国马匹育种委员会聘为委员兼西北片（陕甘宁青新）片长。
崔堉溪对马终生至爱不渝。他家的墙上挂的、桌子上摆的、书柜里放的，全都是马的模型、图片或书籍资料。每到马场去，第一件事就是看马，马跟他也很亲热，不管多么烈性的马，经他一摆弄，便俯首帖耳地听他指挥。他对马的感情，可以说是渗透到骨子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养马业日渐式微，这使崔堉溪心中非常焦虑。1979年他在《青海日报》上发表了“养马业有广阔的前途”的长篇文章，阐述了养马业在国防和民生中的地位及前景；同年还通过《光明日报》内参，向中央高层主管部门强烈呼吁拯救我国的养马业。他说现在有一种错误的论点，似乎“四个现代化”就不需要马匹了。目前，全国有13个畜牧业基地，却没有一个养马基地。我国70豫的土地是山地，即使搞机械化也是离不开马匹的。他在内参中指出，原属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甘肃山丹军马场，有着悠久的养马历史，在国内很有声望，该场原有两万多匹马，现在只剩一万多匹了；出土文物“马踏飞燕”中马的体型，力速兼备，既有重型马的体躯，又有轻型马的蹄腿、头颈，举世无双，这种体型的马，现在也难得一见。他认为，世界养马业正面临着一个大的转折，即从役用重新转为肉用或乳用，马肉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脂肪由软脂酸所组成，其中的亚油酸、亚麻酸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这是牛、羊、猪所不及的。马奶的成分和人奶接近，特别是含Vc比牛奶高9倍，养马的成本比养猪、养牛的成本都要低。我国草原面积大，群牧养马大有前途，应从现在起，以战略的眼光，开展肉用型马的培养和研究，重振养马业。
1987年，崔堉溪退休后，被甘肃农业大学返聘，继续任研究生导师，讲授家畜饲养学、养马学等诸多本专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他还扛鼎出版了对甘肃畜牧业至关重要的《甘肃省畜禽品种志》和《甘肃省志·畜牧志》填补了省内空白。1998年科技部出版《科技成果公报》称赞《甘肃省志·畜牧志》为“最佳全国省级畜牧志”，可作为“教学、科研与生产的指导性文献和工具书”。
“道义是肩仁者勇，诗书悦性寿而康。”这是弟子送给崔堉溪的一幅寿联，也反映他晚年生活的乐趣。在颐养天年之时，他还不忘对马的关注，运用自己广博的知识，对作为我国旅游标志的国宝级文物“马踏飞燕”进行了一番考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陇右文博》1999年第2期发表了《甘肃河西古代养马史和汉墓铜奔马模型的考证》一文，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它不但以大量的事实阐明自秦汉以来甘肃河西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皇家马场所在地，而且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和大量充分的史料，说明1969年10月在甘肃武威雷台一座东汉墓葬出土的“铜奔马”模型，“在马的外形上，对每一部位都做得十分完善、准确、鲜明，无任何一处的失格，并把马的捍威、气质、风采、步伐与速力等充分表现无遗”，“对于了解研究我国古代马特别是汉马，是十分难得的依据”。崔堉溪据此提出这具“铜奔马”模型的正确名称应该是“蹄蹭飞鹰铜奔马”，并且断言该铜奔马与东汉初期名将马援提出的我国和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马匹理想型模型———“名马式”（已失传）“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形成的时期、地点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也都是相同的。‘名马式’是最优秀马匹的榜样，是最佳汉马的样板。‘蹄蹭飞鹰铜奔马’其实就是‘名马式’的再现。”崔堉溪的这一著名观点，不仅使长期以来广有争议的“铜奔马”有了正确的冠名，而且对全面评价我国古代养马生产发展水平、种质水平，开发和利用我国马种资源，发展现代养马生产均有重要借鉴和指导作用。
2002年3月，崔堉溪病逝于兰州，享年8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