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席群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来到国立兽医学院的国学与英语大家，他与盛彤笙是姑表兄弟。
黄席群，江西九江人，1909年4月出生。其父黄远生，字远庸，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有据可考的专职记者，有“民国第一记者”之称，是民国时期的“新闻界三剑客”之一，在社会上极有影响。当时的人们评价他为：“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1915年岁末，因撩开民国黑幕被国民党派人刺杀于美国旧金山的华人街。其时黄席群年方6岁，幼年丧父，遭遇人生一大不幸。母亲余氏决心育孤成人，将他送入私塾学习，第一课先生教识字，几天下来，黄席群一下子就认了100多个字，先生惊呼：“真是个神童啊！”于是，黄家出了个神童的事一下子就在家乡传开了。稍大后，母亲为他专门延请了一位老秀才教国文，自此，黄席群饱读诗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22年，黄席群进入九江同文教会中学学习，考试用英语试卷，他常常能考全校一、二名。
1926年，黄席群高中毕业，以8个学期连续第一的优异成绩，保送进入国立金陵大学文学院，专修历史，辅修国文。该校实行美式通才教育，除修主辅课程外，还必须选修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教师多为外国人，全都用英语讲课。黄席群凭着良好的求知环境和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使自己成为一个饱学之士。1931年春，他从金陵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同时授予文学士学位。1934年，他又在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中国史一年，回到母校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任讲师兼秘书。
抗战期间，黄席群以良好的国文和英语功底，进入国民党通讯总社任职。由于他的业务能力出类拔萃，1946年晋升为编译部主任。由于家中人口多，黄席群还得在外兼职挣钱，每天用半天时间干完中央通讯社的工作，再到美国新闻处干半天，有时甚至不止一处兼职，方多挣一点酬金补贴家用。这样自然苦不堪言，但也确实使他受到了锻炼。
在中央通讯社期间，黄席群最难忘的一件事是编发抗战胜利消息。1945年8月10日下午，他接到日本同盟社英文急电：日本天皇裕仁接受同盟国要求，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重庆，黄席群是最早获知这一喜讯的少数人之一，遂以最快的速度译成中文，发出号外，并以电话向各方报喜，不一会儿，大街上鞭炮声响彻重庆。黄席群说，当时的欢愉之情，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
194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张治中将军率代表团到北平同共产党和平谈判，黄席群因中英文俱佳，被时任水利部部长、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钟天心选作代表团的英文翻译，并奉命起草了一份给中共的电文：“请贵方速派代表进行谈判，否则内战的责任由贵方负之。”后因中共方面拒绝钟天心作为和谈代表，黄席群的随员身份也随之作罢。
国民党政权撤离大陆前夕，中央通讯社安排他去台湾。黄席群回忆说，当时他育有8个女儿，但只准他和妻子带两个大女儿去，让他将另外6个小的留在大陆，留足生活费，托亲戚们照料，说过一两年国军就打回来了。他不想骨肉分离，再加上获悉父亲的生前好友陈叔通已到解放区共产党方面，遂当机立断留了下来。陈叔通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49年2月，黄席群离开中央通讯社，返回九江，进入儒励女子中学教书，在故乡迎接了新生政权。
盛彤笙是黄席群的表弟，对他的才华十分了解，学院其时正好缺少英语和国语教师，当得知表哥没有跟随国民党撤往台湾时，盛彤笙立即发电报邀请他来兰州。1951年2月，黄席群携家带口踏上了西去的火车，来到兰州小西湖的兽医学院。从此，就终生生活在大西北这块土地上。
进入国立兽医学院的黄席群，被聘为副教授兼院长办公室秘书，承担了讲授英语和国语两门课程。以他的才华，无论授国文、教英语、办文案，均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他的英语课程设计合理，井然有序，语言优美，语音流畅，再加上漂亮板书，讲课极受学生们的欢迎。同时，他还兼任兰州大学的英语副教授。后来学习苏联，大家突击俄语，十分吃力，唯独他触类旁通，一天可记上百个单词，很快又掌握了俄语，担任俄语教师，反过来辅导大家的学习。他甚至能与各科的教师们合作，翻译了200多万字的家畜寄生虫学、兽医内科学、兽医产科学的俄文教材。
可惜好景不长，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因在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等历史问题被调离教学岗位，到学校图书馆工作，虽然允许他翻译书稿，但不许本人署名。
1957年，厄运再度降临。党中央号召全国各界帮助共产党整风，黄席群担任了校鸣放委员会委员。因言论和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中级别最高的“极右分子”，在农场管制劳动。《甘肃日报》还点名对他进行了批判。1958年8月，学校宣布：“省委通知，黄席群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他将家小送回九江老家，自己背着一只箱子，到酒泉夹边沟劳改农场。这一天，是1958年8月10日。
夹边沟劳教农场隶属于甘肃省劳改总局，在酒泉城东北约30公里外的一片浩瀚的沙漠之中。1957年底以后，开始作为右派分子的劳动改造之地。黄席群来到这里时，已近50岁，每天挖排洪沟排碱，这对一个从来没有干过重活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而且每顿只有3两馍，所以别人一天能挖七八方土，他只能挖一方。挖野菜别人一天挖几十斤，他只能挖一斤。别人每月能拿5角至2元不等的工资，他却拿不上一分钱。幸亏两个大的女儿大学毕业有了工作，为家庭分担起“大养小”的任务，否则，一个嗷嗷待哺之家，真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不特如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还经历了数次惊险的生死劫难。
一天半夜，管教干部通知他们将一辆陷在河里的汽车拉回来。返回宿舍时，黄席群突然掉进一口没有遮盖的井里，幸亏他慌乱之中用手抓住了井边凸起的一块砖，人们才将他拉了上来，否则掉下去就没有命了。
还有一次是他外出劳动时，在大漠里迷了路，转来转去一直找不到场部。天渐渐黑了下来，外面野狼很多，要是再走不出沙漠，碰上饿狼就完了。这时，他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上，正在慌不择路之时，远远看见一线灯光，循光找去，有个教室，他连忙进到里面，在椅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场部，同宿舍的人对他说：“我们还以为你被狼吃了！”那个年代，狼吃掉又能怎么样？
一次在外面翻地，中午饭每人一个小馒头，有个年轻人饿得慌，向他讨要，他分给了半个，饿着肚子又干了半天。回来后排队点名，他忽然晕倒在地，别人以为他死了，这种事情过去经常发生，可谁知过了一会儿，他又自己爬了起来。
1937年在武汉时，有个算命先生为他算过命，说他“大树落叶，不伤根木”。谁知倒真灵验，几次到了鬼门关都没有进去，一年多以后，否极泰来。1959年7月，中央命令抢救高级知识分子，甘肃农业大学的黄席群、兰州大学的副校长陈时伟、西北民族学院蒙古史专家谢再善三人点名受到照顾，被调到干部灶吃饭。黄席群还被安排看守图书馆，以后又调到酒泉城里的新生机械厂，帮助翻译英文科技手册，写写简报和黑板报，每月还有32元的工资，这使他暗自庆幸。否则，在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像他的身体状况，肯定葬身沙漠。要知道，当年关押在夹边沟的3000多名右派，死在那里的就有一半多！
1961年初，黄席群从夹边沟返回兰州，在甘肃农业大学的文印室工作，刻蜡版，印教材，一月25元的工资，多少能补贴点家用。清贫一点倒没什么，想不到在1962年，与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料理后事的200元钱都是盛彤笙支援的。中年丧妻，他又遭遇了人生的一大不幸。
20世纪30年代，黄席群在江西庐山教书时，遇上有个名叫何降生的华侨，为他批了一个本子，结论是“晚景尤浓”。当时也没有在意，以后回想起来，还真让他说对了。
1963年，黄席群进入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担任大学四年级的英语教师，他流利的英语令学生倾倒。每月32元，别人说他是干的教授的活，拿的是工人的工资，但他珍惜眼前的这一份工作，干得非常认真和卖力。
谁知命运再次又和他过不去，“文革”中，他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以后，造反派干脆将他头衔中的“历史”二字取掉，直接按“反革命”对待。后来又被下放到西北师范学院靖远干校劳动了8年多，终于在1979年迎来了命运的转机，中央作出决定，所有右派分子一律改正，他“不摘帽子，死不瞑目”的愿望总算实现了。在西北师范大学，他担任的课程有基础英语、语法、泛读和英国文选等，研究生的英语课也由他讲授，他还负责出国人员培训班的英语教学。1981年他才被评为教授，这年他已72岁。幸亏当时还没有60岁退休的规定，否则，这个英语大家也许终生就是个副教授。
晚年的黄席群才迸发出灿烂的光华。1987年78岁正式退休后，受北京商务印书馆委托，他先后校译了三本专著：《美国的历程》，约113万字，1988年出版；《英国现代史》，52万字，1990年出版；《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74万字，与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合作，1993年出版。同时，还校译《英国现代史》等多部著作。商务印书馆的责任编辑周颖如女士见稿时十分惊讶地说：“想不到西北还有这样的人才！”其中《美国的历程》一书填补了我国目前美国通史课本的空缺，获得甘肃省教委1988—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后，又校译了《夹缝中的六国》，约40万字，是保、捷、匈、罗、南、波六国1815年至20世纪30年代的一部详尽的政治史；《现代世界体系》（上册）约15万字。
黄席群含辛茹苦哺育的8个女儿，个个争气，她们都是姊妹间相互拉扯大的，其中7个上了大学。之后她们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女儿们生育了15个外孙，其中有12个男孩。晚年儿孙绕膝，后辈孝顺，尽享天伦之乐。1999年九十大寿时，他自撰一联祝寿：“又是一年春草绿，力争百岁夕阳红。”真是上天眷顾，他的这一美好愿望，在社会和后辈的关爱下，加上他的宽怀处事，也真的实现了。
2009年4月22日，黄席群在兰州去世，享年101岁。
民国三十五年秋，政府以西北畜牧生产事业，有待于兽医科学者綦伙，乃于兰州创立兽医学院。俾肩兹重任，国步方艰，疮痍未复，库帑弥绌，而中间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其遭遇之艰厄，方之国内外大学，殆罕其俦。
———盛彤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