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盛彤笙在阐述国立兽医学院的“十大信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要用艺术的态度去欣赏环境的曲折。环境之艰苦处即是曲折处，亦即是兴味处。如世态有炎凉，人情有冷暖，有时一事之来如迅雷震耳；有时一物之去如云散天晴，若能以艺术的态度去欣赏，则任何困难的环境都可以视作一篇惊险的小说，一首委婉的史诗，一幅幽邃的图画，一章哀怨的乐曲，不独不觉其苦，反而可以算是人生愉快的经历。如‘颜回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就是最能以艺术的态度来欣赏人生和克服困难的例子。”
历史仿佛要考验他一样，现在他也遭遇了“反右”、“文革”这种人生逆境，他将如何应对“环境的曲折”呢？
1969年，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兽医部分与中兽医研究所合并，成立中国农科院兽医研究所，盛彤笙随之来到了该所。他一开始在所里的第六研究室，也就是传染病研究室负责，不久，又调到情报资料研究室任研究员。作为一名终生勤奋的学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恶劣环境中，他也一刻不停地学习和研究，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文革”期间，尽管关“牛棚”，挨批斗，盛彤笙想得更多的，还是兽医事业的发展。他考虑到1959年翻译的胡提拉的著作有点过时，又开始了翻译东德贝尔等合著的《家畜的传染病》一书。这部书实际上是《家畜传染病学》的续编，约80万字。在“文革”那人妖颠倒的年代，一个受批判、作检查的“右派”的著作是不可能面世的，一直到1981年，才正式出版。
兽医研究所情报资料研究室是搜集、管理、利用中外文内部期刊、资料，为科研工作服务并积累文献资料的机构。应所内各研究室的要求，盛彤笙代译英、德科技文献资料共约120多万字，供科研工作参考，其中一部分在兽研所编辑出版的《兽医科技资料》上刊载，为全国的兽医工作者提供了最新的参考书籍和信息，这在思想禁锢的年代，的确意义非凡。他的书稿因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字功底、流畅的文笔为出版家和同行称道。曾经担任《中国兽医科技》《中兽医医药杂志》主编的杨若研究员回忆说：
“先生对工作极端负责，不容有丝毫差错，他所撰写的文章，均结构严密，观点清晰。20世纪70年代我在兰州兽医研究所负责编辑书刊杂志的工作，收到的稿件有些虽然可用，但有的很不严密，疏忽、遗漏之处颇多，须反复查证、修改。而先生提供的稿件，均言之有据；且文字优美，字迹清楚、端正，基本上可按稿付排。他编写的信息资料，多能切中科研工作的关键，并具有启发作用，其中有些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翻译国外科技资料的同时，盛彤笙还有意识地注重收集免疫学和流行病学两个方面的资料，准备晚年编著《比较免疫学》和《比较流行病学》两本书的素材，作为自己的收官之作，可惜这些资料全都毁于1978年的一场大雨而未能如愿。
坎坷的岁月，不公正的待遇，没有动摇盛彤笙对祖国、对事业的赤诚。每当同事们为之鸣不平时，他却说：“一切荣辱均属身外事，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对得起国家和人民，对得起知识分子的良心。”所以，只要对事业有利的，他都不计个人得失，尽自己的努力做好。
“文革”后期，研究所的许多科技人员多年来疏于外语学习，不少花钱订购的珍贵外文期刊闲置，无人问津，盛彤笙就译成中文供大家学习。考虑到许多科技人员对国外兽医科学研究动态及新技术、新方法缺乏了解，对今后承担国家研究项目极为不利，经他倡议，所里出面举办专题讲座，由他给科技人员讲授国外几种重要期刊的权威检索方法，所里重视科技情报工作的气氛日渐浓厚。
即使在跌入人生谷底时，盛彤笙仍泰然处之，没有消极，还在为青年成长付出心血。他指导年轻科技人员申请研究课题，亲自修改申请报告；为青年科技人员作广泛的咨询，查找资料，解决了课题中的关键问题，即就是当年批斗过他的人们也不例外，使大家受益匪浅。而且往往是一谈到学术方面的问题，他好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有人感叹道：“盛先生学问广博高深，应当主持国家攻关课题，如今却做了一个代写书信的高级测字先生，太可惜了！”
兰州中兽医研究所研究员苏普女士回忆说，她当年接受了“马流行性淋巴管炎免疫”课题的研究，其中疑惑甚多。正好盛彤笙的情报研究室与她的研究室相邻，她怀着崇敬而又不安的心情向昔日的老院长请教，盛彤笙对这种有害真菌了如指掌，和颜悦色地向她讲述了这种病原菌的形态、特性、培养条件、分离要求以及淋巴管炎的防治措施、国际上的研究动态等，并特别强调分离菌种对培养基的要求非常高。这一番话语透彻明确，犹如醍醐灌顶，她极为感慨地说：“一个好老师胜过万册书。”
还有一次，苏普女士撰写了一篇《展望现代生物医药学的前景》的综述，拿给盛彤笙审阅，他看得很仔细，并在稿件上批注：“生物化学是关于生命的化学，或者说是关于生命的化学本质的科学，涉及范围很广，现代科学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分子生物学，是现代生物化学的前沿科学，也是医药学或兽医药学不可缺少的学科，国外很重视该学科的发展。”这些话语，可谓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令人感动的是，他还在稿件的最后用英文写了一句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名言，勉励她“要奋斗、要探索、要发现，而不要屈从”。
1968年，中兽医研究所的赵荣材等几个青年科技工作者承担了筹建兽用化药合成实验室和兽医新药研究的新任务，这本没有盛彤笙的事，但当他们向他请教时，他热情地给予支持，一再说：“兽用药物研究、制造在我国还是空白，兽用药主要来自人用药，没有兽医部门自己的药物，我是搞兽医微生物的，通过帮助你们查阅药物文献资料，对我也是很好的学习和补充，我一定尽我所能，提供文献资料方面的帮助。”1969至1972年，盛彤笙频繁出入图书馆、情报资料室，定期地、不间断地向课题组提供国外最新研究和应用方面的资料。他还鼓励说：“年轻人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就一定会在兽药研究方面有所作为。兽医兽药不能分家，但兽药是我国兽医领域空缺的学科，通过你们的努力工作和多年积累，一定能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兽药事业。”当时兽研所正在进行口蹄疫的新化学灭能剂的研制，他发现德国最近报道一个新灭能剂叫“BEI”，毒性小，灭能和保护免疫原性效果好，应用方便，就译成中文送到课题组，为后来将BEI灭能苗成功制配，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帮助。
赵荣材后任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农业部新兽药工程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动物药品研究会副理事长。
1973年，我国长江中下游一些省的养猪场和生猪转运站爆发了一种猪的发热性、接触性传染病，其特征为猪蹄部皮肤或鼻部及舌黏膜发生水疱，一时波及全国25个省市区，给养猪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当时曾将它命名为“猪疑似口蹄疫病”。盛彤笙一开始就密切关注与此病相关的各种信息，以他作为一个微生物学家判断，认为将其定性为口蹄疫值得商榷。他查阅了大量国外文献发现，1966年欧洲的意大利、英、法等国及亚洲的日本和我国的香港，陆续发生过类似猪病，并初步认为是由一种肠道病毒引起的新的猪传染病。他便立即翻译了《由一种肠道病毒在猪所致的口蹄疫症候群》《英国猪水疱病流行的初步研究》《香港猪的一种水疱性疾病与口蹄疫的鉴别》等译文，发表在《兽医科技资料》上，对兰州兽医研究所有关人员的思路和研究方向，起到了启发、指引和推动作用。经与北京大学生物系专家的协作研究，终于查清了是一种新病毒，并正式定名为“猪传染性水疱病”。1995年，兽研所成功地研制出“猪传染性水疱病组织培养弱毒疫苗”，对防治我国猪水疱病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就是在这种平时的接触和求教中，盛彤笙以他渊博的知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为青年人树起了一座丰碑，教他们既做学问又做人，使他们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受益无穷，成果丰硕。
世界上只要有植物生长的地方，无不能养牲畜，发展畜牧业。换而言之，畜牧业应当无所不在之意也。
———盛彤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