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实，是为人处世的最宝贵的品质之一。以诚立身，虽然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吃亏，甚至会得罪某些人，但从长久来看，必然会得到人们的信赖与尊敬。
《论语·学而第一》中录了曾子的一段话。曾子说：“我每天再三反省自己：替人家办事没有尽心竭力吗？与朋友交往不讲信用吗？老师传授的学业没有用心复习吗？”曾子所反省的这三件事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件事，即反省自己有没有违反“诚”这一准则，即对自己，对他人是否诚实？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诚实，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的可贵品质，是做一个君子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正因如此，高允以诚立身，深为人们所赞许。
魏世祖太武帝时，高允与司徒崔浩奉命一同著成《国纪》。高允精通天文历法，在著述过程中，经常匡正崔浩的谬误，令人叹服。当时，有著作令史闵湛等人乖巧奸佞，见崔浩注释的《诗》、《论语》、《尚书》、《易》便上奏章，说马、郑、王、贾所注述的《六经》疏漏谬误之处很多，不如崔浩所注精微，因而请求将这些在境内流行的各家注述书籍统统搜集收藏，颁发崔浩的注书让天下人学习，同时请求世祖赐命，让崔浩再注释《礼传》，以使后生晚辈们能够真正领会其中的义理。有人抬轿子大事吹捧，崔浩飘飘然不知所以。闵湛阿谀有功，崔浩心中有数，上表推荐闵湛，称赞他有著述的才华。不久，闵湛又怂恿崔浩将其撰写的《国纪》全文刊刻在石碑上，立于交通要道，求永垂不朽，并借以彰明崔浩秉笔直书的事迹。
高允听说后忧心仲忡，料知崔浩这样得意忘形必无好结果。他不无担心地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所作所为，恐怕会给崔浩宗族召来大祸，我们也很难幸免。”高允料事如神，不久，果然崔浩因撰写《国纪》触怒世祖，被收押在审。
此时高允在中书省供职，恭宗已被世祖立为太子，了曾由高允讲授经史，对高允很敬重，见高允因参与《国纪》的撰写也将受到牵连，就设法救助。他派东宫侍郎吴延请来高允，让他留在宫内，第二天，恭宗奏明世祖，命高允陪同自己进宫朝见。到了宫门口，恭宗说：“你我一同进见至尊，进去后我自会为你疏导，至尊如果询问，你只要依我的意思回答即可。”二人进宫面见世祖，恭宗小心翼翼地说道：“中书侍郎高允一直在臣宫中，与臣相处多年，一向小心谨慎，臣对此十分清楚。他虽与崔浩共事，但位卑言轻，受崔浩制约，责在崔浩，请赦高允不死。”世祖召高允进前问道：“国纪》是否皆为崔浩所作？”高允答：“太祖纪》为前著作郎邓渊所撰，《先帝纪》及《今纪》，臣与崔浩同作，但崔浩综理全面，事务繁杂，虽是共撰，其实不过总审裁断而已。至于书中注疏，臣所做多于崔浩。”世祖闻言大怒：“如此说来，你罪更甚于崔浩，岂能放你生路。”恭宗见世祖发怒，马上插话解释辩白：“父皇息怒，高允乃一介小臣，恐惧迷乱以至语无伦次。臣过去曾详细查问，高允都称《国纪》为崔浩所作。”高祖再问高允：“果然如太子所言？”高允面无惧色，从容作答：“臣才疏学浅，著述多有谬误，有违圣恩，又触怒天威，臣已知罪，罪该灭族。臣死在即日，不敢胡言妄说，欺蒙圣听。太子殿下因臣随侍左右讲授经学多年，可怜臣下，故极力为臣请求宽免，其实殿下未曾问臣，臣也无此言。臣如实奏报，不敢隐瞒。”世祖听罢，怒气顿消，对恭宗道：“真是直言不讳！这也是人情所难，临死而不巧语饰过，岂不难哉。且为臣不欺君，告朕以实情，真是忠贞之臣。虽然有罪，也可宽免。”于是，高允得到了赦免。
世祖随即召来崔浩，命人请问。崔浩惶恐迷乱，不能应答，哪似高允事事申说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这下世祖愈发恼怒，命高允拟写诏书，将崔浩以下、僮仆小吏以上共一百二十八人均满门抄斩，株连五族。高允受命草拟诏书，但他迟迟不肯写。世祖频频派人催问，高允请求再进见世祖，说明情况，然后才好拟诏。世祖应允，高允面奏说：“崔浩获罪，若另有罪状，臣不敢多言，但若仅以此事论罪，罪不该死。”世祖一听，勃然大怒，命待卫将高允拿下。恭宗只得再次上前求情，世祖道：“不是此人劝谏，更要致死数千人。”恭宗与高允再不敢多说，拜谢退下。崔浩最终仍遭灭族灭门之祸，崔浩僚属僮吏也都被处死，但仅止于本人，不累及妻子儿女。著作郎宗钦临刑前，想起高允当时的预言，长叹一声：“高允有先见之明，简直是个圣人啊！”
事过之后，恭宗曾责备高允说：“做人应知道随机应变，否则多读书又有何益。当时我为你安排导引，你为何不依我言行事，以至触怒圣帝雷霆万钧，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高允当时何尝不明白恭宗的一片苦心，但他自有一番道理，此时才告之恭宗：“臣是一东野凡夫俗子，本无意做官，不想被朝廷征召，沐浴圣恩，在中书省为官。自思多年来尸位素餐，枉享官荣，妨碍贤良，心中每每不安。至于说到史籍，应为帝王言行实录，是将来的借鉴，今日借此可以了解过去，后代借此可以知晓今朝，因此言行举动，无不一一记载，为人君者自然对此分外审慎。崔浩世受皇恩，荣耀一时，而辜负圣恩，以至自取灭亡，崔浩其人其事，确有可非议之处。崔浩以平庸之才而承担栋梁重任，在朝内没有忠诚正直的节操，退归没有雍容自得的称誉，私欲吞没了清廉，个人好恶掩盖了正直与公理，这些应是崔浩的罪责，至于其记载朝廷起居之事，评论国家政事得失，本是撰写史书的惯例，并没有过多违背。臣与崔浩共撰一书，同担一事，亦是事实。死生荣辱，不该有别，依理而言，臣不应有所特殊。今日获免，由衷感激殿下再生之恩。臣违心苟且求免，并非臣之本意。”高允一席话掷地有声，恭宗听罢，为之动容，又连连慨叹。
总观高允言行始终表里如一，言行不二，不做投机取巧、阿谀逢迎、苟且求生的勾当，以忠直坦诚为其立身准则。人生在世，难得的就是这个“诚”字，更难得的是遇有风浪，生命攸关，仍能不变本色。封建时代，官场多是名利场，为争权逐利，为谋取高官厚禄，尔虞我诈，互相攻许倾轧；而吹牛拍马、巧言令色、欺上瞒下、八面玲珑，在官场上更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高允身在官场几十年，不管风云变幻，不计利害得失，坚持以诚立身，教人以诚，待人以诚，实属难能可贵，也使他赢得了上上下下的信赖和尊敬。
